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30周年的献礼——“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7-10-16浏览次数:855

在即将迎来对外开放30周年之际,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协办的 “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研讨会于20071010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顺利召开。此次盛会的一大特色是来自全国的三十余名参会代表中,不仅有资深学者与后起之秀,还有来自政府部门的专家与领导,可谓是一场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研讨会。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赵蓓文副研究员主持。

 

一、会议的目的与方向

在开幕式中,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张幼文研究员做出了精彩的致词,他在致词中提到的三点想法也为大会确立了基本的目的与方向。

第一,是否应该探索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对外开放以实现对外开放发展?对外开放在取得令全球惊叹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如何克服和解决同时出现的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开放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发展并不是开放的唯一结果,尤其是如果我们把发展理解为科学发展。所以我们的学者进行冷静的思考完全是必要的,有价值的。而所有冷静、客观、科学的探索不会否定中国开放的成功,只会把对外开放推向新的阶段,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对外开放是否应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回答新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对省部级干部的讲话中提到“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提法不仅对我国的国家开放战略,而且对整个国家的国际地位都是一个方面性的概括。出口方面,国际上尤其发达国家由于担心利益格局的变化而出现了中国产品十分敏感的新情况,如玩具、食品的出口问题。外资方面,过去靠劳动力吸收外资的优势逐渐减弱。国际地位方面,国际上提出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意味着中国在实力与国际责任上的双重提高。面临这些新形势,新问题,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是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

第三,要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关键在于形成新的优势,如何形成新优势?开放型经济与“开放经济”一字之差意味着阶段的差距。如果说开放经济较侧重政策指向,是一个过程,则开放型经济更多是指行政模式。继续依靠单纯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能否实现中国开放的持续发展?以呼声渐涨的科技创新,科教兴国新优势来取代原来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这种思考说易行难,况且过度供给甚至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和就业的压力使我们不得不继续发展廉价劳动力产业。所以形成新优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开放战略当中必须回答的一个新问题。

 

二、FDI、技术溢出与中国产业发展

大会第一场专题讨论题目为FDI、技术溢出与中国产业发展,由七位专题发言人和两位评论专家组成。讨论在积极活跃的氛围中展开。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崔新健教授做了题为《外资研发中心对我国创新体系的正效应》的主题发言。他的研究基于NIS(国家创新体系)分析框架研究外资研发中心对我国NIS的正效应,研究焦点集中于外资研发中心与NIS要素的互动和相互作用,嵌入NIS深层次的内在交流和作用对于NIS的影响是长远的和实质性的。他的研究内容是:宏观层面的国内外NIS要素交流与互动产生开放效应;中观层面的产业内及上下游产业的IIS(产业创新体系)要素的直接交流和互动形成关联效应;中观层面的地区区位内DSI(区域创新体系)要素的直接交流和互动促成集聚效应;微观层面的CISEIS(企业创新体系)之间频繁的要素流动带来示范效应。这些效应将促进不同层面创新体系的效率和能力的提高。他的结论是认为外资研发中心对于中国整个创新体系的研究积极意义还是值得肯定,而且这些作用至少在短期,或者在看到的时间内应该有非常大的积极作用,

上海市外经贸委政策研究室张斌处长在其发言中提出,上海在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做好吸收外资工作中,应坚持:1. 继续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抓住国际先进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快引进先进技术和创新技术;推进服务业利用外资,积极参与国际服务业分工;紧紧抓住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的机遇,吸引更多“总部经济”项目落户;抓住科技全球化机遇,积极利用全球科技资源),2. 将开发区建设成为联结世界经济发展前沿的制高点(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促进外资并购的规范化;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进一步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把投资环境建设放到突出位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易行健副教授的研究得出,外资对广东省内资生产部门的确产生了外溢效应,且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各种外溢效应的影响不同。仅仅对广东省而言,外资对内资生产部门的影响结果不容乐观,原因是竞争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过大,人才流失的局面也令人担忧,而通过技术外溢带来的成果却相对有限,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就目前看来似乎并不具有很大的成效。建议提高本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加速人力资本市场市场的建设,为内外资企业创建与完善平等的竞争环境。

 

三、外资政策与中国经济发展

大会第二场专题讨论集中探讨了外资政策及其作用,几位专家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对FDI在我国带来的政府效应,作了认真细致地分析。

宏观层面研究上,赵蓓文副研究员提出经济发展水平、贸易自由化水平和金融开放水平是决定外资宏观经济传导机制的主要因素,能够通过出口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收支两种渠道提高国民收入,但提高程度较低。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王军博士的研究较有新意,他指出其研究成果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并不一致,即只要采取适当的政策,那么外国直接投资就不一定会损害到环境的质量。

中观层面研究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林季红教授运用了产业集聚区的概念,他认为,中国应积极发展配套产业使跨国公司技术引进的链条进一步延伸,使它们得以切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和生产价值链的一个环节。

评论中,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姜永坤处长提出,我国是行政区经济,地区差异导致行政区带给外商一个博弈的优势;市外经贸委加工贸易处罗志松副处长谈到,政府在制定外资规划和措施时,也由原来的重视规模与速度转到强调外资质量和水平,这从两税合并等政策动向上可以看出来。同时,中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所以中国现在利用外资应该继续鼓励。

 

四、FDI与中国的金融和贸易发展

大会第三场专题讨论中,发言专家的主题比较集中,包括金融开放的问题,纯理论投资贸易问题,以及一些热点问题。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开放问题的讨论。

金融开放的经济层面研究中,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项卫星教授的介绍非常有价值。尤其是在谈到政界与学界都普遍关注的金融潜在风险时,他指出这种金融风险与外资来源地方面的联系,指出我国应该注意避免外资来源国过于集中,很有见地。此外,对于目前较有争议的准金融部门的界定问题,他的看法也非常有价值。

金融开放的法律层面研究中,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副院长倪受彬副教授提到了外资入股我国商业银行的法律缺位问题,他的分析和案例都给人印象深刻,指出相关法律规定存在“存而不用”,概念不清等问题,对于什么是战略投资者,对于持资比例都没有明确规定,甚至存在一些境外非金融机构参股甚至控股中资银行的问题。

崔新健教授作为评论人,高度评价了几位专家的发言,尤其是教授与教授。此外,他提出联动性和其它影响因素的研究方向建议,以及法律有缺位那么哪些相关内容需要强化?

 

五、FDI与中国“走出去”战略

大会第四场专题讨论集中讨论了中国对外投资的问题,这场讨论的亮点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研究员对于中国对国际市场矿产资源定价影响力的发言。此外,上海市外经贸委机电处阎蓓副处长的发言也较有影响。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争夺殖民地或争夺市场才爆发。而21世纪发达国家争夺的是能源,伊拉克战争以及高砌的能源价格,都印证了这一点。白明研究员的研究很有针对性,他明确地提出了我们应该在借鉴日本模式,在长期内应该借鉴美国的模式,这些提法都很有见地。中国不能仅仅停留在价格接受者地位或者身份,而应该逐步成为价格制订者。白明先生的论文为我们中国如何把矿产资源贸易行为转变为跨国投资行为,提出了很好的思路。

上海正在为建设国际贸易中心而努力,阎副处长提到的如何构建跨国公司全球采购与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环境,对上海的发展很有参考意义,此外,她提出的如何进一步研究适应跨国公司全球采购的制度变革和制度试点,这里谈的一系列措施也很有操作性。

评论过程中,项卫星教授也提出中国不能仅仅停留在价格接受者地位或者身份,而应该逐步成为价格制订者,非常欣赏白明的研究,此外,对于与会的年轻学者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六、大会总结与展望

张幼文研究员在大会的闭幕词中,不仅总结了大会,而且为这一专题提出了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他指出,举办研讨会就是要做到“和而不同”,学者们对开放中的问题都有不同看法,借助研讨会来纷呈己见,此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后,下一阶段还有哪些问题有待我们去研究,去探讨?

第一,如何在坚持开放中回答今天碰到的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消耗,低收益等问题之所以会出现,不在于我们对外开放的国策,而是在执行国策的过程中,机制或者操作上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坚定不移的坚持对外开放,实现经济进步。

第二,战略的可操作性。所有提出的政策建议或揭示的问题,都必须回答可操作性,所有的政策选择、战略建议都必须回答在路径依赖前提下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要稳步推进,不是推倒重来,如何完成发展路径依赖条件下对外开放,是我们这个学科所面临的大问题。

第三,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扩大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但也是不应该被泛化的问题。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有两个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只要开放,越是开放越是安全;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任何产业一旦有外资的垄断就是安全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找出均衡点。此外,经济学上是否也有非传染性问题?

第四,如何建立中国的体制优势?作为一个有国有经济,一个强政府的国家,中国的最大优势在于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过去30年发展体现了体制优势。但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就会带来经济扭曲,如何能够消除这种扭曲,使这种体制优势得到更大的发挥,是很有价值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五,理论创新。特定的历史背景呼唤特定的经济理论,30年前在经济学界讨论的话题是比较优势能否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依据,今天看来很显然。然而,单一靠比较优势理论可以指导一个国家打破封闭,但是不可能指引一个国家从落后变成强盛。当前中央提出要建立竞争新优势,在未来国际经济理论是史上,竞争性优势理论可能从中国这样的国家产生。

    第六,经济的开放战略和国家的整体战略关系问题。当世界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时,我们不能还是从中国自身的发展来考虑,所以中国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意味着中国不单关注自己的发展,也关注世界整体发展。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在经济的战略上没有真正回答和谐世界的国家战略。

 

此次大会不仅让各位专家学者认识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也为专家学者之间的认识交流提供了平台。八十余名与会人员对此次大会都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