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鹏：上海自主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与对策思考

[ 摘要 ]在新的历史时期，上海面临着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关键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地评价和剖析上海在自主创新方面的现状和问题，对于促进上海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利用多角轴图法对上海的科教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测评；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提升上海自主创新能力面临的障碍；最后，就如何提升上海的自主创新力能力提出若干建议。

[ 关键词 ]上海 自主创新  能力  实证研究

一、现实背景

经过15年发展，上海人均GDP已经开始超跨越人均GDP5000美元到7500美元的关键发展阶段。从发展特点上看，在这一阶段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对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原始性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代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科技进步和创新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来看，科技进步对上海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见表1）

表1：上海近年来科技进步的状况（1997-2003）

单位：%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各年。

当前，上海城市发展和产业升级遇到了诸如“商务成本升高”、“资源有限”等“瓶颈”的制约，原有的资源投入与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逐渐难以为继。例如，13年前上海的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现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到了1.2万多元，增长了6倍，2003年又上升了12%。上海企业必须为职工交付的“四金”已经接近工资总额的50%。这本身是件好事，因为收入增加可以改善生活，可以启动内需，可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保障可以稳定社会，可以为民福利，可以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是对于企业而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力成本的相应增加。除此之外，土地价格和水电煤费用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上海中心城区旧城改造费用大约每亩土地600-1000万元，环线以内每亩大约500万元左右，郊区也要50万元左右。

一个企业的商务成本如果出现大幅度增加，它的市场竞争力就必然会出现相应的下降，对于那些成本竞争型制造业企业的经营压力就更大。一个区域的要素成本如果过早地上升，它的投资吸引力就必然会出现相应的下降，对于正在依靠引进外资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地区影响就更大。上海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如果再按照传统的增长方式或发展模式走下去，无论综合竞争力还是国际竞争力，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甚至有些已经进入上海的制造业跨国公司也逐渐出现了希望迁移的倾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要想继续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速度、实现“四个中心”的目标，并建立与国际大都市相一致的功能定位，城市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就显得极为重要。无论是对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创新都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组合，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从而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最近，中共上海市委八届四次全会通过了《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行动纲要》。《纲要》把科教兴市提到推进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主战略的高度，在目标、内容、理念、规划、步骤等方面都作了深刻阐述和全面部署。毫无疑问，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走通华山一条路，是上海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二、现状评估

城市自主创新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因此为了能够对上海自主创新能力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我们尝试性地对上海的科技教育发展情况作出一个评估。该项评估主要是从科技的战略性投入和产出出发进行的评价，重点考察了科技进步环境、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五个方面情况，涉及41项分指标。

在具体的计算方法上，首先，将2000年各项三级指标设定为单位值，其他各年的三级指标与2000年相除，便得到了标准化的指标数值；其次，反复采用多角轴图法将三级指标逐一还原到分类的二级指标、一级指标、直至综合指标。所谓多角轴图法，其基本原理如下：假设某一指标I有i项分指标组成，那么这一指标综合数值计算公式如下：

由于，各项次级指标数值在基年被设定为1，因此，我们只需要求出各计算期相对于基年的相对数值（RI）即可。最终结果可换算为如下公式：

。

根据《上海统计年鉴》、《上海科技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基本数据，我们对上海2000—2003年上海科技教育基本情况做出了综合性的评估和计算。具体结果参见表2、表3和表4。

很明显，相对于2000年而言，上海科技教育发展的综合指数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03年，几乎是2000年的7倍多。从分项次级指标来看，上海的科技教育情况在结构上表现出很高的不平衡性，其中一些指标存在很大的问题。对此，我们列出了度量上海市科教战略绩效一级和二级指标的实际情况。

由表3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市科技教育发展综合指数迅速提高的背后仍然潜伏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1、科技活动产出效果非常差。从2000年以来，该指标在以后各年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成果市场化和直接产出发展程度滞后。2、科技活动投入不尽如人意。虽然在2002—2003年期间，该指标均高于2000年的水平，但其提高的幅度却并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力投入的效果不理想。3、科技教育环境总体上表现为逐步优化的趋势。但相对于2002年而言，2003年教育基础条件指标出现降低的趋势，尽管其数值比2000年要好。为了能够更深层次的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列出了2003年显著低于2000年的具体三级指标。

根据表4，我们可以将其综合归纳为制约上海科技教育发展的五大因素。一是基础教育发展不足，主要表现为中小学和中专教育发展势头放慢；二是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强，表现为企业消化吸收经费比重、技术转让金额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过低；三是人才储备的后续力量不足，体现为万人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不断降低；四是高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技术贡献率不强，如利税率、技术性收入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较低。五是创新能力不高，主要体现为科技成果的领先水平和技术合同成交状况不理想。

表2：科技教育综合指数

表3：2001—2003年两级指标情况

表4：2003年处于劣势的三级指标

三、障碍剖析

从战略实施的角度看，培育城市自主创新能力要求完善三个主导性的因素：一是人才。人才是实施自主创新的主体，主要包括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人才创新理念的培育、以及人才的激励等问题；二是制度。它是保证自主创新效率的外部条件，主要包括创新主体的定位、协同研究机制的建立、科教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政府——社会”在创新行为上全面互动的组织结构设计等问题；三是资金。它是确保自主创新效果的内部条件，主要包括创新资金的来源、使用等问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根据前文的计算结果，并结合上海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我们将从更深的层面挖掘潜藏在上述指标或因素背后的原因。

第一，创新理念滞后，创业动力不足。

2004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上海在人才本体竞争力、企业本体竞争力、生活环境竞争力、商务环境竞争力等4个分项中暴露出的问题不少。首先，在人才本体竞争力方面，反映辛劳精神、闯荡意识、竞争心理的创业精神指数以及体现诚信意识、法制观念与协作精神的交往操守指数上，上海未进入前10位。其次，在企业本体竞争力方面，排名榜首虽然是上海，但在关键能体现本地产品营销深度与顾客满意度的营销服务方面，上海也没有进入前10名，甚至在突出企业家欲望、雇主作风、员工精神的企业文化指数上，上海甚至是名落孙山。再次，在商务环境竞争力方面，硬环境中，要素资源环境是上海又一重要缺陷，因为上海在条件较差的后10名之列。此外，体现软环境的上海制度成本指数更是居倒数第五位。综合竞争力排名反映的是整体评价，但在一些与创业相关的关键指标上，上海表现则令人失望，这些问题如果不引起重视并加以改善，将影响到大都市的综合竞争力。

第二，人才培养缺乏总体规划，重心失衡。

按照上海重点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及“八个千亿”的战略规划，上海没有形成相应的人才储备和支撑体系。除与新材料、电子信息有关的专业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及硕士授予权外，其他如生物医药、石化及精细化工、精品钢等相关产业都没有博士授予权。很多专业缺少博士点和硕士点。一些普通本科院校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大多仅限于工程设计方面的人才，不能满足上海制造业对高层次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目前上海高校工科类重点专业建设缺乏优势。

第三，创新主体与政府职能的双重缺位。

提升城市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对政府与企业的定位问题，也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当前还存在“两个不到位”，即“创新主体缺位”和“政府职能调整缺位”的问题。当一个地区的发展由投资推动转向创新推动时，政府对产业的扶持手段就要由直接转为间接。在投资推动阶段，产业界较多地需要政府的补贴，而创新导向阶段，产业界需要政府创造高级生产要素，提供高度专业化的技术人才、信息和制度。就上海的实际情况而言，两大缺位的现象同时存在。一方面，政府对专业化技术人才的培育、信息的披露和提供问题仍存在较多漏洞，比如，近年来在教育产业化的驱动下，原本上海具有优势的职业教育正在不断萎缩。另一方面，虽然国企改革有所突破，但国有企业总量依旧很高，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上的弊端依旧存在，目前也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推动国企创新能力的改善，企业尚未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

第四，协同研究能力不强。

上海的高等院校不少，科研机构不少，具有研发能力的企业也不少，但是，就是难以形成合力，难以形成综合实力，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的科研体制和科研管理上。迄今为止，我们上海还没有能够真正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产学研合作机制，还缺乏一个比较有效的社会科研资源整合机制。据2002年上海全市R&D 资源普查的结果显示，全社会R&D经费中的外部支出总额为7.96亿元，仅仅占当年全社会R&D经费投入总额76.73亿元的10.4%。这也就是说，这一年上海只拿出了十分之一的R&D经费用于跨部门的联合开发，十分之九的费用则被用于本部门的内部开发。于是，大而全、小而全，以及低水平重复、低层次竞争现象的屡屡出现，也就完全不奇怪的了。其结果是：科技资源与经济资源无法有效结合，企业的创新能力增长很慢；中央资源与地方资源难以有效整合，中央所属的大院大所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的潜力未能充分挖掘。

第五，基础性研究受忽视。

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拓展知识、揭示规律、创建理论和革新方法的主要途径和手段。然而，这一环却成了上海科技发展的薄弱环节。2002年上海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2.06亿元）仅占全部研究经费投入（25.18亿元）的8.18%，投入人力（1070人.年）仅占全部研究和开发投入人力（15523人.年）的6.89%。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对于原始性创新或破坏性创新来讲更是如此。

第六，企业研发资金的受制约。

企业研发费用的投入主要受到资金来源的限制，现有的渠道主要有三个：或是上级拨款，或是银行贷款，或是企业自筹。据统计，在2002年上海国有企业（包括中央单位和地方单位）研发费用构成中，上级拨款（包括上级集团公司的拨款和政府财政拨款）总共只有1亿元，银行贷款只有1685万元。显然，融资渠道不通，政府的投入也严重不足。

四、几点建议

鉴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要提高上海的自主创新能力，就要通过培育和发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体系来驱动，要坚持发展两个网络、两个连接。一个是外部网络的外部连接，即上海与其它国、内外城市在技术来源上的连接，促进上海与国内外其他地区在人员、信息、技术、知识乃至企业等多个层面的联系。为此，政府要加强对城市软、硬环境的建设，尽可能的吸收跨国公司总部和制造业总部的进入，尤其是要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激励的方式鼓励本地企业与国内外其他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另一个是内部网络的内部连接，也就是构成上海的所有行为主体——包括‘官产媒民学研’六大主体——在创新活动上的连接。在这一问题上，不仅要加强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也要重视同一主体内部的相互联系，其中的较为重要的问题是：重视城市层面创新环境的建设，着力营造出新型的和高效的产学研机制，同时也要考虑将创新绩效纳入到对国有企业的考核体系之中。

1.加速社会的发展，充分发挥嵌入型社会约束机制的作用。

政府干预之所以在上海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上海的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比如，上海在解放初期各类工商协会有410家，与此相比较，2001年底才有123家。因此，要想培育出互动性创新结构，就必须解决“双重缺位”的现象，加强发展各类行业协会。这些行业协会在提升创新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们自身具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即非正式约束，这些约束可以起到对行为主体行为的有效制约，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以经济利益驱动的企业制度和以强制性约束的法律制度要有效得多；因此，在鼓励行业协会发展的同时，要注意将推动创新的作用作为其存在的重要任务的之一；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可以凭借其独立的行为主体身份，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有效推动产学研的合作，这可能要比政府行为更加有作为。此外，完善社会的约束机制还要加强各类公开媒体对创新理念的宣传行为，在整个社会层面营造出一种“以创新为荣”的氛围。

2.在全力落实上述措施的同时，将加速国有企业改革与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确立结合在一起。

上海构建全社会创新体系和推进科教兴市战略的时候，必须要把加速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战略性的任务来抓，这是因为：真正充当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终究才是创新的真正主体。目前，一些观点把提升上海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任务寄托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上，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问题是，在国有企业比重仍旧较高的前提下，驱动企业家实施自主创新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受到很大的局限。在发达国家里，企业是实施自主创新的主体。但推动创新行为发生的条件并不完全是行政命令，而是因市场竞争所引发的利益纷争所致。因此，上海必须要从战略高度上将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自主创新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通盘考虑。比如，国资委可以考虑将国有企业实施创新活动的创新绩效作为考核目标之一。

3.加速发展上海头脑产业，加强各类创新要素的整合。

发展头脑产业是落实科教兴市主战略的重要手段，在普遍的理解上，头脑产业是由各类具体的头脑集团组成。广义上讲，头脑集团是由资质优秀的专家、学者组成，从事多学科、跨学科、综合型研究或咨询的机构。这类机构既有以接受委托研究为主要业务的，也有开展独立研究的；既有营利性的，也有非营利性的；还有介于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的研究机构。它们有的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科技的推广与应用；有的从事政策、体制、思想等社科领域的研究。由此可见，头脑集团泛指从事研究和咨询业务的机构。在“十一五”期间，上海要把发展头脑产业的问题放在战略的高度上给予重视，可以考虑采取以下四种形式发展头脑集团：（1）由富豪或私营企业主出资建立；（2）政府直接出面建立或资助；（3）由社会名人发起建立；（4）由公益事业团体合作或赞助。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形式是当前关注的重点，第三种要加强鼓励，最后一种要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协调。

4.加强以海派文化为特征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海派特色”培育现代产业发展理念，促进文化创意与技术创新的联动发展。

目前，上海自主创业和自主创新的产业领域，大多集中在服务业。在“十一五”期间，上海产业发展的重点也将是现代服务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服务业不同于以生产具体形态产品的制造业，它的自主创新能力将更多地体现为特色化和个性化的创意。因此，上海应抓住海派文化这一特色，努力将海派文化与产业发展融合在一起，培育出新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具体来讲，一方面通过打造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以整个产业来集聚和整合现有的处于分散状态的科技、人才、品牌、管理、设计、自主知识产权等价值链高端要素资源，以自己的创意产业来引导整体经济实现两个转变和跨越式发展，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推动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意的互动发展。另一方面，加速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前提下，着力推动官、产、媒、民、学、研各界的通力合作，促进创意生成环境的健全；同时，政府也必须积极有效地把区域内研究机构、衍生公司、产业内公司、辅助公司、行业协会、大学教育机构等适应性主体动员起来，加速整合本地区各种资源。

5.加速制度创新，推进产学研合作机制的有效运转。

加快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除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来，制度环境的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制度平台建设着手，推进产学研合作机制的创新。具体而言，应该形成以高校、研究机构为核心，以企业对学研的合作为前提，构建综合型的产学研合作机制。（1）需要形成一个有效的资本运作机制和创业人才汇集机制，以加强整合社会层面的科研力量，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社会合作。当前尤其需要鼓励大中型企业或行业建立起各自领域的研发中心，推进高科技产业的转化和孵化基地的建设，力争在一些优势领域（如生命科学等）取得重大突破性的进展。如果有实质性的进展，将有利于加快科研机构向市场化转型的步伐。对于企业本身来说，也需要改制转型，需要走市场化科技开发道路，当前可以通过发挥技改贴息专项资金的导向作用，来加快企业发展模式、组织结构、经营机制的创新，实现技术改造与企业改革的有机结合和联动发展。（2）完善技术转让与技术指导的制度。首先，要明确技术转让原则。一方面，要明确高校、研究机构拥有专利等知识产权的研究开发以及政府部门的委托研究的成果向企业转让，或以此为基础进行创业的原则，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归属、技术使用费及其分配原则；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技术转让机构，为产学之间的技术转让搭桥梁。其次，建立技术指导制度。技术指导是构成产学研协作的重要手段。要建立一个激励高校、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外进行技术指导的机制，同时也要对其活动——技术指导的时间、报酬等进行明确规定。再次，要加强产学研之间的信息交流。对此，必须支持和鼓励产学研之间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信息交流，主动搭建平台促进沟通。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由政府相关部门发起的，由企业、研究机构和学校相关人员构成的非正式的创业创新交流联谊会，定期交流心得，经过一段时间后，对于那些取得有效创新效果的人员给予公开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