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11－12日，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办，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联合承办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次代表大会暨世界经济重大问题理论研讨会”在上海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200多位世界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负责人，并围绕世界经济失衡与中国、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资源型商品价格的泡沫、中国的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问题、国内金融市场建设和外汇储备利用等议题进行发广泛、深入的研讨。
11月11日，会议在复旦大学举行开幕式，12日大会转移到我院小礼堂继续举行，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出席大会并致欢迎词，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等知名经济学家在会上先后作了主题发言。左院长在致辞中表示，这次会议规模大、规格高、专家云集、群贤必至，国内从事世界经济的知名专家、顶尖学者集聚上海，共同探讨世界经济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于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面临新一轮发展机遇与挑战的上海来说非常及时，极为有益。他还表示，通过大会众多世界经济专家们关于理论重大的问题深入探讨将有利于我院世界经济学科的建设和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长远发展，从而在我院新智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上午大会围绕着FDI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世界经济的失衡与中国、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资产泡沫及其风险防范等主题展开研讨。我院世界经济所所长张幼文研究员对李稻葵教授就FDI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的论述进行点评，他认为李稻葵教授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视觉来研究FDI的投资偏好现象，对于我们研究经济，特别是研究中国经济目前的现象是非常有意义的。张幼文教授提出四点结论：1、从中国情况看，还不能够完全用道德风险解释，从开放初期来说并不是简单的道德风险，而是从整个国家极度缺乏必须有的对外偏好。因为内制动没有，而外制动可以用资源、让利土地价格吸引，而是因为发展水平的因素，从现在情况说发生了变化，国内资金有的，银行有存款，但没有办法用。这种制度缺陷是存在的，第一个国内的金融体系没有发育，没有发展，有钱无法用，没有投资渠道，使得银行的存款和老百姓的资金不能交流。另一方面非常关键是企业中国缺乏企业，缺乏企业家，因为缺企业家和企业哪怕有资金也没有投资者，没有企业家冒风险，导致了中国没有竞争力，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中国整个发展战略，战略的整体偏向外援性的整体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了市场资金的短缺问题，基本改变以后仍然是这样，这就是中国的特点，因为制度外援性发展模式，中国真正的发展模式也是体制优势，中国的基本体制是区域发展导向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各级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发展本地经济的愿望，作为中央的政府外援新战略格局，政策提到了各级地方政府会出现主机加强的状态。这中国的体制，可以同样有两句话说，体制优势是政府都关注经济发展，体制劣势是政府都关注经济发展。所以中国发展这么快，不只是企业关注。2、FDI偏好代表了对传统体制的改善，对中国来说可以说开放对改革的积极作用就是这样的意义，我们看到FDI促进了国内市场体制的形成，在过去28年当中显现非常明显。包括企业对开放的特殊政策和追求，如果说经济学理论说，会导致扭曲，并且带来损失。在中国会形成加速体制转型，新的体制有积极的作用，对扭曲的理论在中国的双重作用是需要进行肯定的。它不只带来效益损失，但只有在完善市场经济下，扭曲会催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作用。3、FDI偏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是获得了发展。但是得到是相对较小的利益，这点对开放在这几年讨论中，逐步取得的共识，不开放不能发展。开放在这样的FDI偏好和地方之间竞争的过程中，导致了利益相对滞小，和导致部分利益的流失，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对政府发展说，这是必经的阶段，不可能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完成我们需要的资本和体制的转轨。粗放的阶段从未来的过程中，只能是自由的选逐步转向最优，只有阶段推进战略才能摆脱目前的约束。4、李稻葵教授指出克服FDI效率束缚的根本在于国内市场体制的根本，这几年来说对开放是非的争论，真正答案在哪里？许多争论开放度是否太高了，还是太低，外交是否有风险等等，我们直接开放是非，0、1会陷入困境。事实上我感觉我们开放当中许多效益问题，它的根源在于体制问题，在于我们之间的国内没有足够的能力其吸收有可能带来的效益，比如说恶性竞争，比如说我们企业拉动了投资效益很低，跟国内企业几乎是隔离的，国有企业不深入改革，即使带来了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之外，这样的体制不能深化改革。讲到底，开放的问题，根本在于国内体制改革的深化，当然有包括发展战略调整。
丁一凡教授认为，在整个国际货币体制，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制订的是固定的汇率，是受30年代一些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研究的影响。而30年代占最主要、占主流的经济学研究都认为浮动汇率是不好的，它会造成许多浪费和投资环境的不稳定，应该有一种比较稳定的框架和稳定的货币，所以当时整个经济学的理论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所以40年代后期产生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建立稳定会货币体系，当时所有的理论一片赞成稳定汇率，有利于国际投资。包括在经济学理论界出现了论文，实际上也不是固定汇率最好，可能浮动汇率更好，因为可以浮动避免风险，也可以避免出现大的危机。所以70年代之后，因为危机，美元脱离过去固定汇率的制度安排，所以美国的经济学也开始倡导浮动汇率好，可是确确实实在美元危机之后，有一段时间里全球的国际货币体系都采用浮动汇率。但是欧洲走了相反的路，欧洲开始都在浮动，发现很不好，造成通货膨胀很高，制不住，导致滞销。所以欧洲开始走向相反的路，他们开始公共汇率机制，最后走到了统一货币。但是等到出现了危机以后，大家回顾这样过程以后，因为货币统一，欧洲统一了货币，就没有危机了。而现在没有统一货币，没有固定汇率，在浮动的汇率背景下很危险，发展中国家很危险，经济发展受到了约束，因此许多人建议你们干脆采用别人的汇率吧。在国际社会的安排，一个是有强大的国家，有一个货币体制，强迫人家或者干脆大家选择一个完全的等价的因素，做整个货币基础。使得国际货币体系不用管理的货币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最大缺陷是全球外国在通货紧缩的阴影下进行，因为黄金供给量是不能满足你整个全球的增长需求。而美元做主导，这种货币体系的安排，他要有一个特别的供给，要特别强大的经济，或者提供强大的流动性。虽然这些体系已经垮台了，由于亚洲国家对美元的支持，是一种所谓第二型的慧琳特国际货币体系会议，亚洲国家支持美国的美元，但是最后的结论，在所谓第二国际货币体系会议在多大程度上不用管理而继续持续下去，第一次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会议可以提供教训，也是西欧国家在战后的增长不断补贴当时的美国，引进美国的经济，提供整个西欧国家市场的流动性，直到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然后整个第一次美元危机爆发出现在1971年，经过7、8年的过程慢慢的西欧国家不信任你了。我认为亚洲和美国的关系也处在关键，要看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维持和平所用的费用多大，还有能拖多久。如果无限期的拖延下去，到一定时间亚洲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失去了，那个时候就会爆发了美元危机，而一旦美元危机爆发是一个巨大的体制，而不是局部的危机，那个时候出现的是一种全球的危机，产生的衰退对各个国家都是比较长远的。
徐明棋教授认为，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之间的比较，固定汇率制度走向崩溃向浮动汇率的转变，发生巨大变化的国际经济最大的就是资本市场的开放，资本在国际间迅速流动。由于浮动汇率制也同样存在着它的天然弊端，首先欧洲联合起来浮动最后搞了欧洲货币体系，走向单一货币。我个人观点就是区域货币的诞生也是对浮动汇率制否定的形式。而那些没有办法在短期内产生要么选择美元化要么选择变相的固定，在亚洲主要定住美元，我个人认为也是对浮动汇率制度变相的否定，这种定住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很多成本。丁一凡教授说的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按照我的看法是当前国际货币缺陷的表现形式，关键货币美元与第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中有很大的不同，在第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中美元享受货币的利益，同时还承担着一定的利益，维持黄金的低价，但是在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不存在问题，只享受利益，享受通货膨胀税，因此美国希望继续维持下去，不要改革，但是要改革形成一种机制，对主要的关键货币在享受这样的权利同时，要承担一定的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达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在改革认知上我非常同意丁教授的观点，就是在逐步这样机制。一旦等区域货币形成与美元竞争的格据，美元不得不承担不愿意相应的义务，丁教授在最后的报告从历史层面，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前景做了非常令人深省的思索，当发自市场基础产生的货币黄金流通以后，通常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借助与综合实力提供的，今天我们面临的局面是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它的相对实力在下降，已经无法按照原来的需求来提供，我们处在转型期。如果说一旦发生严重的美元危机，国际间缺乏协调，缺乏合作，最终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严重的美元危机的话，我认为这是转型期的终点，而且是新的货币期的起点。亚洲欧元期于美国要进行协调及必须找到妥协点，到了那个时候美元仍然是主要的货币，但是美国不得不与其他国家担负起维持美元汇率的义务。这个过程可能很长，但是也可能在未来15-20年出现。
华民教授认为，中国的问题受到了制度的制约，所以离开制度问题讨论中国是无解的，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微观结构上的制度所引起的宏观经济的失衡问题，事实已经做了回答，04年宏观调控GDP越来越高，05年让我们的汇率不断升值，外汇储备顺差还得增加，怎么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做结构改革，我的结论留给中国做结构的储备不多了。日本没有来得及做调整，东亚没有来得及做调整，如果不下决心做调整地中国可能真的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在下午的自由发言中，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很大增强，这个增强改变了世界经了格局，通过911事件爆发以后，使得中美关系走上了新的地位，经过21世纪前6年，再经过10几年的努力，如果发展中国家经济始终很强大，很可能在我们这代人当中可以看到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这个是我们梦寐以求，这个对我们国家非常有利。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靠自身是不能转变，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是在封闭的体系下，所以靠自身无法转变。因为要放到全球产业结构当中。而中国目前的国际分工地位也不是由中国自身来决定。
有学者认为，我们国家正在由对外投资的小国向大国转变，我们对外投资的潜力巨大，确实需要研究。我们国家是不是应当考虑，根据我们国家对外投资的实践，提出自己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
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机制不灵活，对外资投资利用不高，我们要鼓励中小企业走出去，鼓励中小企业提高国际化程度，鼓励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加强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研究，比如说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比如说海外特区开发区这种形式的，要研究这些政策。
在随后进行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新领导班子的选举中，产生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永定研究员为会长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大会圆满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