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芳：外资“超国民待遇”终结引发的话题

外资“超国民待遇”终结引发的话题：

“拐点”之后看深层变化

在函数曲线中， “拐点”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拐点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在于它极有可能承续了一些更为明显的变化趋势。对于外资 “超国民待遇”的终结，我们需要把它放到一系列的 “变化”中去看。

相比一些诱人的政策优惠，外资更看重的是政策的连续性，政策背后的整个市场环境是否在不断完善，企业的合理诉求是否能得到及时的理解和回应。在未来，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森

嘉宾：金芳（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全球化经济研究室主任）

柳森：本月起，中国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制度。这被媒体形象地描述为：外企在税收政策上享受了三十年的 “超国民待遇”正式终结，似乎是一个具有 “拐点”意义的转折。对这种解读，您怎么看？

金芳：在函数曲线中， “拐点”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从整体数量关系的趋势曲线来看，究其本质， “拐点”只是无数量变中的一个呈现者。拐点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绝不在于它的前所未有或独一无二，而在于它更容易地被辨认出来，也极有可能承续了一些更为明显的变化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外资 “超国民待遇”的终结，我们需要把它放到一系列的 “变化”中去看。

众所周知，所谓外资 “超国民待遇”的由来，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在当时外资来源奇缺、外汇储备相当有限、出口额也很低的情况下，尽可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注重鼓励外资的大量流入，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但中国经济走到今天，我们面临的内外环境和自身发展现状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最终稳步实现内外资政策的统一，让所有内外资企业都能享受到公平透明的国民待遇，是WTO框架下受到普遍认同和遵循的国际规范。

事实上，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国务院已经着手逐步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中国加入WTO以后，包括“两税合一”、颁布 《反垄断法》和新《劳动合同法》、规范内外资并购等，都是希望将我国外资政策向内外统一的“国民待遇”循序渐进的举措。所以，具体到此次税收 “超国民待遇”的终结，它绝对不是一项孤立的政策转变，而是一系列调整之后的综合结果。未来，中国将根据不断变化中的内外情势，使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方法向更健康、更高质量的阶段提升。

柳森：不过，此次政策一经公布，仍可以看到一些外媒对中国投资环境变化的言论。据您观察，面对我国外资政策领域的调整，外资的敏感点一般体现在哪些方面？

金芳：长期以来，外资从中国给予的优惠政策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里的利益不仅包括税收上的，还包括凭借着自己的资金、技术优势，在中国市场上占据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战略地形甚至是垄断地位。当然，我们也从中收获了很多，包括一揽子资源和经济效应的全球转移。所以，这次政策调整以后，对外商利益有直接触动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那些高质量的外资，尤其是具有丰富全球市场经验的跨国公司而言，在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他们往往具备更长远的眼光和更灵活的应对能力。

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对外投资有所收缩，但到了2010年以后，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趋势，总体上对于中国的投资仍然被看好。就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来看，尽管去年年初开始我国外资流入量出现下滑，但自去年8月开始，我国已连续十五个月实现外资流入正增长。

对此现象，我们可以有两种解读。一是，事实上中国市场的诱惑力和竞争力，足以抵消我们之前一系列政策调整可能给外资利益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种，恰恰是在危机以后，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崛起以后带给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机遇和潜力。于是，外资在中国并没有放慢脚步，而是进一步加快、加大在华投资。

如今在对外经济领域，还出现一个有意思的新动向：以前一些跨国公司可能只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加工基地，但现在，中国已成为他们不可忽略的目标市场。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变革正在发生：一些企业已开始对自身的在华业务做重新布局和资源整合。包括一些制造型企业，也开始来华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务、开发在华销售渠道。如果说，以往一些跨国公司在华高科技研发活动只是为了让一些原有的技术产品能更好地适用于中国市场的话，那么如今，立足于中国市场需求的 “中国原创”正在出现。

所以，尽管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间的深度博弈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时有抬头，但种种现象表明，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对自身的外资竞争力失去信心。

柳森：在此情势下，除了将外资政策调整更好地与我们现阶段的国内发展目标挂钩，我们的对外经济政策还可以有哪些进一步的着力点呢？

金芳：国务院于今年4月13日公布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实际上就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在这个文件的第五部分，重点谈到了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我看来，这是有所针对的，也是我们下一步的着力点之一。

多年以来，尽管我们给了外商不少“超国民待遇”，但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成熟的外资企业，他们既不希望有太优惠的政策，也并不希望自己得到太多无助于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特殊照顾”。相比一些诱人的政策优惠，他们更看重的是政策的连续性，政策背后的整个市场环境是否在不断完善，企业的合理诉求是否能得到及时的理解和回应。像上海现在碰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一些服务业外资企业进来以后，在用人制度、工商归类、人员专业资质认定等方面，一时对接不到匹配的政策措施和相关的法律规范。其中，很多都是我们以往在服务于制造类外资企业时不曾遇到的新情况。因此，在未来，无论是在政策的制定和后续管理上，还是在服务意识、服务水平的提升上，我们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