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张幼文 1951年生，经济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基础理论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研究，提出“价值增值论”、“要素培育与全球规划战略”、“体制竞争”、“新开放观”等，著有《世界经济学》、《比较经济政策》、《双重体系的扭曲与外贸效益》、《当代国家优势》、《体制竞争》等，近年来集中研究经济强国与中国国际地位问题。
赢得体育竞赛的根本靠一个人自身的功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根本靠一国体制机制上的优势。
通过27年的对外开放，从外贸出口到外资引进，中国已全面走上了世界经济竞争的舞台。今天，对外开放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开放效益的进一步提高要通过国内发展战略的提升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来实现。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科学发展观在对外开放中的表现，是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战略要点之一。
冷静看待数量扩张
同国内发展战略一样，开放战略存在着显著的数量化追求的粗放型特征。
27年来，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我们国家的发展与综合国力提升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毋容置疑。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同国内发展战略一样，开放战略存在着显著的数量化追求的粗放型特征。
一是外贸增长突出数量追求。27年来，从中央政府制定的出口退税政策、地方政府的大量出口鼓励措施，到较低的人民币汇率，都集中作用于出口的数量目标。应当说，一国出口的发展在一般情况下是有益的，因为这使该国的比较优势得到利用，通过国际分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但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情况下，由于出口主体已经多样化，贸易方式也已经多样化，出口规模的扩大已不再是一个国家贸易竞争力提高和贸易利益增强的准确体现了。在主体形式上，有中资企业与各类三资企业；在贸易方式上，有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2005年我国出口中一般贸易占41.35%，加工贸易占54.66%。在总出口中，外资企业占58.30%，国有企业占22.15%，集体和私营企业只占19.55%，说明出口竞争力主要来自外资企业。从贸易上讲，中国是“有规模而无实力”。2004年、2005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三位，但是，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11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49位；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05年度《世界竞争力年鉴》，中国在60个经济体中排名为第31位。由此可见，我国出口总量的高速增长掩盖了结构相对低下、国家综合竞争力低的问题。无论是外资企业出口还是加工贸易的高速增长，中国所提供的基本上都是廉价劳动力。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但产业结构并没有进步，国际竞争力也没有得到提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来自外资和加工贸易出口的比重越高，外贸的整体效益相对就越低。近年来，中国与各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发生，除了国外保护主义的因素外，与中国自身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模式是分不开的。由于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正在起步发展，因此单靠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战略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外资引进长期数量导向。利用外资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和基本条件，是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长期坚持。但是，外资数量本身不是发展的成就指标，而是经济开放度指标。当中国从封闭型经济中突破，致力于以开放政策引导经济走上发展道路的时候，能否大量引进外资反映了开放政策是否有效实施。这时，外资的数量及其增长是开放政策成功的标志。今天，开放的必要性和开放的成就已经不需要再继续证明，更需要关注的已经是外资引进的效益和影响，而效益与影响是不能用数量来体现的。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一系列体制与政策原因导致了数量追求：不少地方政府制定了引进外资项目数及引资额指标，GDP来自于外资项目，地方技术进步的标志来自于外资项目，企业因合资而有特殊政策，等等，这些最终都集中为对外资的数量追求。问题不在于中国引进外资是否太多了，数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谓相对，是指相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内资利用率、获得外资的方式等而言，而不能只看在世界上占第几位。从经济效益看，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而涉外企业税收却只占五分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是处于“有出口而无产业”的状态。2004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27.9%，其中三资企业占87.3%,而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分别只占8.5%、1.6%和2.6%。从经济增长的构成因素（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对GDP之比）看，2004年9.5%的GDP增长中的3.67个百分点（即将近40%）为引进外资形成的。这里还没有计算相当一部分国内投资也是由外资拉动的。这种增长对外资的依赖性中可能使我们看到中国经济自身增长的能力并非如直接统计数字所体现的那样高。
应当承认，一个国家推行粗放型的开放战略在发展的起步阶段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开放经济基本形成，发展模式的转变就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能的了。
内功不足
对外资和外贸数量的片面追求甚至使一些地方政府的行为严重异化，过度强化了经济职能而严重弱化了社会责任。
开放战略中的粗放特征是国内整体发展战略粗放特征的一部分，有其客观的发展模式原因和经济体制原因。
一是发展模式原因。首先，发展的初期目标难免以规模扩张为主，必然需要外部市场和外部资金。规模扩张是中国过去二十多年发展的必经阶段，数量扩张型的国内发展战略必然导致相同特征的开放战略。但是，出口规模扩张不等于以出口拉动产业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战略，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即以外资流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格局下，出口导向战略对国内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下降了。
其次，对产出规模的关注影响了对国民福利增长的关注。传统对经济发展的衡量是以产出为标准的。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经济的产出是全球生产要素投入的结果，GDP是以地理为基础的一个国家增加值，对于其中产权属于其他国家的生产要素创造的产出并不扣除。因此其夸大了增长对于本国国民真实福利增长的意义和财富积累的意义。第三，就业难题影响了对技术进步目标的实现。解决就业问题是我国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扩大就业需要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实现，其中包括靠外资转移传统产业。但是依靠劳动力要素和依靠技术要素在一定范围内是矛盾的，兼顾就业与技术进步需要战略的提升。第四，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战略对技术进步作用有限。市场开放可能通过引进外资带来技术，并可能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技术溢出”，但是外资高技术项目的存在不等于我国的技术进步或产业结构进步，甚至因为竞争和市场占有，可能使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进步更加困难。
二是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原因。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中表现出一种“区域发展导向型”的特殊模式，地方政府致力于发展导向，中央政府致力于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经济职能。这一模式既决定了中国在实现高速发展上的巨大优势，也导致了开放的粗放型弊端。
首先，国家层面偏向外源性发展的战略在实践过程中被过度强化，利用外资比利用内资更有利，出口比国内销售更有利，这既使中国快速完成了向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转型，也使这种转型付出了内外不均衡的成本。
其次，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强化导致各地发展中的相互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完全在市场规则的作用下进行的，而是在地方政府干预扶持下无限制地运用财税政策、土地环境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进行的，因而导致恶性竞争，并使跨国公司在投资和贸易谈判中更具强势地位。
第三，地方的发展成就与全国的发展效益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地方政府更多地获得了发展的利益或政绩，而国家在整体上却失去了对产业结构战略与资源土地环境的有效控制，各地方发展的外部不经济性由社会承担。
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有的地方政府的职能事实上已经等同于一个经营工业园区的公司。这个公司以土地、政策优惠、城市品牌为资源，以外商为客户，以外资流入为拉动增长的手段，以GDP为营业额，以地方财政收入为利润。在拉动经济的同时牺牲环境和社会利益，并导致国民财富流失。除了错误的政绩观与不合理的统计指标等原因外，症结还在于地方政府引进外资中的相当一部分成本不是由其本身承担的，相反还可以从外资的引进中获得本地的收益。从国家层面看，利用外资有收益，但成本也是多方面的，有的并不是由地方政府承担或者对地方政府来说“机会成本为零”———不引进外资完全没有收益，引进外资再少也有收益。
对外资和外贸数量的片面追求甚至使一些地方政府的行为严重异化，过度强化了经济职能而严重弱化了社会责任。第一，除了国家统一的向外资提供的税收优惠外，地方政府又因发展竞争而对税收优惠层层加码。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条件，外资企业得到了不低于国内企业的公共产品，而提供的税收却相对较少，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付出了额外的成本。第二，地方政府在土地批租上对外资的过度让利。由于政府积极引进外资，对外商提供土地的价格并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往往是包括政策优惠的低价，没有土地不可再生的长远意识。第三，由外资企业导致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的外部成本。在外资饥渴症下，地方政府往往放弃对环境与资源长期成本的关注，同时也有不少是对外资缺乏监管的结果，一些地方甚至引进了一些严重破坏环境和损害劳动者健康的项目。第四，对外资企业损害劳动者权益缺乏应有的监管，使中国为此付出了更高的社会成本。一部分外资企业违反劳动者生存发展的要求，严重损害劳动者利益；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事实上是在低于合理价格的水平上使用中国劳动力，也不符合我国社会正在加速进步而应提高的工资水平。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各地竞争性地引进外资，使地方政府在与跨国公司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也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不作为。
三是市场机制不成熟原因。开放效益低，中国市场机制“内功”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这体现为多个方面的问题。资本市场和融资体制不健全导致对外资的依赖，内资缺乏完善的投资机制也导致了对外资依赖的增长，进而对外资实行激励和优惠，这既促进了外资流入，也相应地挤占了内资的投资机会，虽然在一些情况下外资对内资也存在着一定的拉动作用。与此同时，缺乏高效的企业制度和企业家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使得国内不断积累的储蓄难以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因为企业家的市场意识和冒险素质是社会投资机制的基础。最后，从宏观经济运行上讲，内需不足又导致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内需不足的原因在于国内的发展模式，消费水平低，储蓄率高，有市场前景的投资少，而政府盲目投资多。
开放的升级
开放战略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国内发展目标的阶段性推进显然要求开放战略的阶段性推进。
应当指出，开放战略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发展战略与开放战略的统筹要求开放战略为发展目标服务。目前中国已经提出了实现全面小康和中等发达，建设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国内发展目标的这种阶段性推进显然要求开放战略的阶段性推进。根据这个原则，至少应当考虑的有：
1、以产业政策主导外资引进。随着外资外贸目标的实现和国内外条件的根本性变化，提高经济效益，用好国内资本，实现产业升级等国内经济战略，已经成为对外开放应服务的新目标。在发展新阶段上，外资政策要服从于产业政策，而不是服从于数量增长。
2、以有利于自主创新为原则用好外资。在新阶段，要在开放条件下实现自主科技进步，而不是仅仅以引进更多技术含量高的外资项目或更多外商研发机构作为外资质量或技术进步的标志。要创造国内外企业的公平竞争特别是人才良性竞争的环境，以利于自主创新。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技术引进，实现技术的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推动原始创新。过去这些年，技术含量高的外资虽然进入了中国，但对中国来说，仍然是“有产业而无技术”，或者“有技术而无产权”，只有在开放中注重自主创新才能改变这种局面。
3、加快加工贸易战略的转型与升级。要拉长产业链，以贸易促进我国优势产业的形成。外贸战略调整的核心不是控制外贸总量，而是转变外贸的结构，即扩大一般贸易的比重，尤其是国内产业链长、使用国内要素多的一般贸易；降低加工贸易的比重，即使继续发展也要增大国内投入的含量，从而增强贸易对国内产业的拉动作用。
4、高度注重地区间的协调发展。目前中国的地区发展格局存在着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沿海地区劳动力大量闲置，政府提供良好的社会福利条件，而内地劳动力大量流向沿海，并因地区差和数量多而接受低工资待遇，使外资企业和出口加工企业能以极低的成本生产，而本质上是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因此，当前战略调整的任务之一就要减少这种劳动力过度流动导致的开放经济效益受损。地区发展差距的缩小有利于开放中效益的提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于通过国内战略调整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将使农村地区形成新的发展机制，实现在本地发展致富的目的，从而减少劳动力向沿海地区的过度流动，降低流向外资企业的劳动力供给量，从而提高中国从外资引进与外贸中的收益。由于中国巨大的劳动力价格优势，适度控制劳动力流动不会改变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而且还会增强内地的发展机会。
以改革促开放
要以国内体制改革尤其是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断提高开放效益，改变主要依靠激励政策力度和地区间以土地环境和优惠政策竞争的不利局面。
要以国内体制改革尤其是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断提高开放效益，改变主要依靠激励政策力度和地区间以土地环境和优惠政策竞争的不利局面。
一要完善国内金融系统，深化企业改革。要提升国内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国内经济体制上的问题导致银行系统沉淀了大量的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其原因既在于我们企业的低效，也在于金融系统的不健全。中国缺乏大量市场化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只能利用廉价劳动力。完善国内市场机制将改变对外资与外贸市场的过度依赖。
二要优化投资环境，以产业集群与产业链营造引资能力。改善投资环境是制度性开放的核心任务。从产业领域看，中国的开放格局已经比较全面。今后的重点是通过体制优化和政策规范透明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并以强大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形成巨大的投资吸引力。
三要改革外向型经济竞争型发展体制。提高对外开放效益的重心是消除国内地区间的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和自相竞争。要在维护我国分权式经济体制的发展优势的前提下，加强地区之间的发展协调，一致对外。中央政府要制订规则，限制地方政府以土地环境资源和财税政策竞争外资，淡化外贸指标。地区之间要建立分工合作机制、对外谈判协调机制、相互沟通协商机制、发展利益分享机制和长期联合发展机制。要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外贸外资的效益性指标体系，代替目前的规模化指标体系。
简而言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阶段性推进是由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从而认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目标。总体上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脱贫和解决温饱的任务，正致力于富裕和强盛的新目标；少部分地区的脱贫和温饱问题要放在整个国家大战略下来解决。实现富裕目标的战略不同于脱贫，强盛目标的战略不同于解决温饱。中国需要从根本上增强国力，核心问题是技术的进步、财富的积累、国民生活真正的殷实。国家的战略升级与个人发展道路极为相似，一位民工来到大城市打工，虽然解决了温饱，改变了命运，但是只有自己再千方百计学习提高，才能有新的发展，最终改变靠繁重劳动艰难谋生的境地。
当前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可以概括为实现七个转变：一是开放的指导原则从规模扩张转变为国民福利，二是各种政策的指向从形成开放型体制推进到规范开放型经济的运行，三是开放的引力动力从靠政策激励拼资源土地转变为靠体制效率加软硬环境，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从廉价劳动力优势扩展为体制、人才与技术综合优势，五是参与国际分工模式从单一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战略提高到劳动、知识、科技、服务等多层次战略，六是开放所致力的发展目标从单纯扩大就业摆脱贫困上升到国民经济结构进步和民富国强，七是提高开放水平从优化开放政策拓宽到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可以说，这些转变就是科学发展观所要求树立的新的开放理念，即我们应确立的“新开放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