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来自于“左”和右两种不利于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思潮，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南方谈话”以来中国的迅猛发展证明，正是因为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了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有效释放，综合国力得到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显著提高。
在实现了20年的飞速发展以后，今天在思想观念上影响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已经不是当年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怎样正确认识发展成果与效益的问题。研究表明，“三个有利于”也是我们今天在新的发展阶段上选择发展战略与政策的依据与标准。
20年来，我们突破了旧体制的障碍，通过改革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发展导向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我们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形成了世界出口第一、外资引进第二的开放型经济。总体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是发展成就的最集中表现。这一发展使我们摆脱了贫困，成为世界瞩目的最大新兴经济体国家。从一个经济大国向一个经济强国发展的道路已经起步。从社会生产力来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大，但经济结构依然落后，国内生产总值主要由低端产业创造，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尽管沿海地区发展起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并有较强出口能力，但大部分是由外商独资建立的，中国社会、中国资本或中国企业的生产力仍有待进一步开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是在新阶段上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核心，是战略选择与政策设计的重心。
在综合国力上，除少数领域外，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出口贸易竞争力。贸易竞争力又主要体现为价格竞争力而不是技术或品牌竞争力。科学技术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弱，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中的最大隐患和瓶颈被增长速度与总量规模所掩盖。在新的发展阶段，战略选择的核心与关键是如何在科技与产业创新等意义上提升综合国力。
来源:文汇报2012.01.16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发展的根本目的。20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容怀疑，但是也要看到今天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来源上的结构性问题。投资拉动、土地财政、资源消耗、环境成本和低端劳动等是国民收入提升的重要来源，其水平不仅相对较低，而且也不可持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不只是国内各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分工中如何获得更高收益。我们要从体制优化上提升外贸外资的竞争力，改变继续靠政策让利的初期发展模式。要改变用GDP等规模性指标检验发展成就的观念，更多用体现国民真实福利水平的指标作为发展目标。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所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精髓，“三个有利于”是在发展观上的实事求是，是我们应当在中国发展阶段的不断推进中需要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