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钧文：下午的讨论主题是FDI与中国的金融与贸易发展，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外资与中国的金融，还有一个是外资与中国的贸易，第一个发言者是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
项卫星：FDI以及随之产生的跨国公司20世纪50年代迅速发展被称为战后最终式的经济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前，FDI主要集中在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无论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FDI，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基本都是如此，换句话说金融部门的FDI在全球FDI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比较低，而且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流，反过来说就是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数量是比较少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形势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市场化金融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采用，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收的FDI数量开始增加，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增长。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说明了金融全球化在不断的发展，导致这个变化，或者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基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第二，新兴市场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放松金融管制，加快的金融自由化进程。第三，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对利润的追求，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需要。第四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的普及。
第二方面，拉美、中东欧以及东亚地区金融部门进入FDI比较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隐性市场国家FDI数量由四个基本原因所导致的，但是它的直接原因在各个地区也是不尽相同的，从拉美国家看，导致该地区国家金融部门FDI数量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与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危机冲击诱导性，或者叫危机导向型，由于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此后这些国家开始大量引进FDI。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大致上也是如此，也是属于危机导向性。中东欧转轨国家FDI数量迅速增进，属于改革推进性，是在改革的过程引进FDI，我们进行这个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在冲击诱导性当中，东道国通常是难以控制引进FDI的成本，或者说这种引进是被动的引进，而在改革推进性的当中，东道国通常拥有一定的自主性，或者说这种引进是一种主动的引进。
第三部分谈一下中国金融部门FDI的发展，金融机构FDI的形式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绿地投资，在东道国直接设立分行或者代表处，另外一种就是并购，通过并购东道国本土银行把他们转变为由母银行控股的子公司，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一种是绿地投资，另一种是股权投资，我们通常把股权投资称之为战略投资，同时把这种股权投资者称之为战略投资者，据统计到今年6月底，已经有33家境外的金融机构对中国的24家国有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了股权投资，股权投资总额达到205亿美元。中国的金融部门或者是中国的银行部门为什么要引进FDI？直接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中国金融部门引进FDI是属于改革推进型，但是中国的改革推进型与前面讲的中东欧国家情况不完全一致。
首先，大多数中东欧洲转轨国家在国内银行陷入了困境的时候，才开始引进外资，而中国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顺应银行部门深化改革需要，在隔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以后，才开始引进战略投资者；中国金融部门引进FDI是在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而不像中东欧转轨国家一样，在经济形势全面恶化的背景下引进。关于中国金融部门引进FDI政策建议，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第一，合理规划金融部门FDI的来源国，避免来源国过于集中。第二，加快银行改革的步伐，在银行部门构建外资、国资、与民资共存的结构。第三，鼓励本土银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要打造外向的金融部门FDI格局。第四，要在引进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有效的金融监管。
最后说明一点，中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引进FDI以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无论是在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是在银行的资产收益率，还是在银行不良资产率的下降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此证明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不仅不会影响金融安全，相反能够打造我们中国银行的竞争力。
傅钧文：
倪受彬：这个议题作为金融开放的背景下，我们国家目前外资银行大量参股了国内的银行。从96年开始，亚洲开发银行参股3.96%光大银行，到2002年的12月份花旗集团，联合申购团参股的广发银行，外资开放下的背景，我的文章研究从金融开放的背景下，外资银行、包括外资金融机构纷纷参股国内商业银行的参股的类型并不一样：第一种类型认购国内商业银行，增量认购的方式。第二种类型存量转让，国内的银行向外资转让。第三种，换股交易。
首先，对外资参股国内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多样性，呈现了非常多的法律类型。从参股的比例讲，对外资参股的规定有1994年7月份人民银行颁布，2003年中国银行管理机构颁布，中国金融机构投资境外银行的办法。第二个是对法律制度体系的评价，从目前讲两个重要的针对外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规定有问题。第一个94年的规定，存而不用。从目前法律效应讲，并没有法律效率，部门规章已经严重落后于目前的状况。规章对境外投资入股明确规定了外资可以参股国内的金融机构，但是关于入股比例的问题，含糊不清。目前的规定对战略投资者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目前法律体系关于外资参股国内金融机构的规定，第一层级低。美国研究表明，像国外发达国家外资包括美国的外部银行，民生银行参股美国的一家银行，美国的审批比较严格，包括联邦方面的审批，包括纽约州金融委员会的审批，非常明确，而我们国内对参与金融机构，不仅层级比较低，而且单论规章，也是相互有矛盾和冲突。03年银监会管理办法，对于外资持股比例，外资的审批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仅仅在领导人讲话里面谈这个问题。对战略投资者包括什么是境外金融机构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从法律背景讲目前银行、保险分业机关对投资国内商业银行，包括企业是严格控制，防范金融风险，没有完全放开，但是对外资讲，准入资格问题，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界定。美国新桥投资参与控股深发展银行，其实它是美国的私人发展机构，国内外资参股对国内企业要求非常严格，外资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实际上非金融机构也参与甚至控股了国内发展银行，包括花旗控股我们的广发，也是上市银行。03年规定合并25%，花旗是联合申购团的方式，看上去只有19.9%，但是控股是联合申购团控制的，委托花旗持有，行使这个股权，已经绕过了法律对银行，特别是大的银行控制权把持的关口，达到了间接的，实际上是直接控股国内的银行程度。花旗收购了以后包括董事长在内的7个人都更换为花旗自己的人，完全控制了董事会，根据花旗参股浦发银行的协议，花旗最多持股也不能超过19.9%。国内的政府把浦发银行的股权全部集中到机构，在国内远远超过花旗，所以花旗转而去控股广发银行。在国内背景下外资参股国内银行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特别是法律明确有分阶段，从参股到逐步控股权，法律需要逐步完善并有效逐步完善。
傅钧文：
王庭东：我的交流题目是：论外资外贸传统数量化指标导向下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总体而言，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于外资外贸数量化指标的追求是通过政策引致性扭曲实现的，而政策引致性扭曲的长期化促成了一个对外贸相对有利的制度与政策混淆，从而形成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导致外资对内资产生显著挤出效应。
传统数量化之导向下的政策引致性扭曲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在我国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肩负着发展地方经济重担，迫切需要通过吸引外资与扩大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二是在以数量化指标为信息的政策机关的约束下，地方政府大力追求外资外贸数量指标。三是受赶超战略及落后的重化工业化理论的影响，以上因素导致地方政府对外资外贸传统数量化指标的追求。
一、外资对内资的成本挤出效应，通过要素价格扭曲与超国民税收优惠待遇实现，外资外贸数量化指标意味着外资企业拥有对内资的巨大生产成本优势，从而产生外资对内资的成本挤压。二、外资对民营资本的挤出效应。围绕招商引资带动发展是一些沿海地区重要的发展策略，地方政府将优质的土地等生产要素优先供给给外资企业，对外资超国民待遇，从而加重民营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使其发展空间受到人为挤压，不公平竞争环境导致对民营企业的畸形挤出效应。近年来许多民企在国外设立公司。外资即使没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支撑，仍能够依靠优惠政策。三交易成本挤出是指地方政府对外资的各项通关便利政策，即对外资的政府行政高于内资。还有一个类型的交易成本挤出是，对外资外交数量化指标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国内企业一般只能在它们所在的地区选择投资项目，而外国企业不受这个限制，它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项目。
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主要是指外资对国内企业实施兼并与技术封锁等手段，达到占领国内市场、消除国内竞争对手的目的。外资对服务业产生挤出效应，与金融保险高端服务业领域改革制度有关，意味着外资的竞争优势转化为占有率和巨大收益。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不断追求外资外贸数量指标，错误地将贸易顺差、GDP增长率、高就业率作为竞争优势的体现。然而，加强了对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从而削弱了内资的创新能力，以生产成本或政府补贴作为比较优势的弱点在于，更低成本的生产环境会不断出现。今天以廉价劳动力被看好的国家明天可能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国家取代。由于新科技的快速发展，被认为不可能的不经济的资源异军突起，同样也会使以传统资源为优势的国家一夕之间失去竞争力。
傅钧文：
苑涛：我的研究背景在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合作的时候，难免会有复杂的问题出现，比如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有相关的问题，我们需要探讨。我们分为三个层次的竞争。
第一个层次是与APEC的竞争，中国和东盟可能同时参与某一个一体化组织。中国、东盟都是APEC的成员。APEC是一个带有体制性的论坛，但是毕竟有一个合作的关系。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可以起到推动APEC的作用。第二点中国和东盟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参与APEC提供了经验，不光是自由贸易区还有投资的便利化，还有科技技术的合作。这些方面的合作是为中国和东盟参与APEC提供了经验。第三点参与不同经济一体化组织有利于合作的进一步加强，货物和服务贸易合作到经济合作、高层次的合作都有作用。从三个方面看，中国和东盟共同参与APEC的时候竞争性比较小，主要是相互促进关系。
第二点中国和东盟合作当中中日的竞争比较明显。首先从贸易看，中国现在的贸易量非常大，日本贸易量也很大。中国和日本对于东盟的贸易进口、出口顺差、逆差，影响力比较类似。如果从直接投资FDI看，差距比较大，中国的对外投资相对比较少，日本的比较大，从FDI角度看中国对于东盟的影响力比日本小。日本也是通过它的各种方式，来积极和东盟合作，试图减少中国的影响力。比如日本一开始不愿意加入条约，中国和东盟宣布成立自由贸易区以后，日本马上开会，发表了东京宣言，日本和东盟现在也开始探讨自由贸易区问题，中日在东盟合作中竞争比较激烈。中国和东盟贸易方面有竞争，中国和东盟从要素禀赋看是比较相似。禀赋类似出口优势一样，竞争比较厉害。另一个方面中国和东盟还有一个相似点。内部的差异性也比较大，从东盟内部看，既有人均GDP超过10000万美元的国家，也有很低的国家，既能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能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在中国，东部看北京、上海或者天津人均GDP人民币在35000-50000之间，中国低的省份有10000多人民币。在本国或者是东盟内部有一定的分工，加深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竞争。
第三点中国和东盟在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和建立中国东盟联系不是很直接，如果有竞争也是有的，但是竞争的原因不是自由贸易区。
下面第四个中国、东盟直接投资也可能有竞争，因为大家吸引外国投资很大的地区，但是我们国家和东盟在吸收FDI来源国上面还不完全一样，我们的来源地港澳台或者港台占了很大比例。而东盟是美日欧占的要多一些，竞争度小一些。对策建议有三点。
第一，提高地区竞争力为目标，大家可能看到中国东盟有竞争，但是把眼光放远一定，还有拉美、还有中东欧，内部竞争目的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在全球市场有自己的力量。
第二个发挥市场扩大效应，这个很明确，如果其他条件都一样，两个国家A国比B国市场大，那么A国很可能是产品的出口国和生产国，市场越大越有利于本地区产品的出口和生产，通过东盟合作实现。
第三个促进中国企业到东盟去投资，我们国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除了各种各样的渠道，让民营企业投资不同的企业以外，让民营企业到东盟投资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傅钧文：中国和东盟竞争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尤其是中日对东盟的竞争，对两个国家都是战略问题。下面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李亚敏发言。
李亚敏：我的报告题目是：地区总部集聚与国金融中心演进。所谓国际金融中心是资金融通、集散和交易的中心城市，主要特征表现为：跨国金融机构集聚、资本流通方便自由，有相当规模的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市场、金融服务业高度密集、自身是地区工商业中心，对周边区域之前世界具有相当的经济辐射影响力，因此国际金融中心是商品高度发展的提升。从全球的视角来刊国家金融中心演进的脉络，可以发现，当发达的产业体系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必然导致金融资源和各类经济的集中，形成一定规模的国际金融中心，根据世界各国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发展、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数量的多寡，已经成为所在城市能否成为国家级、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和标志。
一个重要事实是，当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日本东京作为跨国公司总部制度，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过或正在扮演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都扮演着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学者们对于一个值得思考的实践经济学的命题至今仍未达成共识，国际金融中心究竟是建设而成，还是水到渠成？笔者认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持，因此，本文将研究转移至当今最主要的跨国公司层面，对集聚与演进进行扩大。
协同研究包括四个方面协同研究，基于金融集群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国际金融中心研究，基于信息资源的跨国地区总部与国际金融中心协同研究，第三个方面基于功能选择的跨国地区总部与协同研究，基于创造能力和跨国地区总部与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
总体来说上海的建设国际金融吸引高端海外投资的市场已经初步形成，当前应充分发挥新兴的差异化引资战略，不断突出自己优秀的投资软环境，让海外的高端投资者充分认识、体验到上海的独特优势。就全球化比较而言，上海是否就是国际金融中心与地区总部选择的不二之地呢？笔者发现，与香港、新加坡等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诸多的差距。首先是金融软实力缺少，竞争优势未能很好的体现。第二金融开放度不足，不利于金融公司全球价值再造，服务业体系尚未形成，人材瓶颈上尚无法跟进需要。
迄今为止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仍因缺乏强有力的启动源而发展缓慢，由于在地理位置、市场体制、商业习惯等方面，已经无法超越香港和新加坡，而成为本地区又一国际金融中心的绝对优势，故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转移或直接设立将会为上海注入投资联动、金融积极的升级，因此，上海必须采取切实措施营造建设总部经济的优良环境，提出以下建议：一，建立国际接轨氛围，达到内外经济互相促进。第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必要税收支持，构建人材吸引及完善硬环境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加强制度管理建设。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并成为跨国公司地区中总部的集聚第一，可以极大的影响东道主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尽管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是由于上海还无法像香港、新加坡那样实现生产要素，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也不具备拥有浓郁的企业精神的企业家，此外，还有难以预期的诸多因素作用，因此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地的挑战也是巨大的。随着中国大环境的进一步改革与开放的深入，上海所面临的挑战一定会得到彻底地解决，那时一定会成为跨国地区，并将充分发挥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应有功能。
傅钧文：谢谢你！下面请邹全胜发言。
邹全胜：我这个题目：贸易与投资的转换，基于要素引进的分析。整个的研究背景是基于我们对传统的生产要素的概念进行了一个改进。改进的基础认为要素从静态的发展到动态，从单一要素发展到多样化要素，从同质要素发展到异质要素，看贸易和我们的投资究竟在不同的要素组合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从而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收益。
第一，要素演进的概念与要素组合的进程，我建立了要素质量的演进，按照任何同一质量，按照一致性的排列，为了更好的需求按照45度角，按照一定的单位进行了排列，假设按照要素的质量越往右，要素的收益越高，要素组合进程，由于要素一致性，存在质量上的差异，要素与它的高质量要素组合生产，也可以与低质量要素进行生产，这两个方向都可以。
第二个基础，首先分析基于传统国际贸易下的要素表现形式在经典HOV模型中，世界市场中以贸易品为载体的要素组合处于要素多样化锥体的框架中，因此一国贸易品表示的要素含量的净出口等于该国要素禀赋结构减去这个国家在世界消费中的份额与世界要素禀赋结构之积。实际中可以使用该国要素禀赋结构为基本的参照将贸易品分为初级产品与制成品，其中制成品又可以按照市场的过程从要素质量高低，第一密集型产品，中等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高技术产品，按照划分的产品技术分类，往往按照从要素组合的低质量向高质量不断演进发展，在传统下基于替代。
第三个基于要素组合的投资对贸易的替代，前面贸易的一些传统的表现形式也贸易品的形式表现出来，要素的表现形式也要以贸易品来表现，尤其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要素不断流动，使得我们的表现形式不仅仅以贸易品表现，以要素的流动进行表现，这个时候出现了投资对贸易的替代，这就是蒙代尔MUDELL模型，在蒙代尔模型当中由于假定条件的限制，对于要素的假定也保持了传统的要素禀赋的性质，第一蒙代尔模型当中基本假定，生产函数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报酬不变。无论要素的价格，一种商品使用的资本数量要高于另一种商品所使用资本数量，一种是资本密集品，而另一种为劳动密集品，实际市场有A、B两个国家，如果按照蒙代尔模型，要么是贸易障碍产生投资，还是不能离开流通领域，这个时候把要素演进的质量概念引进来，用它解释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我们可以发现，也是非常合理的。
要素质量差异存在的情况下，具有要素差异递增的性质。第二，要素组合生产中要素质量具有差异性特征，要素组合中的要素质量总可以按照一定的升序排列，经济收益遵循要素质量收益规律。
最后的结论，1、生产中的要素投入是动态演进的，按投入要素质量获得经济收益。2、贸易与投资只是一定投入要素因质量组合的不同表现形式，其差异化的形式取决于投入要素不同质量的组合形式与获得的最大化经济收益。发展高质量要素是获取高经济收益重要途径，要以实现开放经济的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要投入增加。
傅钧文：
高越：我的题目是垂直型投资、分割生产与产业链贸易，关于贸易与投资这个话题也非常的多了。根据跨国公司的观点，水平投资替代母国出口。垂直型投资替代了母国水平出口，但是促进了母国中间产品出口。我们从母国出口额角度看，垂直投资到底是促进了母国的出口额，还是替代了出口额？依赖于出口产品占的比重。近几十年来，分割生产投资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现象。在这里主要关注，一个企业把生产环节逐步转移到其他国家去，比如说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劳动密集型阶段，然后是资本密集型的生产阶段，以后有可能是研发阶段。在现有的基础上，我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在产品的生产链条可以分割的条件下，这个企业作为投资选择了哪个部分，把多少部分转移到国外。第二为分割生产对贸易的影响。
我说一下基本结论：在产品的生产链条可以任意分割情况下，跨国公司配置在国外的生产环节的多少的决定因素，贸易成本越高，分割点越靠近上面。当外国生产率与本国差距越小，在每一点上，外国生产下游阶段的比较优势越大。第二个分割生产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是替代关系。第三个结论跨国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分割生产选择行为正好使本国和外国消费者的福利水平都达到最大。跨国公司做选择的时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是它的选择使消费者达到了最大化，随着跨国公司经营环境的变化，跨国公司处于自身利益的选择行为有利于消费者福利的改善。谢谢大家！
傅钧文：谢谢你！最后两篇论文我的感觉都是理论分析，这两篇论文再有些数字支撑，更具有说服力，谢谢七位发言者的配合，接下来进入评论阶段。这次专题的评论员有两位，首先请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崔新健：谢谢主持人，大家可以看到七位演讲者的论文非常精彩，大家的主题比较集中，
第二个
苑涛谈到的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问题，苑涛教授的解释很有价值，从三个竞争谈结构非常有趣，中国继续加强合作，近10年来发展非常快，大概是从九几年是100多家，现在是300多家，中国已经明确表示要积极加强区域合作，这种分析很有意义，三个竞争也非常有意义，苑涛教授进一步阐述，中国与东盟竞争关系和投资的竞争关系希望有更深的探讨，通常传统的区域一体化告诉我们，包括挤出效应、包括替代效应，你谈到了某一个方面。我觉得还是有意义进一步探讨，到底挤出更大一些，还是替代更大一些？哪个更有意义？值得探讨。
最
傅钧文：
周宇：我谈一些直观的感觉，一个是关于金融部门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投资问题，我们银行缺少竞争。实际的例子，银行里面的工作人员是有空调的，外面的顾客没有空调。因为它是国家垄断银行，没有竞争压力，银行是最好的办公楼，工资是最高的工资，接受国家大量注资。排队现象大家很烦恼，银行看到很多顾客在排队，本身没有感觉，这是最可怕的地方，我们确实要引进外国竞争，促进国内金融业的发展。
第二个
苑涛老师讲到了东亚合作的问题，五年以前和现在不一样，五年以前贸易投资是逆差，2004年已经变成了顺差，这五年时间经济发生两个变化，五年以前出口的是纺织品，从前年开始家电、机电一下子超过纺织品，现在汽车又转向顺差，所有的产品都出现了顺差。全国也同样如此，几年以前是逆差，对欧洲平衡，对俄罗斯顺差。现在对亚洲也表现为顺差，所有产品和所有国家都是顺差，这种变化对东亚合作产生什么影响？
傅钧文：最后还有时间可以有发言者回应。
项卫星：
倪受彬：刚才
王庭东：我回应一下刚才
苑涛：我简单回应一下，第一个关于中国东盟合作当中可能出现的几处替代或者是促进的作用，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的文章关键在于影响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竞争力的问题，不仅仅取决于竞争力，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第二个关于环境改变的问题，据我所知，中国目前对外贸易顺差很大，顺差方向和逆差方向这么多年来没有太大改变，对美欧是顺差，对日韩包括台湾地区都是逆差。反映了一个国际分工的变化，各个国家之间的技术高低不一样，这是我们的新的变化，探讨新的变化新理论今天已经出来，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问题，我们国家也不是一尘不变，2000年左右开始谈，03、04年开始实施，到现在已经讲到了零关税，这是与时俱进，原来只是想扩大出口提高竞争力，后来跟中国的产业结构提升等等联系起来，这也是不断变化。我们国家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组织没有变，我们跟澳大利亚也在谈，跟其他地区也在谈一体化。
李亚敏：感谢两位专家对于论文的点评，以及建设性的建议。我的第一个问题，
邹全胜：我非常感谢两位评论员一些数据和看法，因为时间关系，数据的问题在文章里面有部分进行了检验，即使在检验过程中，有数据的关系不全面、不准确，因为我们提出了数据的获取本身是要素质量的差异性的东西，自己解决所提出的假定的问题，涉及要解决数据的问题，现在这个东西已经成为理论上的探索，后面进一步从数据上进行突破，最后谢谢两位评论员精彩的评论。
高越：非常感谢两位评论人以及
傅钧文：谢谢7位发言者的回应，这节的讨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