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中亚各国及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影响视频交流会

发布者: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时间:2021-05-17浏览次数:10

2021421日下午,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疫情对中亚各国及其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影响视频交流会”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召开(境外专家均线上与会)。会议语言为中文和英文,线下会场设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总部478会议室,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李立凡副研究员主持。与会专家主要就疫情对中亚各国贸易和投资的影响、新冠疫情以来中国与中亚各国经贸关系变化、防疫物资获得情况及对未来中亚各国经贸关系的影响等主题进行了探讨。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沈玉良研究员首先做了题为“中国与中亚国际经贸合作思路”的报告。沈玉良研究员指出,中国与中亚国家国际经贸合作的推进,体现在上海合作组织层面的合作和国家层面的合作两方面。在上海合作组织层面,除了《上组织成员国家多边经贸合作的纲要20032020》以及今年开始形成的上合组织成员国2035年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从近期、中期和远期分三步实施区域经济合作之外还包括各个专业领域和行业领域的合作,如贸易、产能、农业、海关、金融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以及将要进一步推进的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中小企业、智库、地方等各个领域的合作等。在国家层面,中国亚各国签署了“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协议,同时与相关的国家战略对接(如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的对接),具体地说,又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如与亚各国签署了深化中欧班列合作的协议)、通信设施(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签署了丝路光纤合作协议)、投资领域(如境外经贸合作区)等方面的合作。中国与中亚国际经贸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从UNCTAD给出的贸易数据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量的变化不大,而中亚五国吸收外资的数量,近几年反而有下降的趋势(ODI是负数)。关于中国与中亚国际经贸合作的推进思路,沈玉良研究员认为,传统工业化难以推进中国和中亚之间的合作,这是“距离暴政”、供应链成本带来的外部性、传统的工业品过剩所导致的,由于中国的数字经济和国内市场明显具有优势,未来的合作方向,一是继续加强通信设施的合作,二是产业数字化方面的合作,三是用数字技术促进贸易便利化,四是数字平台的合作,包括电子商务的合作,五是加快完善各国的国内数字规则。

哈萨克斯坦总统基金会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安同(Anton Bugayenko)研究员指出,近五、六年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贸易数据下降的原因,一是经济环境不好,特别是俄罗斯经济近年来在停滞中,且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而持续低迷,对其他国家产生蝴蝶效应;二是贸易变成了投资,原来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现在实现了在哈萨克斯坦生产。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关注的不是双边关系,而是多边关系,多边合作正在进行中,这是良好的信号。中国可以提供自己的标准,在5G或者是其他的技术领域,中国可以制定并提供自己的技术标准,在中亚地区输出,中亚国家乐于和中国进行合作。中国的数字化为中亚提供了良好的信号,但是哈萨克斯坦在这方面没有阶段性目标,也没有战略方针。目前,哈萨克斯坦的数字化进程推进得过于随机,没有整体的计划和规划,可以借鉴中国的数字化进程制定类似的计划或规划(例如五年计划)。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东方研究所(Tashkent State University of Oriental Studies)海罗拉·乌马罗夫(Kharullah Umarov教授也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美国等国是不同的,中国为中亚各国提供了很多建设支持和合作,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可以在5G领域尝试展开合作,中国的电子商务增长很快,乌兹别克斯坦在数字化等领域应学习中国的经验。

吉尔吉斯斯坦“寻求共同体”中亚研究部(Central Asi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主任赛纳扎罗夫(Keneshbek Sainazarov)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正经历着从双边渠道向多边渠道的转变,目前双方之间的议题是区域议题,现在是一个新的时机,应开始多边渠道的合作。新冠疫情让人们看到了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是未来新的增长点、新的机会。第一,目前中亚各国有能力建立本国产业,这是对的时机,过去中亚各国不具备这样条件和能力。第二,技术转移是一个优先领域,中国在研发、设计、创新等上游环节具有优势,这对中国和中亚国家来说都是机会,中国可将这些技术转移至中亚。第三,出现了财富分配的新方式,数字化会创造新的机会来实现财富的分配。总之,现在中国和中亚国家应该在对的时机、通过对的方式、基于对的倡议,来共同促进区域增长、合作、健康、持续发展。

之后,与会专家又针对沈玉良研究员在报告中提到的“距离暴政”和通关便利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沈玉良研究员指出,“距离暴政”是一个经济学术语,不只是指地理上的距离,还包括语言等各方面的距离,是一个成本上的概念。全球化时代来临以后,海运的发达使得运输成本大幅下降,但是内陆国家不靠海,整体上的成本就高。数字经济对于克服这些成本很重要,比如,传统农产品通关时都要认证,所以合规性成本会很高,现在可以采用数字化的认证,通过数字手段降低成本,便利通关,动植物检验检疫等都可以通过数字化、区块链的合作来进行。乌兹别克斯坦的宠物食品出口到中国,就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至于语言问题,数字经济也提供了解决途径,如可以自动翻译等等。引入数字经济的背景,对于更精准地找到当前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合作点,是很重要的。

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彭羽、高疆,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顾炜、廉晓敏,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陈历幸、孙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