今年经济发展将受三大因素约束
新闻视点:九届上海市委十七次全会上指出，推进科学发展要有“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决心和勇气”，这句话如何理解？
胡晓鹏:转型不易，决心和勇气之外，信心也很重要。如何成功转型，既是个尖锐的理论命题，也是必须及时解答的现实问题。
在今天的上海，土地、劳动力等早已不再具备继续利用的可能，商务成本的不断攀高使上海既有的发展模式逐渐走向了历史尽头。上海的经济发展必须减少对重化工业的依赖、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对房地产发展的依赖、对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
尽管上海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尚在形成之中，也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比如服务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难以迅速完善，也无法立即带来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但应该说，上海前几年的实践和努力，已经在转型发展上积累了一定经验和底气，比如重化工在全市工业比重持续下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年提高，只要全市人民形成共识，咬紧牙关，鼓足干劲，就能实现上海在发展之路上的再一次新跨越。
耐住寂寞“培育环境”，最终目标是提升城市功能，汇聚全球要素
新闻视点:2011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2012年如何在过去一年的基础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尤其是发挥好上海开放的优势，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在转型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与职能会面临哪些转变？
胡晓鹏:无论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建设人才高地，都有其成长发展规律。短短两三年内就要求看到显著成果，这恐怕不大现实。因此，先要耐得住寂寞，投入几年时间培育良好的环境。对于许多跨国企业和国内高端企业来说，今后吸引它们落户的，就是环境，包括较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增值税改革“重大机遇”，做大服务业规模，更要提升结构能级
新闻视点: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是上海在2012年的重大机遇，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晓鹏:从2012年1月1日起，上海在交通运输业和包括研发及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等部分现代服务业，率先实行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此前，国家针对服务业的营业税是按营业收入全额征税，而针对工商业征收的增值税是按产品销售额扣除外购原材料和设备价值的增值额征税，因此这项改革试点对于很多原本有“全额征收，重复征税”等税制问题的服务业企业是个重大利好，有利于促进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机构软化。
胡晓鹏:不可否认，税负减轻必然将推动上海的服务业做大规模，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服务业结构能级的提升。从上海服务业发展的态势来看，服务业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已经超过60％，其中以生产性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超过70％。但仅以手机维修业为例，在上海数千家的维修服务企业中，服务内容基本是相似的，几乎都是更换零部件、检测等低端服务内容，至今尚未出现一家以部件配送、技术标准制定、价格发布为核心服务内容的高端维修企业。这种案例同样存在于汽车维修服务行业。
我们知道，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真正转变，不仅仅意味着服务业的规模提升，更在于服务业的结构能级提升。在实践中，要防止产生类似于工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后，还需要在服务业能级提升方面继续配套跟进政策，考虑怎样加快促进低端依附型服务业转向高端自控型服务业、加速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转向高技术服务业。
抛得失探讨“大胆命题”，应思考在“微笑曲线”上的位置
新闻视点:综上可见，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需要“逐个突破体制机制等障碍的坚韧毅力”，否则不可能成功。
胡晓鹏:构建国家价值链(NVC)从被锁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突围，这在理论界也是一个大胆的命题。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上海在“微笑曲线”上如何定位？我想可否先从长三角一体化中摸索道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上海的现代服务业不应仅仅体现在服务于上海的能力，还应该表现为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能力。要切实提高这种能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战略基点和实施方略就不应该仅仅追求上海地区内的共生能力，还应当与周边区域形成良好的服务业共生关系。放眼国际，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的现代服务业，无不是通过对城市周边、所在国乃至邻近国家提供服务，才发展成为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
来源：《解放日报》2012年1月4日
胡晓鹏：上海“十二五”率先转型从何突围
上海在“十二五”期间将从有形的中心向无形的中心、从资源性的中心向知识型的中心、从离散型的中心向网络型的中心方向发展。为此，必须要对各种可能的挑战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并做好充分准备。如果未能在解决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上取得突破，没有抓住产业技术革命的方向，上海或将丧失整个城市发展的领先地位。
“十二五”时期，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同时调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上海无论在城市形态和功能方面，还是在城市发展条件和发展目标方面，都将逐步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具有复合特征的发展阶段。
具体来看，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功能将全面提升，其特征是逐步从有形的中心向无形的中心、从资源性的中心设向知识型的中心、从离散型的中心向网络型的中心方向发展。而且，对上海而言，传统资源依赖型的工业化道路已不能再继续，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快速进入新型工业化和经济服务化的新阶段。当然，在力图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会较以往被更加重视，改善民生、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将得到显著提升，所以，社会协调发展也是上海“十二五”时期的一个重要阶段特征。
结合当前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笔者以为，上海在“十二五”时期有四大发展机遇不可忽视：
首要的机遇来自于上海自身，即“世博后”效应。 “世博会”结束后，“世博后效应”将在“十二五”时期加速释放，其影响表现为：给上海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为上海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促进上海的国际文化交流，提升城市软实力；快速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促进城市功能完善；引导上海向高端发展，有利于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
从国内来看，来自长三角一体化的空间发展机遇和来自国家战略聚焦的政策创新机遇需要格外重视。前段时间，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在2012年至2020年间，长三角要建设成为我国亚太地区的重要门户、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和世界城市群。在此目标之下，“十二五”是集中力量攻克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体制缺陷和发展障碍的关键时期。而上海融入长三角的深度和广度将会快速，这有利于上海在长三角、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也有利于上海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优势，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吸引优质外资。不仅如此， “十二五”时期，上海更肩负着中央所赋予的率先转型的目标任务。按照上述逻辑推理，上海不一定能从中央那里获得多少资金支持，但极有可能再次得到国家战略聚焦下的政策创新机遇。
从全球角度看，全球产业洗牌所带来产业发展机遇，有可能从根本提升上海的产业能级。值得注意的是，本轮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正在掀起一轮新技术革命浪潮，以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新兴产业、高附加值产业为方向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趋势也将加速，这对上海先进制造业，尤其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抢占产业链条的高端环节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以“智慧地球”为引领的新一轮全球智能化将促进全球智能产业的扩张，这对于上海的电子信息与信息服务产业是一个利好消息，有助于加快推动上海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
但必须看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非一蹴而就之事，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还将不断显现。比如，按照目前的理解，上海城市发展需要经历两大根本性转变：一是发展目标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转向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全面发展的转变；二是发展要素将从土地和资本等传统要素拉动转向创新、创意等现代要素拉动的转变。但这两大转变并不能在“十二五”这短短五年里全面完成。因为前期促进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正在弱化，而新的动力还没有真正形成。比如，前期依靠工业投资和外资增长的动力日益受到土地、资源和环境的限制，而创新能力还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尚未发展成为主导动力；前期依靠对外出口增长的动力在危机后逐步萎缩，而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动力还受到劳动者报酬率过低的严重制约，内需动力尚在孕育之中；前期依靠传统工业（如钢铁、石化、汽车等）增长的动力严重遭受产能过剩的约束，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还大都还比较弱小，尚需进一步壮大。
不仅如此，仅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工业化时代的专业化、大批量、流水线式的模式没有根本改变，政府管理机构庞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缺乏创新，而且社会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依然是上海在体制改革上面临几个大的困境。而要想在解决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各级政府部门对体制机制和发展政策的评价基本维持自上而下的考核方式，缺乏自下而上的反馈和评价机制等难题上有所进展，有切实突破，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另外，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方向还不很明确。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技术等都有可能主导今后的产业技术革命，同时在国内城市竞争加剧等不确定因素下，争夺产业制高点日趋激烈。这给上海布局新兴主导产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与挑战，如果没有抓住产业技术革命的方向，上海丧失的，就不是一个产业，而是整个城市发展的领先地位了。
总之，上海想“十二五”要实现“率先转型” 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要对各种可能的挑战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并在事前做好充分准备，真正地担当起服务全国的重任。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发展机遇，也不能盲目乐观，能否有效地开启上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最终还是需要各级政府和市场主体以更好的理念在改革创新中实现转变。
来源：《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