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经所所长张幼文研究员应邀参加“中美经济关系的新阶段——暨浦东美国经济研究中心10周年学术论坛”，并作了题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共识与分歧”的演讲。演讲具体内容如下：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调整中美两国关系的一种新机制，不仅在双边经济关系上，而且在全球政治格局上都有重大意义。
这一对话已经两次，其中体现了什么信号，其发展的走向是什么，共识与分歧是什么，中国如何更好地借助对话平台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在关于对话的各项报道中，我们了解到双方的分歧。究竟如何看这些分歧，需要从对话本身的性质即战略的高度进行分析。
从对话的内容上看，我们注意到其中涉及诸多关于美国要求中国的市场准入，美国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对中国的压力，甚至在中国作出了一系列市场准入新承诺后美国国会仍然不满意，威胁要对中国施加新关税。那么，对话是否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 “后入世”谈判呢？对话的目的是否就是在于解决中美贸易磨擦的平台呢？这些认识恐怕是不够的。
一、 中美两国的矛盾与分歧
不可否认的是，相对而言中国更注重对话的战略层面，而美国更多注重对话的市场层面。
中美两国之间在经济上存在着多种矛盾与问题，包括长期性的如巨额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包括中期性的，如人民币汇率，还包括短期性的，如单个产品的质量问题、反倾销反补贴问题等。可以说，这些问题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或者说是不可能在近期中解决的。第一，贸易不平衡是两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美国作为投资国和中国作为引资国，美国作为消费国和中国作为生产国必然以这种不平衡为结果。第二，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中国政府已经作了巨大的努力仍然任重道远。第三，单个产品的贸易磨擦是国际贸易中的常态，但在总量不平衡，中美结构调整加速的情况下就变得更加敏感。
正是由于这些矛盾与问题，对话是必要的，沟通平台具有积极意义。上述分析表明，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这些矛盾是长期的，有两国经济结构的基础性的原因，近期无法改变。但是战略经济对话却发挥了一个积极的作用，就是缓解矛盾的作用。从对话以来内外认识来看，对于上述三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取得了进展。第一，关于长期贸易不平衡，美国就有学者指出，两国都需要通过宏观调整来缓解，即解决美国储蓄率达低而中国储蓄率过高的问题；贸易不平衡是国内不平衡的表现。当然笔者仍然认为，在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引资与制造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这一格局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中国的制造地位必然导致其双顺差格局。第二，美国也看到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做的努力，中国社会对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逐步提高。可以相信，随着收入的迅速提高，人们对软件和影视产品的侵权会减少；随着中国自身创新能力的增强，对技术的侵权也会减少。第三，对于双方经济贸易磨擦的个案，应当按照WTO规则和双方更高的开放来解决，对话是一个重要的平台。第四，人民币汇率问题。要求人民币升值成为美国要求的战略经济对话的主题。但是对中国来说，汇率形成机制已经改革，稳定中国经济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美国。对话应当可以推动这方面的共识。
值得中国关注的是，这一战略经济对话中包含着的市场准入谈判。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即美国方面提出了大量关于中国市场开放的要求。于是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对话究竟是战略合作协商还是市场开放谈判？应当承认，任何一个具体部门的开放并不构成战略意义，而且美国对每次对话所关注的恰恰是具体部门的开放，对话前提出的单子远比谈成的要长得多。首次对话明显偏向于中国的市场开放。保尔森会前来访强调的是中美贸易平衡、中国市场开放，以及能源和环保等问题。保尔森提出，美国最关心的仍然是如何在贸易平衡、市场开放及鼓励投资、环境保护、能源效率等方面，争取中方更多让步和支持，从而让中国经济增长更多惠及美国。对话后双方承诺采取积极措施加强世界贸易组织，包括通过多哈回合的成功完成，并为此目的加强双边关系。双方同意在中国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中国将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美方支持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双方缔结促进美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双方同意于明年一月重新启动双边航空服务谈判。双方还承诺在中美商贸联委会框架下加强在高科技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经济地位、结构性问题方面正在进行的工作。当然，在首次战略对话中美国注意到中国的国内发展问题，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首次对话的主题是“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在这一主题下包括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专题、11个分议题，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加深认识的意愿。首次对话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美方政经界主流开始以更平和的姿态，更全面地评估中国现实和未来发展。
第二次战略对话同样使美国得到了一系列的中国开放成果：2007年5月起，由208家企业369人组成中国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团在美国24个州的25个城市共签署了采购、投资合同或协议138个，总金额达到326亿美元。对话的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承诺的金融开放，涉及QFII的额度增加到300亿美元；放开成立合资券商的限制；就外资财险公司分支机构转为子公司一事作出决定等。在航空运输方面，两国同意今年将加开一条中美新航线，并且美国往返中美之间的航班在2012年前从10班增加到23班。在贸易方面，中美进出口银行将对总额在200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对华出口项目提供融资等。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两国海关签署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合作的备忘录》。在旅游方面，发表了两国政府关于旅行和旅游的公告联合声明，将就便利中国旅游团队赴美旅游事宜展开正式磋商。在能源环境方面，延续和推进部分已经开展的项目，两国增加交流并减少环境保护技术和服务的成本。
应当指出，中国要坚持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入世过渡期结束后，中国的市场开放不是结束了，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开放领域的逐步开放仍然是一个主题。中国对市场开放的态度应当是既积极扩大开放，又掌握开放的主动权。把握开放的进程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经验，开放中需要掌握主动权，控制权，要着重于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市场的潜力是中国的一张王牌。中国的战略策略是继续用好这张牌，以最大有利于自身改革发展的要求实现开放。在对于对话的态度上，中国需要摆脱来自美国少数利益集团的压力，使对话真正集中在两国关系和国际重大事务的战略层面上，防止对话成为“后入世”谈判平台。还需要指出，市场准入也并非一定就与中国的战略利益不相符合。中国通过开放实现了发展，开放成为发展和改革的动力，特别是一些国家垄断部门在开放中被打破，引进了竞争，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的战略利益所在。
美国国会的一部分人总是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不满，相对而言，行政当局更加务实一些。这与国会议员代表利益集团，而行政当局需要在现实中求平衡，各方利益的平衡，经济政治的平衡，对内对外的平衡等。国会更多反映利益集团的诉求，要使对话成为市场准入谈判，而政府相对更多关注战略层面问题，希望得到中国的全面合作。美国政府缓解来自国会压力的途径之一，仍然是对话。要使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发展现实和困难的了解，以减少与人民币汇率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压力。要使美国国会认识到，以人民币汇率低估为由对中国出口商的施加新关税对中美两国都将是损害。中国也应当让美国知道，更多关注中国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就能在技术合作上寻找在中国更多的商业机会。这既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美国与世界的战略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这应当是对话的应有定位。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应当承认自己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要证明自己已经取得的进步。在市场准入问题上，中国应当明确告诉美国，不应当过度地把重点放在人民币汇率上。中国已经形成了市场形成机制，方向是明确的，速度也是快的，近年来贸易顺差继续扩大与投机因素和热钱相关。应当强调，中国经济的稳定才是美国的最大利益。中国出口企业压力仍然大，民工就业问题仍然严峻。中国也应当告诉美国，不应当期待在每一次对话中都得到一个市场准入的大单子。第二次对话的成果是显著的，领域很宽，涉及了许多。我们不能期期待每一次谈判都有一个大单子，也不可能期待汇率与知识产权两大问题在近期解决。对话是战略性的，应当有更多战略专家参加，更多体现共同战略利益，以提升对话层次。
为了体现对话的意义，下一轮对话可以涉及第二轮对话的实施问题，但重点应是解决贸易摩擦问题。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是战略性的，是中国制造高速发展的结果。因此解决磨擦具有战略意义。要对出现的各自输到对方产品质量问题有更快捷的解决机制，避免个案成为舆论的焦点。
从理论与政策上讲，美国要求中国国内进行调整及改革以适应更大开放，美国国内产业工作受到中国产品的影响也应当通过美国产业的结构调整来解决，从而缓解中美贸易磨擦。事实上，即使中国人民币升值，中国失去了出口能力，生产就会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如越南等，美国将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中国顺差是产业转移的结果。中美两国各自在不同部门中获得贸易利益，即使人民币汇率是低估的，美国也从投资中获得利益。所以需要从战略层面上承认贸易顺差的合理性，而不是以此为依据对中国施加压力。消费率低是中国出口顺差的原因，同样高是美国逆差的原因。所以两国都应当进行调整。美国也应当注意提高储蓄率。
二、 机制创新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对话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机制创新。中美两国高度重视对话机制，把它放在重大战略层面上。这一机制是由两国领导人亲自建立。可以说，对话机制首先创造了两个大国，特别是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与一个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对话机制，在当今国际关系上有重要意义。这一创新使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了更实质性的内容。
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要求经济合作。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中国合作。维护中国的发展有利于美国。因此，共同利益是对话的基础。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首先是在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上。事实上，在经济问题上美国也不少处于被动地位，如京都议定书的签署问题，美欧农产品谈判及世贸谈判问题。中国需要美国。对于中国来说，稳定与合作作为共同利益在于中国需要一个持续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就必须与美国打交道。
两次对话的成果是共同利益的表现。两次对话有不少分歧，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成果。这些成果可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机制的确认，双方共同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第二次对话以后更多注重了中美两国对全球性共同问题所承担的责任，这一定位是正确的，也正是战略性对话的应有定位。美国关注中国国内体制改革问题和发展模式问题，如养老金问题，这确实与两国深化合作密切相关。美国与中国可能在环境、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完全符合中国的需要。二是对全球性重大领域合作原则的确立，体现了两个大国的国际作用。三是对双方市场相互进一步开放的安排，当然目前主要还是中国具体金融服务领域对美国的开放。
通过两次对话，这种机制的战略性逐步成为双方的共识。客观地讲，对话正在走向更加机制化、战略化，这是中美双方逐步达成的共识，尤其是中国努力的结果。经过两次对话，机制已经形成并明确了定位功能。第二次对话的联合情况说明反映了这一点。美国开始认识到中国的一些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产生于国内体制改革未完成。这种关注中国的体制原因的思路是正确的，也同样符合中国的利益和需要。只有改革的深入一些部门的开放才是可能的，特别是金融部门的开放才是可能的。美国也注意到中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体制的不成熟，从而把推动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作为获得更大中国市场的途径，这同样也符合中国利益。美国政府现在更多关注长期机制性问题了。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认为，尽管保尔森仍然与中国高层讨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等问题，但他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美中高层就经济关系沟通的良好势头，是深化两国经贸关系的一步。第二次对话后的发表的《联合说明》体现了双方作为大国的国际义务。联合说明指出：“在首次对话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中美两国又达成了以下新的原则共识：——促进经济平衡增长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双方共同的责任。——承认创新在实现经济繁荣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平竞争，有效的产权保护，特别要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发展、管理与应用。——加强合作，以实现各自在能源安全、节能和能源效率方面的目标；加强在清洁能源开发、环境保护、清洁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就透明度开展合作与交流，为市场参与者提高可预见性，增强对两经济体的信心，同时加强透明度方面的国际义务。”
三、 重视对话平台，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我们需要从更高层次上认识对话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对话平台是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必要机制。中国的崛起是当代世界的大事。世界历史证明，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改变当时的世界格局，打破原有的利益平衡。中国主张和平崛起，走和平发展道路。就必须解决自己崛起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与现行格局的矛盾与磨擦，其中解决与美国的矛盾磨擦具有首要地位。可以说，对话被定格在“战略”性上，正是这一点决定的。处理好自身崛起中与美国的矛盾与磨擦，是中国崛起中的最关键问题。如果两国相对抗，那么美国就可能成为中国崛起的最大障碍；如果两国相合作，美国就可能成为中国崛起的最大机遇，因为美国期待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2005年中国确立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方针，这既是中国为自身发展维护外部稳定环境的需要，也是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体现。
需要关注美国对中国的重视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对中国的重视是近年来世界范围“中国因素”迅速上升的一个缩影，美国在继续发展世界作用，必然要与中国合作。从美国重视中国这一点上，中国需要进一步思考自身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在哪里？从美国对中国的重视中，中国有理由也有必要认识自己的力量所在和发展所需。以经济规模为基础，发展自身的软实力，在国际格局中准确找到自己的定位，是中国的重大战略主题。
中国应当利用对话平台突破中国发展的难题。今天中国发展的最大主题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既是中国走科学发展道路，突破发展瓶颈，走上新的更高阶段的要求，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一方面成果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新发展道路的认同，以及在技术上与中国合作的承诺。中国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一机遇。
和谐世界理念与中美战略对话机制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中国积极倡导对话，是和谐世界理念的表现。对话比对抗好。中美两国倡导的这处以对话方式解决双边重大问题和全球性问题，是和谐世界的一个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