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陈 瑜 本报记者
■嘉 宾：
阮青，上海市政协常委、经济和金融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张国华，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
孙立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编者按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从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等方面作出重要部署。这不仅是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洞察，更是对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精准把握。如何理解“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内涵要求？如何推动制度型开放取得新突破，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提供新机遇？上海如何继续当好排头兵、先行者，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本报约请三位专家研讨交流。
主持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提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深刻理解“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重要意义和内涵要求？
阮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具体有三重意义：首先，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实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加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其次，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开放的世界为我们提供新视野、新市场、新机会，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将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再次，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我国主动应对逆全球化挑战的有效之策。面对少数国家“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做法，我国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积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现了大国的担当。
张国华：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我国开放型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贸易投资等多项开放型经济指标都连续十多年稳居世界各国前列，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新形势，必须坚决落实《决定》作出的战略部署，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更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一是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完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体制机制。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压力不断上升，一些国家民粹势力纷纷抬头，少数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世界经济中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加强，影响了全球经济的繁荣稳定，以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制定的国际经贸规则面临挑战。新形势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要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制度型开放，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
二是要深化贸易领域的体制改革，完善贸易强国建设的体制机制。我国货物贸易规模在2017—2023年连续7年居世界第一，服务贸易规模居于世界前列，数字贸易发展迅速，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日益严峻。必须以改革促发展，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加快提升优化贸易国别地区结构、产品结构、贸易方式结构，更加主动地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
三是要深化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完善鼓励外商投资和促进保障对外投资的体制机制。近年来，个别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名推动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密接生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从市场逻辑转向地缘政治逻辑，全球投资环境总体趋于严峻。中国促进有序对外投资，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放大对世界经济和产业升级带动效应，体现了我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信心和决心。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吸引更多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领域。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支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推动外资融入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四是要优化区域开放和扩大国际合作布局，完善区域开放功能分工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体制机制。要进一步发挥沿海、沿江、沿边、内陆的各自优势，鼓励沿海地区用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载体，争做对外开放的排头兵、“领头羊”，强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等的集聚辐射作用；内陆地区要深化市场开放、产业开放，强化市场腹地、产业腹地功能，吸引外商投资进一步加大市场和产业的开拓力度；沿边地区开放则要着重发挥好内引外联作用，对内加强产业投资联动，对外加强市场物流联通。此外，要推进国内区域对外开放功能分工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联动。
孙立行：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能够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内需潜力，吸引全球资金、人才、技术资源，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优质要素供给和更大市场需求，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大背景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也是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现实需要，有助于加快国内优势产业开拓国际市场，走开放式创新之路，不断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高水平开放中赢得战略主动。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更大范围开放。优化国内区域开放布局，打造沿海内陆沿边市场相通、产业相融、规则相联、功能互补、协同创新的开放高地，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格局。二是更宽领域开放。从制造业开放转向服务业开放，有序扩大金融、电信、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开放；从传统要素到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制定数据开放与共享规则；从“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延伸，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三是更深层次开放。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主动对接RCEP、CPTPP、DEPA等高标准国际经贸协定，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四是更加主动开放。实行更加积极的自主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五是更加安全开放。更加重视对外开放中的经济金融安全，健全国家安全保障体制机制，构筑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主持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制度型开放的稳步扩大，不仅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制度路径。如何进一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和深层次改革相互促进，不断增强制度性话语权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孙立行：建设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体系，既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又是一次深层次的体制性变革，需要确保各方面改革举措配套衔接。在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方面，应积极拓展离岸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营造有利于国际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在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应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把对外开放的重心从企业“开办前准入”向“开办后准营”延伸，积极探索“准入即准营”的服务贸易制度，推进服务业领域内外标准对接。同时，实行高水平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政策，健全高水平国际经贸合作服务保障体系，完善对外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建立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适应的管理方式。
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到G20杭州峰会制定了首个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再到最新提出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要继续推动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合作优化升级，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而且还要积极参与并推动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开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数据跨境流动、跨境电商合作、数字知识产权等国际经贸规则谈判，进一步拓展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国际合作新空间，并在数字规则、绿色标准体系建设中赢得话语权。
张国华：不断增强制度性话语权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要积极抓住用好RCEP等我国参加的多边经贸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机遇，以推动加入CPTPP和DEPA等为契机，加强部门协同配合，强化国家部门和省市等的联动，建立同国际通行经贸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要更加积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方面，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方面深化改革，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比如推进内外贸产品的同线同标同质就是制度型开放的一个方面。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比如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每年都对最不发达国家企业等参展提供切实的政策支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我国近年来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对外投资大国之一，比如我国汽车产业投资多个海外生产基地，实现了汽车全产业链的输出。要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从而促进国内企业有序开展境外生产布局，加快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要积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保险、咨询、法律等专业服务业，提升服务企业境外投资的能力。努力以扩大服务业开放激发提升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要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全球化布局，在保障安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数字贸易领域开放，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围绕“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畅通开放通道、搭建开放平台、创新开放机制，深化拓宽中欧班列、滇老铁路等物流通道建设，开拓优化国际陆海空物流新通道。要共商共建共享“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产业开发合作园区等“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平台，共同举办、建设一些国际性展会、国际贸易电子平台等，促进产业交流、国际采购、跨国投资。
阮青：当前，制度型开放已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决定》深化细化了制度型开放的内涵，既体现了对标国际一流，又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实现国际国内制度相通相容。对于上海而言，要准确把握制度型开放的丰富内涵，加快推进“边境后”改革，抓紧落实《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同时，还要抓紧落实好《决定》部署的重大任务，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服务企业“走出去”等，不断增强上海外贸外资新动能。
主持人：中共上海十二届市委五次全会指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地在政策供给、制度创新、体系构建上下功夫”。今年是临港新片区挂牌成立五周年、浦东引领区建设三周年，上海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交出了怎样的制度建设答卷？上海如何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全方位大力度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更好为国家试制度、探新路？
阮青：近年来，上海依托浦东引领区、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等国家战略，在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开拓性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一是推动实施一批政策制度创新，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比如，首家外资独资券商、首批外商独资公募基金、首个外商独资整车制造项目等一批首创性外资项目落户上海。国内首单外资班轮船公司“外贸集装箱沿海捎带”业务在洋山港正式落地。率先开展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全国首个船供服务地方标准发布实施。建设了全国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二是先行试点一批重大改革举措。在全国率先开展市场准营承诺即入制改革试点，“一业一证”改革累计发放一万余张行业综合许可证。率先开展并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实现从“先审后建”转为“先建后核”。用好浦东新区法规立法授权，累计出台“融资租赁”“标准化创新发展”等浦东新区法规18部、地方性法规浦东专章2部以及“深化经营范围登记改革”等浦东新区管理措施28部。三是布局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平台。围绕上海“五个中心”建设，聚焦通过制度创新吸引集聚全球要素资源。比如拓展洋山港全球枢纽功能，建成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洋山四期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推出黄金国际板、原油期货期权等一批面向全球的金融创新产品。
下一步，在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方面当好改革的排头兵，一方面，要深入推进浦东综合改革试点。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制定《浦东新区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对标《决定》特别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制定并实施浦东新区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活力，促进上海和浦东的高水平开放。比如，通过畅通产业上下游链条，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先导产业发展作出制度性安排，从体制机制、要素配置、服务便利等多个角度，系统提出若干配套措施。
另一方面，要聚焦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更高水平开放。重点是落实“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关键是要从“提升”上破题，在“三个提升”下功夫：一是着力提升制度型开放的牵引力。围绕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全面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产权保护、环境标准等“边境后”领域，通过加强国内国际规则标准相通相容，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二是着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围绕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聚焦产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在全产业链融合升级、应用测试场景开放等方面加强集成创新，促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保税+”、再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取得更大成效。三是着力提升集聚辐射能级。在服务业高水平开放、提升经营主体全球运作水平、实施开放便利的人才政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等方面加强协同联动，推进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国际数据港等平台载体建设，深化与境外高水平自贸区交流合作，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孙立行：临港新片区的建设，是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全面建设以“五自由一便利”为核心的制度开放新体系，在多个领域取得首创性突破，为全国扩大制度型开放提供了重要经验。临港新片区还确立了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作为重点发展产业，推进以重大项目带动产业链集聚，形成规模效应，助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近3年，浦东新区依托综合改革试点，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优势，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在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方面取得新突破，外商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经济效能不断显现。
下一步上海应大力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发挥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引领作用。一是加快推出一批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的制度经验，打造国家制度型开放示范区。积极探索建设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更好集聚全球要素、高效配置全球资源。二是主动对接高标准区域自贸协定中的开放规则，以扩大高端服务业开放试点为抓手，深入探索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体系和开放路径，逐步缩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破除数据跨境流动壁垒。三是不断扩大“上海价格”“上海标准”的国际影响力，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对跨境金融、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支持能力，提升大宗商品的人民币定价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四是依托临港新片区建设高水平开放枢纽门户，加快打造“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推动长三角优势产能、优质装备、适用技术和标准“走出去”。五是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此外，要重视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联性。从注重融资功能到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市场功能，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让国际投资者共同参与、见证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观点
阮青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实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加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拓展发展空间。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我国主动应对逆全球化挑战的有效之策。我国高举改革开放大旗，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现了大国的担当。
张国华
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更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一是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完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体制机制。二是要深化贸易领域的体制改革，完善贸易强国建设的体制机制。三是要深化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完善鼓励外商投资和促进保障对外投资的体制机制。四是要优化区域开放和扩大国际合作布局，完善区域开放功能分工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体制机制。
孙立行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更大范围开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格局。二是更宽领域开放。从制造业开放转向服务业开放；从传统要素到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从“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延伸。三是更深层次开放。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四是更加主动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五是更加安全开放。构筑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来源：文汇报，2024-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