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4日上午，周琢研究员以“供应链最优外部敞口的量化分析”为题分享了其最新研究成果。报告伊始，周琢研究员通过上班导航路线选择的生动案例，引出了研究供应链问题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指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回归分析已无法解释复杂的供应结构，必须通过数理建模寻找安全与效率的“最优边界”。该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界定了“外部敞口”的多维定义，将外资在华供给、境外生产以及所有权属性等因素统一纳入量化框架，旨在回答在给定风险背景下，何种程度的自主供应体系与外部依赖比例能够构成最合理的安全效率平衡。
报告详细展示了该研究的理论支柱。周琢研究员将经典的Eaton-Kortum（EK）效率模型与刻画风险损失的福利函数相结合，弥补了传统贸易模型仅关注价格波动而忽视物理断链风险的缺陷。他指出，传统的贸易理论普遍认为开放度越高则收益越大，但在供应链语境下，外部冲击的波动率（Variance）和市场集中度（HHI）会显著放大网络效应带来的损失。通过构造包含期望价格收益与期望调整成本的福利函数，模型成功推导出了“最优敞口”的极大值解。这一结论证明了供应链治理中存在一个核心的“度”，即在价格竞争带来的效率红利与风险溢出带来的安全成本之间，存在一个理论上的最优平衡点。
在实证分析与数据校准部分，研究利用了OECD的AMNE（多国企业活动）投入产出表，对2013年至2020年间全球76个国家及地区的属权贸易数据进行了处理。周琢研究员通过对“安全效率边界”参数的校准，对比了中美两国的行业表现。反事实分析显示，若以美国标准为参照，中国在服装、汽车、矿业等部门表现出相对的“过度保守”，而在电子光学等高科技领域则存在“过度开放”的倾向。随着2020年后全球波动率的系统性上升，多数行业的最优敞口呈现出向下修正的趋势。然而，汽车行业在2022至2024年间逆势表现出更强的开放适应性，这表明技术竞争力的提升可以部分对冲外部风险，从而拓宽其最优敞口的区间。
在研讨环节，与会人员围绕模型中关键参数（如安全冗余与风险偏好）的经济含义及校准方法展开了深度讨论。针对“最优敞口是理论值还是现实值”的问题，周琢研究员坦言，研究目前的挑战在于如何更精准地界定“安全边界”这一抽象参数。他强调，最优敞口并非一个固定的数字，而是随外部冲击频率、生产网络深度动态演化的。未来研究将进一步引入安全储备（战略冗余）跨期选择模型，以更贴合当前各国政府在关键资源领域的决策逻辑。本次报告不仅为理解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硬核的数理工具，也为在开放环境中寻求国家经济韧性提供了量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