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期待新发展周期——《2017年世界经济分析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出席会议并致辞。报告负责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权衡研究员发布《报告》核心内容。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胡晓鹏研究员主持会议。
王战指出，在过去一年里，有太多始料不及之事，我们见证了英国公投脱欧、印度废钞、土耳其政治转向、韩国总统闺蜜事件，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等一个又一个“黑天鹅”事件，这些事件概率虽小，却影响巨大，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的艰难。
2017年，世界经济将呈现怎样的走势？对此，王战引用《报告》说，七大因素和变量将对今后世界经济走向产生影响：其一，全球政策分化不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其二，民粹主义兴起将导致全球化进程受挫；其三，美国新总统上任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其四，美元加息可能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其五，投资贸易规则碎片化将带来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其六，难民危机将进一步挑战欧洲经济增长前景；其七，石油价格上扬增加了全球经济恢复性增长的新的变数。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张幼文研究员、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研究员、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教授就《报告》内容进行了互动交流。
解放日报社党委副书记周智强，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干春晖，摩根斯坦利中国区副总裁、宏观经济分析师章俊，普华永道资深经济学家赵广彬，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孙福庆，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前所长杨建文等学者就“2017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2017年影响世界经济中的中国要素
《报告》认为，2017年全球经济仍将维持低增长和弱复苏状态，短期内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2017年、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3.18%和3.24%，增速仍旧十分缓慢，尚难达到2008年前10年的平均增速。短期来看，全球经济增长已陷入“大衰退—低增长—低利率—低物价—低回报—低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低增长—低收入—低消费”的“自我低增长循环陷阱”。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增长实质上已进入上一轮长周期的衰退阶段，未来可能还有15—20年的衰退期。
干春晖建议从全球科技进步和产业技术角度来看待当前世界经济的“慢”步前行。他指出，汽车、电、火车、飞机这些发明都是在1940年之前完成的，从技术角度来看，1970年以后，全球技术处于一个相对大停滞阶段。而互联网技术出现，预示着新技术发展周期开启，目前我们指望着互联网、新能源、大数据及共享经济能快速带动经济增长尚存在不足，但我们回望过去经济增长，一轮新技术带动一轮新的产业发展，从而带动一轮经济增长的周期确实存在。为此，当今发展的周期正契合新产业技术分析得出的理论，同样，这个理论与长周期理论亦不谋而合。
世界经济由第五长波向第六长波过渡，与我国经济发展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转向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转换并行交织、相互作用。《报告》认为，要把中国经济发展大转型与世界经济长周期转换结合起来，全力抢占世界发展第六长波繁荣周期的战略制高点和先导权，让世界第六长波助推中华民族复兴，让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新发展助推世界经济第六长波新繁荣。“中国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契合世界经济新一轮长周期发展的需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周期转化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因素和中国作用应该是积极向上的。”权衡表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经济新周期的转换和孕育阶段，经济全球化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报告认为，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不仅为全球经济走出危机阴霾、实现强劲复苏和持续发展提供了崭新思路，更是在逆全球化潮流下，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例如，“一带一路”的引领效应充分体现在中国与中东欧合作之中。报告显示，1996—2015年中国与中东欧16国间的贸易保持平均20.70%的增长，尤其2011—2015年的年均增速高达153.08%。此外，双向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明显，其中桥梁、电站、高速公路等项目进展顺利，我国对中东欧16国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一直呈现高速上涨态势；金融领域合作不断加强，中方倡议各方探讨设立16＋1金融公司、“互联网电商＋融资”的新模式，支持在中东欧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加强中方金融机构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地区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交流合作。《报告》认为，在“一带一路”的引领下，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有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板块和新亮点”。
章俊指出，除美国以外，中国是最大的制造国，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中国贸易可以转向消费。也就是说，可以通过中国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借助人民币国际化为全球提供人民币流动性，从而驱动全球经济增长。
2017年影响中国经济的世界因素
权衡指出，中国经济跟世界经济处在一个非常紧密的深度融合的阶段，这种情况下，使我们不得不把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放在一起来观察。也就是说，当中国经济也成为一个重要影响因子之后，就不能简单地仅仅将世界经济视为一个“外部环境”了。
在张幼文看来，虽然中国未来需要也仍然会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但在今后若干年内，更应注重通过国内的创新和改革来营造动力。过去依靠外部投资拉动增长和出口的模式亦已告一段落。在全球化过程中，过去是机遇大于挑战，今后可能是挑战大于机遇。若在这个前提下考量中国经济的对策和发展战略，应更多注重国内市场开发，技术创新及实现产业创新，积极推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
如何应对当前世界经济的逆全球化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绕不开的话题。潘英丽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当中，中国在改革方面应找到一种新的突破，使中国不仅能从全球化当中得到更多利益，而且要让中国全球化利益的分享在国内形成普惠机制，以此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需要什么？”殷醒民表示，当今中国需要科技、资源和市场。通过全球化，给中国带来新的科技，中国从国际市场得到铁矿石、电解铝、铜等资源，通过中国的劳动力变成产品向全球销售。如果是这样一个格局，中国可以扛起全球化大旗。同时，另一个思路也值得思考，就是把中国建设好，把14亿人口的中国推向发达国家水平，发展空间也很大。
徐明棋提出，全球化不能说是逆转而是处在低潮，因为全球化本身有三股力量推动，一是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所推动的全球化过程，这是客观存在的；二是降低成本，拓展市场的经济动因，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重新调整布局；三是金融资本在全球推动金融全球化。
“其实现在既不是全球化也没逆全球化，而是再平衡的过程，是跨国公司重新绘制全球版图。”周振华说，2008年到现在，这种再平衡以一种隐形的方式表现出来，特朗普上台后，无非是把这种再平衡显性化了，是一种显性化的再平衡。2017年新兴经济体可能触底开始回升，但这与特朗普新政关系密切。例如，美国加息到底加一次还是加3次，甚至加4次，这不仅对美国，对新兴经济体、全球经济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中国需要理厘清思路，做出准确的战略决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