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1990年初为界把改革开放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我国国际收支平衡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动。大体而言，前期10年多呈现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两个基本账户即 “顺差和逆差”搭配组合；而后期则转变为长达16年之久的“双顺差”组合，而且2007年以来仍有加速趋势。
从全球范围来看，一国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属于非常态现象；如果把两个账户盈余同时占GDP一个或两个看作规模显著双顺差，则这个双顺差更属于相当特殊的现象，仅在一些诸如台湾、新加坡、韩国、丹麦、挪威、伊拉克、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小国出现（卢峰，2006）。而像中国出现持久并且巨幅的双顺差则极为罕见。
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带来巨大压力，主要体现在流动性过剩近乎成灾。双顺差（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增加→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增加→在资本金充裕条件下中国商业银行贷款动力增强→投资的高增长→资产价格上涨和资产泡沫积聚→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加剧，即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将不期而至→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加剧→宏观调控的头号难题。
党中央国务院对国际收支平衡问题高度重视。2006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在2007 年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指出，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是当前金融领域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之一。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已成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
关于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成因，我们认为应从全球和中国国内两个视角展开分析才更有意义。从全球视角来看，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大额顺差与全球经济金融不平衡迅猛发展有密切关系。
从中国视角来看，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结构以1990年为界的转变，又与中国的储蓄与投资结构以1990年为界的转变有关。1980年代，中国投资大于储蓄，反映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结构上就是两个基本账户即 “顺差和逆差”搭配组合，而1990年代以来的储蓄大于投资，反映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结构上就是“双顺差”。尤其值得关注是近年来我国储蓄率的上升更多是由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引起的，而不是居民储蓄率的上升，这反映出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更有于政府和企业收入的上升。从国民储蓄从部门来看，可分为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统计数据表明，1990年代以来，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在下降（1992，21.8%；2004，13.8%）。而政府储蓄（1995，4.8%；2004，11.8%；世界最高）和企业储蓄（1995，13.3%；2004，21.4%）绝对量及占GDP的比重都有大幅度增长。其中居民总储蓄率下降可以归因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持续下降，则主要由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比重的双下降所致。其中，居民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主要在于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相对下降；而居民的财产收入的减少，则反映了居民投资领域狭窄和投资收益因流动性过剩而下降的事实。
为此，中国国际收支调整对策的侧重点应从恢复国内经济平衡入手，立足于扩大消费和提高国内资金使用效率。对于前者要着重增加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完善社保、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制度；对于后者着重加快银行股份制改革，大力发展股票、公司债等金融市场，优化金融结构，同时完善行业市场准入标准，特别要强化能耗、环保标准，提高“两高一资”和产能过剩行业的准入门槛，遏制盲目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