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张幼文研究员指出，中国经济处于外贸、外资拉动增长的发展阶段，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正是中国发展处于这一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所以，仅用汇率水平分析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是不够的，而以汇率升值来追求贸易平衡也不是当代中国调节国际收支顺差的有效工具。他发言的基本内容如下：
一、基本判断
1.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顺差特征。中国经济处于外贸、外资拉动增长的发展阶段，以贸易出口为特征的外部拉动为增长的主要条件，这是开放战略的初始选择。在这个初级发展阶段上需要国民经济的高储蓄率，以高储蓄率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的资本积累。
2. 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下双顺差的必然性。在世界经济中，中国是生产制造大国，是传统产业转移接受国，所以出口巨额顺差是中国所处国际分工地位的反映，此外，贸易顺差的本质是廉价劳动力物化净流出。资本账户方面，中国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要求以资本为载体的各类生产要素的净流入，而土地对外资批租也成为财富的重要来源，导致土地资本化、资本净流入，所以资本账户也必然是顺差。总之，世界经济失衡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3. 国内改革进程与高储蓄率低投资率并存。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滞后导致高储蓄率，分配差距扩大导致低购买力和国内需求不足，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导致投资不足而资本形成靠外资，私营企业尚处发展初期，整体上未进入现代大企业行列，创新和现代化产业未能与外资竞争，金融业落后未有效支持国内储蓄转化投资，银行高额存款不能转化为产业投资。
二、主要结论
1. 国际收支顺差是高储蓄积累资本的要求。初级阶段表明中国正经历资本积累时期，人均GDP仅为2000多美元及巨大地区差别仍然要求继续完成资本积累，在这个意义上顺差仍将延续。外资流入仍然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内资应当实现积累，但投资机制缺失使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
2. 追求国际收支平衡与经济全球化不一致。长期以来，全球化国际要素流动改变了全球经济的运行方式，而世界还没有形成对其有效的调节手段。世界经济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的生产出口，转变为各国生产要素在某些国家的集聚，进行面向世界的生产。要素集聚使生产出口在亚洲特别是中国集中，生产的全球性布局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平衡与流向。由要素流动形成的全球经济失衡是长期的，不可能通过个别国家的政策调整来改变。
低汇率水平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必要选择，其激励了资本流入和生产集聚，推动了全球化的产业转移。美国的资本技术和亚洲国家的低生产成本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佳组合，汇率调节将不利于这种动力的发挥和这种组合的继续扩大。此外，中国出口能力提升是全球供应平台的形成，人民币汇率升值也不能改变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
3. 汇率升值不是调节中国国际收支的有效工具。事实证明，快速升值下外资仍然高速流入，贸易顺差并没有缩小，而外汇储备余额大幅增加。数据显示，2006年流入中国的投机性资金数额就高达235亿美元。
三、政策建议
1. 深化国内改革是推进投资和消费的途径。应该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消除居民后顾之忧，培育企业优化本国投资主体，同时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使储蓄转化为投资（资产价格上涨并不是投资水平提高的表现），深化国内体制改革，减少恶性竞争。
应该注意的是，中国出口的结构特征，即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并存，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并存，使“中国出口”只有国家的地理意义，而不是中国要素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影响贸易利益的不是低汇率，而是国内的竞争性发展制度，汇率升值有利于调整出口结构，但不能改变国内竞争型体制。
2. 要强化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形成。出口高顺差是国内企业固定资本投资的条件，要抓住机遇加强现代设备进口建立现代大工业。要加快私营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进程，提高投资和发展现代产业的能力。还应增强内需，增强沿海地区对内地的投资能力以减少对外部拉动的依赖。
3. 运用高储备克服中国经济结构性弱点。在国内以高储蓄积累解决中西部投资不足的问题，以缩小地区差别；在海外收购资源、能源项目和土地、岛屿；以使我国从生产制造国向研发国升级，同时提高工资水平实现发展利益由民众共享。
4. 国际协调是经济大国的必然要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大国的国际经济协调将超越汇率均衡，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远远不是中国国际责任的体现，且中美两国作为大国都有国内政策需求调整的任务，以此来回应美国在汇率问题上的传统思维。
四、对外开放面临的新问题
1. 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使对外开放面临新的国际环境。巨大的经济规模改变了国际利益格局，大量出口使中国产品变得敏感。
2. 中国责任论的出现使开放扩大面对新的约束。“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成为一股国际思潮。中国既要为大量消耗资源能源负责，又要作为一个大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大规模工业化需求的资源战略遭遇国际政治障碍。
3.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