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7日，由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联合主办的“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重大变化与发展趋势”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119会议室召开。来自全国世界经济领域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与会参加了讨论。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张幼文研究员做开幕致辞。张会长首先欢迎各位学者参加本次研讨会，接着从此次会议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危机的影响上看，张会长认为包括七个方面：一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危机影响深远；二危机凸显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三是危机后全球通货膨胀趋势恐难避免；四是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受到质疑；五是世界贸易体系受到冲击；六是危机影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投资方向；七是美元持续贬值将引起世界货币革命。张幼文认为，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是危机后世界经济研究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世界经济的增长结构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增量存量比重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二是世界经济的决策机制发生变化，全球治理问题逐渐显现；三是世界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四是全球金融体制发生变化。
之后，各位学者围绕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国际金融格局演变、产业结构调整态势以及国际贸易投资新动向格局等几大大主题展开讨论。
对于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金芳研究员认为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冲击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以美欧为首的全球创新体系遭到了巨大的冲击。第二个是全球化的原有体制遭到重大冲击。第三个是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地理形态和功能性关系的冲击。在这三大冲击下，世界经济增长格局、金融格局、贸易格局、投资格局、生产格局、协调治理格局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增长重心进一步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增长极更为多元；金融领域欧美银行业遭到重创，亚洲及新兴经济体银行地位迅速上升，国际外汇储备开始多样化；国际贸易领域新兴市场地位上升显著，逆全球化势头迅猛；国际投资领域，新兴经济体成为资本流出重要来源地，跨国并购大幅上升，主权财富基金超过对冲基金；国际生产格局进一步往新兴经济体倾斜；经济协调格局发生变化，全球治理存在困境。复旦大学华民教授认为金融危机后要使世界经济重新走入繁荣通道，必须依靠熊彼特的创新主义，进一步放松管制，依靠企业家的力量，实现创新，推动新产业发展。姜凌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一是经济复苏与能源危机、气侯变暖相伴随；二是经济复苏面临着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调整；三是经济复苏与产业创新同步；四是经济复苏遭遇贸易保护主义挑战。他认为复苏中的挑战使得产业向低碳经济发展转型，而且低碳经济有可能成为经济复苏和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发动机，值得中国认真思考。张二震教授认为在后危机时代中国需要利用扩大开放继续引进先进生产要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同时利用巨额外汇储备，进口先进成熟技术和高端人才，继续走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之路。宋玉华教授认为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实力依然非常强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利益碰撞期”，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中国面临着市场和技术的竞争；另一方面，中国与其它新兴经济体也存在着一个发展空间之间的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仍然需要贯彻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
对于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金融格局方面，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周宇研究员就金融危机后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和贸易失衡的数量管理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目前的格局仍然是美元占据国际货币储备主要成分地位，人民币国际化与超主权货币的实现还任重道远。对于危机后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孙立行副研究员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金融监管的问题十分严重，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把市场与监管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其次，在监管实践上，存在着四个方面问题：第一点是信息部对称，包括衍生品信息披露不充分、金融机构巨型化、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复杂化和高杠杆化、外部评级的透明性与公正性缺失；第二点是金融监管措施跟不上金融创新步伐；第三点是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第四个就是缺乏有效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他还分析了美国出台的金融监管新法案，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仅靠美国一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是难以消除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需要维护各国监管的独立性，鼓励差异化。
对于危机后的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刘崇仪教授认为这次危机是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同时整个经济周期还处于经济长波周期的下降期。由于新兴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欧美发达国家只好通过刺激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发展来带动经济增长。欧美产业转移导致就业增加非常困难。经济危机导致大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或许会导致霸权转移，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可能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前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伍贻康教授认为，不能过高估计中国的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及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中国经济的定位、中国的模式、中国的走向都要有清醒认识。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内部贫富差距及其分化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模式可能不具有普适性，中国的发展是在非常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取得的，对于他国的借鉴意义可能有限。中国未来的走向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压力实际上在增大，中国要避免树敌过多。上海师范大学朱颖认为正确认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同时对于自由主义要加以肯定。辽宁大学的曲文轶教授认为未来的出路在于人的消费观念的更新，节约型的循环经济的实现。李安方认为由于实体经济所占比重较高，新兴经济体产业在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自身调整来看存在四个方面的基本趋势：第一个是新兴国家调整了原先以服务业为产业升级的战略，发展重心开始向实体经济转移；第二个新兴国家大力投入科技创新；第三个是各个新兴国家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原有的产业结构，使之更加均衡；第四是新兴大国力图在产业发展上加强区域合作，希望形成发展合力。尽管存在着这些趋势，调整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在国际层面上，新兴产业面临发达国家直接竞争；在国内层面上，新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挤出造成了就业压力。
关于危机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方面的新动向，与会学者也畅所欲言。傅钧文研究员就危机后全球区域贸易协定新发展作了发言，分析了不同国家区域贸易协议发展的特点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展望了区域贸易协议的发展趋势以及区域贸易协议对于国际分工格局的影响。宋玉华教授认为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将改变世界经济版图。在对外投资领域，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开始占据国际对外投资的半壁江山，逐渐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将会产生深远影响。赵蓓文研究员从理论上回顾了金融危机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并提出在金融危机之后，当应激性的政策过去之后，新兴发展中国家投资政策要注重投资促进和投资监管并存，并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和结构提升。刘洪钟教授认为，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对于欧美的出口呈现疲软的态势，但是地区内贸易增长非常快，中国、韩国等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迅速恢复并快速增加，南南贸易的相互依赖在增大。就出口结构来看，南南贸易仍然多半停留在中间产品的出口，整个东亚地区对于发达国家市场的最终依赖还比较显著，东亚经济是否能够与欧美真正脱钩，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就金融危机后全球合作问题，学者们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尤安山研究员认为金融危机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不但没有倒退，反而呈现出更好的发展势头。首先，亚洲各经济体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意识和决心明显增强了；第二点就是这次危机也推动了亚洲金融合作与一体化发展，缩小了金融与实体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差距；第三点危机从总体上推动了东盟一体化的发展；第四点危机促进了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发展，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高；第五方面雁行模式和菱形架构开始相互替代。余南平教授认为欧洲一体化后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发展非常迅速并带动了欧洲国家公私债务的迅速增加，这使得欧元区金融发展出现新变数。何曜助理研究员认为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的确发生很深刻的变化，包括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在变化。国际体系的转型将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此次研讨会不仅各位专家畅所欲言，观点新颖、交锋激烈，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还吸引了数十位世界经济领域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到场旁听，现场气氛热烈。整个研讨会收到了良好的预期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