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研讨的外单位人士主要包括丛诚（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政策研究室处长）、丁剑平（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干杏娣（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郭爱军（上海市发展研究中心开放处副处长）、马强（上海银监局统计信息处副处长）、施琍娅（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国际部副主任）、吴建环（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研究员）、杨再斌（浦东发展银行总行期货结算部博士）、周洛华（上海大学房地产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本所科研人员主要有张幼文、伍怡康、徐明棋、李安方、周宇、孙立行、杨雪峰、李刚、高洪民等。此次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与金融风暴有关的主题展开：关于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及金融发展等问题；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对美国经济模式的反思；上海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发展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国的责任：如何在金融风暴中发挥作用。
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
世经所所长张幼文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利用这次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机会，中国应力争在IMF中增加投票权，增加中国在IMF中的份额，中国的发言权、决策权都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这是大的战略问题，关系到国家战略。杨雪峰认为虽然这次金融危机很猛烈，但是短期内，国际货币格局不会出现什么变化。目前欧洲对G20之类的峰会有很高的期望，甚至包括提出了一个新的货币设想，以欧元、美元和日元设成一个新的货币组合，但是这或许仅仅是一个理论构想。他认为短期内全球是无法摆脱对美元的依赖，毕竟在全球中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贸易结算货币以石油商品的计价货币都比较牢固。因此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难以变化。干杏娣认为，G20的峰会意味着国际金融舞台由发达国家主导话语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发展中国家有了更多的发言权。我国领导人已经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张，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发展势头。她同时提出，发展中经济体自己内部也要有一个类似G10或是G8的机构，以加强沟通和合作。中国应进一步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提出自己的要求。丁剑平认为，关于这次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双挂钩，美元是挂着黄金，各国货币挂着美元；现在美国通过它控制的一些大宗商品，石油完全是美国操纵的，美国操纵粮价和其他的价格，所以它在一系列的大宗商品上是高度垄断的，这些商品可以很稳定的控制美元。近几次的危机当中美元都是升的。就是说美国已经形成这种格局，美元可以控制大宗商品的价格，处于一种相应的过渡时期其他国家盯住一揽子货币。这次G20会议没有具体的东西，都是口号，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这是在我们的预想之中的。世经所副所长徐明棋研究员认为，这次G20集团会议并未成为历史的转折点。美国口头上是在讲改革，其实并没有改，只是让其他国家出钱共同来分担责任，使现在衰退的经济得到一种信心的支撑。IMF的改革增加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但是把欧洲的减下来一点，这些调整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当没有其他一个货币取代美元的时候，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还是会继续延续下去。
中国和上海的机遇与挑战
张幼文认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能否以及如何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由此会带来什么样的国家意义，类似的问题都涉及到国家战略，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人民币国际化一旦推进，对于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来说，在资金回流、债券发行、内外筹资以及人民币产品交易的扩大等方面，都可能是很好的机会。另外，目前的危机会造成国外很多的公司面临破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特别是上海的企业是不是一个机会，是否应该走出这一步，以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我们的产业链，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李刚认为，如果在危机过后，中国要使得全球金融资源向中国聚集，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能够吸纳和配置这些资源。如果不具备这个能力，那么这些资源的流入是否会形成中国股市与楼市的又一次泡沫。马强认为，中国银行业目前的流动性很充足，这本身就是一种优势；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很充足，这是一种发言权，但不要轻易操底，搞不好抄完了就没有发言权了；另外，加快引进金融人才也是一个机遇。郭爱军认为，要从金融经济的传导机制考虑这次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中国经济以及上海经济的影响。他认为，虽然现在中国的实体经济没有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但是由于传导机制的存在，这种影响是会慢慢地显现出来的。从虚拟经济的角度来讲，由于传导非常迅速，上海的股市、期市、房市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实体经济的传导，更多来自于对外贸易，既影响出口又影响进口。周宇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能否给中国带来机遇很难说，比如最可能的招揽外国金融人才，由于中国的金融环境、制度文化都与华尔街不同，可能会有人才水土不服的问题。郭爱军认为，这次次贷危机对上海的金融体系冲击较大，影响了市场的发育和产业培养。短期来看，有金融机构流失的可能；长期来看，国际金融机构转向亚太会给中国的金融业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徐明棋认为，金融危机未必能为中国吸引高端的金融人才创造好的机遇，因为金融是一种软科学，金融人才的发挥，会受到文化因素、软环境的制约；同时，高端金融人才都是全球流动的，很可能美国危机过去后，又把这些人才再吸引回去。李安方认为，要从长线和短线来看待中国现在面临的金融风暴的影响。长线来看是利大于弊的，我们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有很多的矛盾，这是一个贸易调整的契机；短期来看，首先金融风暴影响的是我们中国的外向经济，短时间看我们很难从这个阴影下摆脱出来，甚至还会恶化。另外动用外汇储备来抵御金融风暴，也是需要非常谨慎的。
人民币国际化
丁剑平认为，人民币要走出去，必须考虑到是否有金融资产的核心吸引力问题，中国是否具有这些金融资产能够吸引外国人购买。因为没有核心资产让外国人购买，他们就没有持有人民币的动力，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就成为一句空话。而目前来看，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在初级发展阶段，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并不多。同时，对比美元，美元是一种国际货币，还有一个石油美元的问题。美元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在美国国境之外形成一个流通，“体外循环”，有自身的供求市场。而人民币就缺乏这样一个境外市场。徐明棋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并未带来人民币大力国际化的机遇。目前中国的金融资产的数量与种类有限，对于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金融资产也存在很多的限制，同时中国缺乏足够深广的资本市场，因此很难让外国投资者大规模持有人民币。施琍娅认为，人民币走出去还要注意一个“人民币定价权”的问题。人民币如何定价，市场化的价格标准掌握在谁的手里，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杨雪峰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很难从目前的危机当中获益。实际上我们看到人民币在目前的货币格局下，获益反而相对较低，这次危机使得国际化货币最大的赢家是欧元，欧元可以得到一些真实的好处。人民币国际化格局的提速，没有长时间的积累很难实现。另外他认为，货币国际化有三个不利的因素，一个就是如何向全球输出人民币的问题。我们是一个顺差国家，人民币在周边的国家已经取得一定的流通量，但规模还是很小；第二个就是人民币回流的问题。如果没有好的回流组织的话，就很难使人民币国际化。第三个问题就是资本项目的可兑换问题，目前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经济体制和金融市场比如利率市场化机制都没有建立，这都制约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
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如何把握平衡
孙立行认为，美国这次次贷危机的爆发一个基础性的原因就是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抵押债的过度发展。李刚认为，美国的金融体系问题是创新过度，而中国的金融体系问题则是监管过度，创新不足。周洛华认为，美国金融创新过度导致次贷危机的核心原因，就是美国在创造这个新产品的同时违背了当初缔造华尔街的其先辈们所秉持的一些原则。其中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是，作为投资银行若误差小了就做实，大了就做空，而房产是不能做空的。这就是金融创新过度，违背了基本的金融规则。对于美国的金融监管，他认为由于美国的人才差异，导致华尔街的人才要比监管人才更优秀，因此监管很难收到实效。高洪民认为，事实上，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条件下，当美国基础性的初级次贷市场在2002-2006年出现爆炸式增长时，由这些初级次贷产品及其衍生品所构成的庞大市场，其风险就由原来的相对较小的非系统性风险转化为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由此导致的金融风暴显然是必然事件，而并非什么小概率事件；但问题是，对于如此大的系统性风险所导致的大规模金融风暴，为什么在几个月之前也很少有人能相对准确地预测到，这值得反思。杨再斌认为，根据他所做的研究，股指期货的推出，对于减弱股市的剧烈波动，是有一定帮助的。就这次金融市场剧烈波动而言，很多推出股指期货的国家金融市场的波动要小于那些未推出股指期货的国家。徐明棋认为，美国这次出现金融危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之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了失误。由于房地产的衍生产品缺乏历史数据作为定价依据，而投行在设计这些产品时又没有考虑到宏观层面的政策波动，因此导致次贷产品实际上极高的风险性。因此，未来要防范风险的话，必须注意整个货币信贷的调控不能非常任意。他建议美联储在考虑货币政策时，将资产价格放在货币政策瞄准的目标里面。
美国模式能否持续
张幼文认为，对美国现行模式的反思，是一个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现实性的问题，关系到政府职能，关系到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后政府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等问题。另外，在金融危机中，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和共度难关，也是需要讨论的。
中国、上海如何应对金融风暴带来的冲击
伍贻康认为，中国出台了4万亿的救市计划，但是需要避免的是这个计划使得中国经济的结构改革受到影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其经济结构已经不太适应目前全球化的情况，救市的效果目前还很难判断。徐明棋认为，中国目前正处在一种逐步转型的过程当中，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还没有得到完全释放。在目前的国际竞争中，中国还是主要依靠劳动力优势。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特别是其后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外需的减退，对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整体挑战还是不能忽视。中国企业面对这次危机，还是需要慎言“抄底”。周宇认为，目前中国救市出台了庞大的财政开支计划，那么明年中国会出现通货膨胀还是滞胀，这个问题很重要。目前大家都认为我们开始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了，因此财政出了这么多的资金，但是政府支出是有挤出效应的，民间的支出会被压缩，为了维持正常的民间投资，央行有必要加大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这一货币政策有可能助长潜在的通货膨胀风险。干杏娣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是对房地产的调控不能过猛，力度不能过大，因为调控太猛房价会跌很大。我们现在推出的一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政策，其方向是对的，对建设和谐社会是有利的；如果对它处置不好，本身就是一个风险来源，成为金融风险的一个要素。丛诚认为，中国住房金融市场的信用链条还很短，还是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加上公积金住房贷款，但房地产支柱产业的地位在我国已经确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因为美国金融危机产生于次贷及其证券化创新，我们就裹足不前。我们还是要发展证券化这个东西，中国是大国，城市化进程中住房问题远未解决，证券化可以使住房资金多元化，并相应地分散风险，而不是将房地产风险全部积聚在银行里。另外，政府应加快推进房贷保险和担保机制的建立，以便为住房金融市场注入更多信心。郭爱军认为，长期来看，国际金融机构转向亚太会给中国的金融业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这就要求上海尽快的提高金融监管和服务水平，建设金融人才体系，出台有利于引进先进的人才政策措施。吴建环认为，金融机构应该抓住机会尽快的走出去。可以有很多方面的努力，一个是加快中资机构在海外机构的分设，到美国欧洲去加快分行的开设可以吸收当地很多有经验的失业金融人才。另外一个就是要加快监管体制的改革，放宽对金融机构走出去的限制。杨再斌认为，实质上美国央行扮演了世界央行的角色，但美国从来不会以世界经济状况来决定其货币政策，而是根据本国经济决定货币政策，从而很容易将美国经济问题转嫁给缺乏货币定价权的国家，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石油危机、粮食危机频发。从去年8月份英国国有化北岩银行以及90年代墨西哥危机的经验看，我国必须高度关注货币错配风险，防止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最后买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