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汹涌大潮裹挟下，中国不得不面对来自外国技术、专利和产业标准的竞争压力，并愈发感觉到自身的经济拓展空间不断萎缩。正是立足在这样的起点上，由中央政府发起，全国各个层面迅速掀起了一股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热潮，期盼中国能够向发达国家那样拥有同样的自主创新能力。然而，回顾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演化历程，我们不能不说，中国的自主创新战略是缺乏规划的，新一轮一涌而上式的“创新热浪”先天不足。笔者在此提出六点疑问：
1、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足够重视，创新热浪能够出现吗？
中央政府对自主创新的重视是处于全局的考虑，是处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忧虑而提出的，但最终这个问题能否得到解决还取决于企业是否重视，科研院校是否重视，甚至全社会是否重视。虽然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到媒体、学术界和地方政府的亲睐，但令我们颇感不解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设多年，为什么创新发展没有由微观主体提出来，似乎只有中央政府感到焦急，其他微观主体并没有感到紧迫。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思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许可以取得突破性的成绩，但在一个追求竞争和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样的发展思路还能够取得实质的突破吗？
2、行为主体之间目标的不同，最终能否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吗？
企业的创新行为最终是要求获得利润的增加，如果创新本身不能够带来较高的利润回报，企业是不会进行创新的。同样，政府需要企业进行创新，创新活动的展开乃至创新成果的推广和宣传是政府获得政绩的一个重要来源。但一个内在的矛盾是：一项创新行为的发生、开展，及至获得回报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如果国有企业的长官任命制度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他是不会、也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的。反过来，政府领导的任期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对于企业创新效果的漫长等待，需要政府领导具有很强的忍耐力。而这一点，在创新政绩观的驱动下，能够保持得住吗？显然，这是一件不可强求的事情。最终的结果，也只能依靠领导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来维持了。如果糟糕的话，企业和地方政府还会形成某种联合，共同夸大创新的效果和创新程度，这对于理性的企业和政府而言，都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3、我们现在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手段主要诉求于激励政策的实施，这种激励政策究竟能够走多远？
随着《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创新型国家倡议》的发布，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升本区域创新能力的战略规划、政策措施，并相继地落实了下去。但一个显见的问题是：许多地方决策者都在期盼着中央政府能够给予多少的资金支持，而许多地方性企业也在期待着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我们不可否认，高强度的激励政策可以带来暂时的效果，但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以资金支持为导向的政策，其实施的持久性和持续能力真的会带来强大的效果吗？二是如果资金支持力量降低下来，企业还能否自觉地开展创新活动吗？
4、寻求自主创新能力的突破是件好事，但如果是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驱使下，战略规划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吗？
当创新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时，当地方政府都把创新作为一件可以炫耀的事情时，也许创新发展观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导力量。但它也可能产生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创新动力的急功近利特性，促使创新行为和创新成果脱离了自身的能力基础，创新泡沫和创新幻觉开始涌现，而这些现象不仅不会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相反它还会把整个社会带入到“创新浮夸”的不良风气之中。如果真的出现这些问题，现有的战略规划和政策设计中似乎并没有一个前瞻性的应急制度安排。
5、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其牵涉面非常宽，在旧有的体制架构下，创新能力能够得到显著提高吗？
人的行为总是制度环境的变量，离开了特定的环境，人的行为将出现显著的异化，这对于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也不例外。从当前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来看，创新已不再局限于技术领域，它涉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等多种领域，甚至创意也是广义创新的一个内容。由此出发，笔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创新更加强调宽松的体制环境和自由的创新氛围，提高创新主体的自由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已经成为新一轮全球创新竞争浪潮的制胜法宝。然而，中国长期改革发展的结果，并没有完全打破“官本位”，“长官意识”，它们还在很大的范围内存在，这将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正所谓：“创新未动，体制先行”，能否实现体制的率先突破将成为推动创新能力提升的首要前提。
6、制约创新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不要老是在指标上下工夫。
在研究驱动创新的对策时，学术界和政府总是拿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创新指标作为对比，并从中找出本地区在创新能力上的差距。这种方式似乎是一种既直观又有效的分析思路，并迅速地在各个地区推广开来。甚有独创者，自己开始编制一些指标进行评估和检测。对此，笔者认为：这种作法在理论研究上也许并无错处，但把它应用到实践过程中，就未免显得过于草率。一方面，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发展特点都不相同，运用同样的指标进行衡量比较，缺乏说服力。另一方面，创新能力是一个内生变量，政策考虑的应当是如何提高创新内生化的力度，而现有的指标评价只是把创新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看待，这种颠倒研究目标性质的思路，是很难制订出适宜于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差异化创新对策，结果是：各个地区的创新思路大同小异。
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所 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原载《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