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五年以来，中国以更开放地姿态面对世界，加入全球生产体系，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
一、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21世纪，为保持全球竞争优势，大型跨国公司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采取国际竞争战略和高度协调的全球战略，由此带来了产业在全球新的分工和转移。而中国因其入世以来经济地持续增长、日益开放的市场、透明度逐渐增强的政府管理体制等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布局的重要选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产业产业转移使得中国获得重要的投资源泉，提升了中国外贸地位，升级和改造中国产业结构，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并增强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
但是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无法占领价值链生产的高端，而不得不凭借其廉价劳动力等资源，进入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处于非常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主要表现在：
制造业的丰收贫困
中国目前正处于世界生产价值分工链条的最低端，主要进行生产组装，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日用品等轻纺工业领域，以及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组装加工业领域，如家用电器、电脑零部件等领域，可以说已成为“世界的工厂”, 尽管中国向世界源源不断的输出各种产品，工业制成品的产量相当大，但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却并不高，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能够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因为此，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用“丰收的贫困”描述中国制造业的现状.
贸易增长的夸大与摩擦
中国对外贸易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这种高速增长的贸易额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却被夸大，因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很大比重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民族企业的进出口增长能力，商务部公布的2005年在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60.8％；在出口额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62.5％。并且由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等技术产品的大量出口必然导致贸易摩擦的上升，2006年1月至5月，共有18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32起，涉案金额4.8亿美元。
二、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多层次战略
入世以来，中国通过广泛参与全球化生产获得经济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面临了更多的发展难题，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如何从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如何把握21世纪全球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利用集聚在中国的各种要素，如何在全球生产中培育中国的国家竞争要素，实现自主创新，这都要求我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单纯依赖廉价劳动力低水平地参与全球生产的旧方式，在入世后过渡期中，实行多层次、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的新战略。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基础都具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独特性。目前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基础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已形成较强的经济基础，在某些高科技领域也取得了比较先进的国际地位，世界要素向中国市场集聚，中国国内要素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因此与之相适应地，所谓中国多层次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变被动地参与全球化为主动地参与全球化，既要继续保持在制造业上的国际比较优势，充分利用本国富裕劳动力的优势，加快对外资效应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并紧密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动向；同时又要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关键性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加大自主创新和二次创新的能力，培育要素的核心竞争能力，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1、需要高度重视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提高利用国际产业转移水平
世界各种资源集聚中国，正是因为中国市场的未来巨大潜力，同时由于中国出口在国际市场越来越多地得到挑战，引起国际贸易纠纷和争端，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中国国内市场大的优势，增强讨价还价能力，搞好以市场换市场、以市场换资源、以市场换技术，增强国际产业转移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要建立完备的市场标准体系，推动外资转让技术、交换销售网络；纠正一些地方拼“优惠”的做法，统一外资政策；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搞好国内配套，延伸产业链，促进加工贸易从“候鸟经济”变成“榕树经济”，扩大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和利益，并吸取拉美的教训，防止丧失经济自主性，把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
未来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正逐渐转向服务业领域，因此要高度重视吸纳服务业外包，加强对高技术产业的支持。服务业、技术正好是中国的弱项，需要依靠外部机遇实现更快的发展。新一轮产业转移中，服务外包是新的产业转移重点，应通过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改善服务业发展环境、搞好高技术和服务业人才储备、改善创业创新环境、创新吸纳方式等多种途径，吸纳更多的服务外包和高技术产业转移。同时，要处理好自主发展与利用外部条件的关系，加大对软件、生物、纳米等新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增强自主研发和营销能力，培植自己的跨国公司。
2、注重吸引外资的质量和结构，实施以产业为导向的外资政策
WTO后过渡期的中国，应该强调的不再是外资的数量而是吸引高质量的外资。并且由于FDI的消极作用始终是潜在的，当一国过分依赖FDI时，这种潜在的不利影响会严重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当FDI来源比较单一，一个或少数几个投资国家在东道国FDI中比例过高时，东道国的经济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将会变得更加脆弱。因此，必须多样化FDI的国别来源，同时壮大国内资本的力量。
目前中国只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日用品等轻纺工业领域，以及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组装加工业领域，如家用电器、电脑零部件等领域，成为世界的加工车间，尽管工业制成品的产量相当大，但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却并不高。在外资掀起因巨大中国市场为导向的新的投资热潮阶段，中国应该把握产业政策和导向的主动权，利用资本跨国流动下新的全球产业转移机会尽快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
3、加强关联，延伸制造业价值链，提升价值增值效应
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既不能由于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因为加工制造环节是中国的现实优势，是中国融入跨国公司产业链条的切入点。这对于中国实现与国外的产业对接，吸收、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意义重大，同时也是我们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必要途径。考察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成长历程，也都是从加工组装起步切入全球化的生产体系，而后再逐步从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向较高层次递进的。另一方面，也不能满足于这样一个下游生产商的角色，而是要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基础上，提高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生产水平，由下游生产商向上游生产商推进，强化生产环节与技术研发的相关性，并适时向产业链条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渗透，从而逐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加工增值能力。
4、承接产业转移与对外转移相结合，主动式地参与国际分工
一个健全的开放经济单纯被动的承接产业转移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建立一个双向循环机制，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否则，如果长期偏重引进，忽视转移，势必会造成资金和技术的单向流动，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资金技术的严重依赖，进而导致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甚至引发债务危机。世界上主要后起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从承接产业转移到对外转移的过程，如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并在这个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使其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
尽管人民币升值与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究竟怎样仍没有定论，从国家政策面来讲近期仍将保持人民币的稳定发展，但是从长期看，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以及人民币与美元相挂勾的逐渐放松，人民币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这对于中国企业投资海外而言将拥有本币升值的潜力，同时将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转化为对外投资能力，转化为企业的竞争力，以带动中国经济整体增长。
5、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有竞争力的高级要素
中国之所以不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比较有利的地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是其中的关键，因此“自主创新”和“科教兴国”，培育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级生产要素是当前中国无论对外开放还是国内经济发展最紧迫的任务。
进入21世纪，全球创新进入新时代，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都纷纷出台新的创新计划和政策并提高研发经费的比重，美国提出“创新美国”计划，欧盟全力打造“创新型”欧洲计划，日本提出《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1-2005），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也加入了科技创新的竞争行列。
未来科技革命孕育着知识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全球分工中的研发与创意环节趋于向创新活跃地区集中，区域层次的科技创新与竞争进一步成为国家间综合实力较量的关键因素。全球科技创新将集中在对科技人才的竞争、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创新、风险投资的发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为实现“十一五”发展的目标和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推动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发生质的变化——使“制造的中国”跃升为“创造的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