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6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殷德生应邀来世经所做学术报告。会议由赵蓓文副所长主持，权衡所长和胡晓鹏副所长出席会议，世界经济研究所全体科研人员及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
殷院长演讲的题目是“一带一路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他通过对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地区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波动情况，从资本投入、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技能结构和资源约束等影响增长率的角度，揭示了城镇化差异对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他认为在我国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是突破“胡焕庸线”约束的重要因素，使中国突破东部单一出海口的地理因素限制，降低出海口数量对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负面影响，从而改善国内地区间收入分配的差距。
殷院长提出，在中国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加速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率相对放缓，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长期趋势。他通过采用现有成熟有效的HP滤波法以及考虑多种经济指标和外部冲击影响的多变量状态空间法（借助卡尔曼滤波对系统进行连续修正）分别测算了中国潜在增长率。测算结果显示，两种方式的估计结果呈现一致的变化趋势：在改革开放后的1983-1986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1992-1995年，以及加入WTO后的2005-2007年这三段时间内，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均维持在两位数水平。他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开始回落，在考虑要素冲击因素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幅度有所扩大，且近年来下降的速度明显加快。究其原因，要素冲击因素的影响取决于要素市场配置效率，要素市场配置效率低是制约中国潜在增长率的重要原因。
殷院长对国内省际增长率进行了分析。其一，省际潜在增长率与经济周期性波动关系显示，各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的总体走势显示，东部地区的波动幅度最小，中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波动幅度最大，西部地区波幅较小。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运行较其他地区更加稳健，抗冲击能力较强。全国产出缺口与省际产出缺口运行趋势相似，国家与省际产出缺口的波峰波谷出现的时间段相一致。在2000年之后，各地区出现了较长时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的高速发展阶段，这受益于中国加入WTO。其二，从省际潜在增长率与经济运行的长期变化趋势显示，1985年前后和1990年前后出现了第一次波峰和第一个波谷。东部地区在1995年迎来最早的第二个波峰，早于1998年前后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第二次波峰，而西部地区在此期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峰。经历2000年前后的回调之后，各地区在2006年前后又出现一次潜在增长率增长的黄金时期，其中东部地区率先达到新一轮的波峰，中部地区（包括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相对滞后2-3年。这一轮增长之后，各地区潜在增长率在2010年之后再次进入回调期，经济增长动能进入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其三，从省际潜在增长率与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收敛性显示，1997年至2002年左右的期间内，全国、东部和中部的潜在增长率标准差呈上升走势；除此之外，其余的时期，潜在增长率标准差总体处于下行趋势。这表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总体上是趋于收敛的，且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趋于收敛。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在20世纪80年代末下降到3%后，就基本上维持在1%到3%区间内徘徊。其波谷在1998年左右出现，波峰出现在2002年左右，而最近一次的波谷在2012年左右。其次，用Moran指数测算的中国各省潜在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显示，1995年至2015年间，各省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大致呈现出从东高西低向西高东低逐渐扩展的趋势，即高增长地区逐渐从东部集聚向西部集聚。
殷院长还运用计量模型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决定因素与逻辑进行了实证检验。假设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包括资本投入、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技能结构和资源约束，由此构建的模型结果显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均维持在两位数水平分别为改革开放后的1983-1986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1992-1995年，以及加入WTO后的2005-2007年。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增长开始趋缓，尤其是2012年以后，经济潜在增长率进入一个明显的回调时期。潜在增长率的回落与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全球化配置效率下降有着明显的关系。开放导致各地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收敛趋势，区域内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趋于收敛。中国各地区经济的潜在增长不仅具有时间特征，而且还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经济潜在增长具有区域传递特征，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延伸，离沿海地区越远，经济发展潜能的提升速度相对较慢，所以西部需要贸易与投资通道。经济潜在增长出现板块化特征，即形成了潜在增长水平相似的地区集聚现象，尤其是以城市群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区域间异质性凸显，所以西部需要城镇化。
同时他认为，中国存在的“胡焕庸线”，即东部43%的土地居住了94%人口，亟待通过发展中西部城镇化实现均衡发展。从中国1930年代以来的人口比例、人口密度等指标的整体发展趋势看，“胡焕庸线”存在西移的情况。但是东西整体格局变化不大。而“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变化显示，“胡焕庸线”西北壁人口增长，居住带向西延伸，且线的两侧均呈现出人口向城镇集聚的特征，即城镇化率越高的地区城市容纳的人口比例越高。“胡焕庸线”的东南壁体现出的大地理范围和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高，而西北壁体现出小地理范围空间效率低，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尚未形成的格局。所以，“胡焕庸线”向西突破的关键是加快西部（西北壁）城镇化进程，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与胡线东南壁互联互通。从区域发展战略看，应该通过向东开放，实现东西联动，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向西和向西南的开放。
他提到，现有研究表明，与需求地或者供给来源地是否邻近，或者是否接近技术知识的发源地都将影响区域间的收入差异。所以地理因素的第二性质也会显著影响地区间收入水平的差异。殷院长通过选取1991年至2008年间中国、美国、日本等28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其中包含了岛国、多面环海、单面环海、内陆国家等各种形态。通过测算这些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海岸情况、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贸易占GDP比重、100万人口大城市占总人口比重和每万平方公里国土中的铁路长度等变量建立计量模型。模拟结果显示，一个国家沿海方向（出海口）、教育占比、与该国基尼系数呈现负相关；大城市的发展与基尼系数正相关。因此，大城市的过分扩张将带来基尼系数的提高，需要促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最后，殷院长认为，在中国海岸线只分布在东部沿海（只有东部有出海口）纯地理格局下，一个地区的要素收入与其到海岸线的距离呈反比，离海岸线越近，要素回报越高。中国沿海地区的高城镇化水平是其与内陆城市的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西向战略，将打造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新“海岸线”，改变原来东部单一“出海口”的格局，不仅能够提高胡焕庸线西北侧的要素回报，进而吸引要素流入和集聚，而且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但是，一带一路战略要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相结合，共同作用促进要素东西双向流动，缩小东西地区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开放程度和开放举措。潜在增长率的回落与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全球化配置效率下降有着明显的关系。开放导致各地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收敛趋势，区域内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趋于收敛。经济潜在增长具有区域传递特征，离沿海地区越远，经济发展潜能的提升速度相对较慢，所以西部需要贸易与投资通道。经济潜在增长出现板块化特征，即形成了潜在增长水平相似的地区集聚现象，尤其是以城市群的形式表现出来，说明西部需要加大城镇化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