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3日至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其中，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重要话题。今年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十周年，2007年次贷危机的发生使国际金融体系长期积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得以暴露，并由此引发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权衡研究员看来，十年前发生的次贷危机及其后遗症，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在十年后似乎还在持续发酵，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断发生。面对“黑天鹅”、“灰犀牛”、“逆全球化”、“新一轮风险和危机”等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新变化，我们依然需要更深入思考。以下是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
今年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十周年。十年来，人们对世界经济的观察和分析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即从一开始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及其应对措施，逐渐转向对危机后世界经济的许多深层次问题的反思和讨论。我的感觉是，随着讨论的深化，很多问题似乎更趋复杂，特别是近几年来，人们用“黑天鹅”、“灰犀牛”、“逆全球化”、“新一轮风险和危机”等，来描述当前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新变化。透过这些术语和概念，人们目前或许正在感觉，一些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加严重的大概率事件或者冲击力极强的风险正在变得有可能发生。那么，这究竟会是什么呢？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应当如何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变局及其不确定性？尤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复杂和不确定性环境下，中国为什么还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它对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型升级、全球化深化发展意味着什么？次贷危机十年来，我们究竟可以学到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十年来我们究竟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环境？】
总的感觉是，十年前发生的次贷危机及其后遗症，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在十年后似乎还在持续发酵，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断发生。依我之见，危机发生以后，如下几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和认识：
一是面对当下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和货币政策的困境，传统的逆周期刺激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是否还有效？如何反思总量管理与结构性管理的关系？
次贷危机十年来，与其说是一路应对危机、试图走出危机的十年，倒不如说是我们不断调整和反思的十年。危机一开始，世界各国都积极应对，采取量宽政策、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刺激增长，力图实现全球经济复苏。但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世界经济至今依然复苏缓慢，甚至可以说经历了近10年的衰退期。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这次危机后，传统的逆周期刺激的凯恩斯主义总量管理政策失效了？在经过一系列的争论，甚至通过多次G20峰会这样的重要会议的讨论，人们似乎已经有了共识，那就是：
这一轮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为此，需要加快全球结构性改革，通过结构性改革重塑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但是，结构性改革不是短期内就可奏效，需要从长周期进行管理和引导。由此，短期需求管理与长期供给管理政策必须有机结合，特别是当下的世界经济，更需发挥供给管理的政策作用。
二是如何理性看待“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与全球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思潮，这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呢？
人们把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称之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黑天鹅”事件，即按照一般常理而言，此类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但是后来却成为主流意见不愿看到的结果和事实而发生了。英国脱欧，从表面上看，意味着欧盟区域一体化发展受挫；特朗普当选及其政策选项，同样也意味着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等势力抬头。这两件事表明，当今世界已经出现了一股眼睛向内、利益狭隘、强调自我利益优先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主义盛行的思潮，并且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底层的运动，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负面和不利影响。
这值得我们从金融危机与经济缓慢复苏、全球实体经济萎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滞后、全球化发展失衡等视角进行深刻反思，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是“黑天鹅”还是“白天鹅”的简单化争论上。
三是如何客观认识特朗普新政与所谓的美国“退出全球事务体系”乃至大国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和变化。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尤其是随着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的竞选纲领一一兑现和落地，在其“美国优先”的施政理念和内政外交的政策影响下，美国先后宣布退出TPP、气候谈判协议并通过减税加快实施再工业化等，这些行动似乎表明，美国正在进行“战略收缩”，甚至有人说美国开始“退出全球事务体系”。我个人认为，从本质上看，美国不会退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和全球事务体系。但是，后危机时代美国确实在进行战略性调整，例如从奥巴马时代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到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甚至从多边主义转向双边主义等，这些变化实际上已经对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和格局产生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上一轮全球治理格局下的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以及美欧关系等大国和地区关系，在特朗普新政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关系至今尚未定型和稳定下来。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变局。
次贷危机十年反思，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危机本身层面上，而应当对危机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趋势进行深层次反思，更不要简单地去评论甚至决定“谁会退出，谁会进入”这类问题。
四是如何科学把握后危机时期全球投资贸易规则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
危机后的经济重建，不仅仅是简单的复苏和增长，更是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规则重构。原有的WTO框架协议为上一轮全球化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但随着谈判陷入僵局，美国认为多边机制太慢，于是提出构建以TPP为主导的新一轮全球投资贸易规则。应该看到，TPP等这种带有高标准、宽领域和严要求等特点的新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反映了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内在趋势和发展方向，它在本质上要求形成一个有利于促进投资便利化发展的法制化、市场化的国际营商环境和体制机制。但特朗普上台后出于美国自身利益考虑，认为原有的TPP框架在进行多边谈判中不利于美国，因此退出TPP，这使得所谓“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方向和前景不明。但无论如何，未来的全球经济亟待一个体现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法制透明化以及更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和体制机制条件。显然，这需要各方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而不是去争论谁有权来制定规则，谁无权去制定规则。
五是如何冷静准确地理解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
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确给美国和欧洲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两个发达经济体至今尚未实现危机前的增长目标。但是，有一种声音值得我们警惕，即认为1997年的亚洲危机拖垮了日本，2007年的次贷危机摧毁了美国和欧洲；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面对世界经济谁来领导，出现所谓“美国退出，中国上”，“中国应当成为全球化的领导者、主导者”、“新的国际体系的重构者”等声音。依我之见，的确，中国这些年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贡献最大。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当发挥其应有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但是，我们是否到了领导全球经济的时候？是否到了主导全球化发展的阶段？我们能否重构国际体系？这些问题显然需要我们冷静思考。实际上，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冷静地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更加要学会如何在崛起过程中与世界打交道。从国内发展来说，我们仍然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任务，面临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我们尚未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阶段，仍然需要聚精会神谋发展。从国际上来说，中国经济崛起本身就是得益于现有国际体系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面对当下世界经济增长的挑战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困境，中国需要体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作用，发挥大国责任，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而不是去谋求领导权、主导权，这其实对中国自身发展也未必是好事。
【“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很有可能就是一头“灰犀牛”】
2016年4月，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叫《灰犀牛》的书。作者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在书中说，2007年至2008年的那一场金融风暴对某些人来说是黑天鹅性质的事件，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的出现一点儿都不奇怪：市场上的风暴完全是众多灰犀牛汇聚的结果。由此，一个指代发生概率极大且可以预见、但是人们却往往视而不见的冲击性风险的代名词——“灰犀牛”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人民日报》也用“灰犀牛”强调对经济风险的防范。其实，从危机后的“黑天鹅”到当下热议的“灰犀牛”，无非是强调当下世界经济的风险实际上不仅并未减缓，而且极有可能进一步变得犹如一头更加凶猛的灰犀牛。
在我看来，次贷危机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没有出现有效复苏，却出现了一股反对全球化即所谓的“逆全球化”思潮，经济全球化发展遭遇重创，全球化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不加重视并采取有效治理措施，“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很有可能就是一头“灰犀牛”。
首先，我一直坚持认为，对“逆全球化”很多人理解有误。实际上，现在出现的是一种与全球化相伴而生、并行并存的“反对全球化”的思潮和声音，而不是全球化终结或者逆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市场开放与发展，体现了世界经济体系内在的相互依赖性。在WTO制度框架引领下，上一轮全球化发展中，加速了全球生产一体化发展、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开放市场，促进了跨国公司和科技进步的全球化发展，这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化红利。那么，全球化的动力来自哪里？全球化的逻辑就是市场化与开放性，即市场机制在相互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效配置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速科技进步与发展，发挥贸易和知识、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自由贸易降低关税，减少壁垒和投资障碍，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全球生产效率。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分工型国际贸易，在大多数年份里全球贸易增长速度都是数倍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这也就是发展经济学里面强调的“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结论。而且，我们也非常欣慰地看到，上一轮全球化发展中，不仅发达国家得到长足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随着全球化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赶超和发展。因此，从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来说，全球化不可能出现逆转趋势甚至终结。
其次，上一轮全球化发展中我们忽视了三个关键性问题，结果导致全球化发展失衡与受阻，这是导致次贷危机十年后又出现反对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是，我们忽略了全球化配置资源过程中，资本要素的可流动性与劳动要素的不可流动性问题。毫无疑问，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可以全球化流动和配置；但由于各国都有严格的移民管制，使得一般的劳动要素，实际上无法实现全球化流动和配置，由此导致了“强势资本”的高回报率与弱势劳动的低报酬，造成全球范围内资本—劳动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劳动者报酬分配处在不利地位。显然，这一点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过程中的投票格局就可以看到，尤其是特朗普后来的选票，主要来自传统制造业与蓝领阶层的支持。
二是忽视了全球化进程与全球治理的有效性问题。上一轮全球化发展速度之快，让发达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几乎都被卷入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但是由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参与全球化发展的国家之间收入分配不平衡，并非每个国家都是最大的赢家，甚至特朗普说美国也不是全球化最大赢家；全球化不仅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扩大，而且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全球性收入不平等问题显著加剧，导致社会阶层分化，收入流动性下降，由此也带来对全球化的更多不满和反对声音。
三是忽视了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轮全球化更加注重全球资本和产业转移，发达国家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重点发展金融等虚拟经济，过度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并存，直接导致中产阶级比重下降、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等问题，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由此，值得反思的就是如何推动金融等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防止产业空心化和虚拟化发展。
显然，上一轮全球化发展出现严重失衡，全球化发展亟待进入修复和再平衡的新阶段。我们需要从建立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入手，修复失衡的全球化，确保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开放、更加包容和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围绕“发展”这一关乎世界的根本问题，来纠正全球化的失衡问题，确保全球化更加体现包容发展、公平发展，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形成多方合作共赢和普遍收益、共同接受的新型多边合作发展治理体系，这样的全球化才能有内在动力和发展活力。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合作交流，尽快形成全球治理新共识和新行动，防止失衡的全球化发展持续演化为“逆全球化趋势”，防范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灰犀牛”。
【面对“黑天鹅”和“灰犀牛”，中国应采取什么战略选择？】
“黑天鹅”也好，“灰犀牛”也罢，次贷危机十年来，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变革，各种重大变量和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我们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和大创新的关键时期。面对各种机遇和挑战并存，全球需要新共识，中国需要新战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面对已经出现的“黑天鹅”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灰犀牛”，对于中国发展而言，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国际国内，加快创新转型与自身发展，积极营造有利于我国战略机遇期的良好外部条件。我以为，如下两个方面，我们务必从战略高度予以充分考虑：
第一个战略考虑，就是要积极顺应全球化发展新态势，加快对外开放战略转型升级，在开放战略转型升级中重塑中国经济发展新优势。
面对世界经济重大调整和全球化发展进入修复阶段这一重大转机，中国应加快对外开放战略转型和升级。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成绩和意义，有目共睹，毋庸赘述。面向未来，我们必须顺应全球化发展与科技创新大趋势、顺应全球结构性改革大趋势、顺应全球性服务业开放发展大趋势、顺应全球投资贸易规则便利化和自由化大趋势，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塑开放经济发展新优势。
为此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一是加快自贸试验区改革与发展进程，体现中国开放发展的信心和决心。紧紧瞄准全球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投资贸易规则，在主动开放、公平开放和发展中向世界表明中国加快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表明中国是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发展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为全球化继续前进和世界经济开放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二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创新引领发展的新理念。跟踪全球科技创新前沿技术，积极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在这一轮全球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中抓住新机遇，在一些领域走在世界前列。我们已经率先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从企业低成本制造向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转变，从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向全方位参与价值链合作转变，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和中国营销的新目标。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全球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奠定坚实的结构性基础。
三是发挥大国责任，为完善和创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在新一轮开放发展中，我们要逐步从对传统国际经贸规则的遵守者向新规则的参与者、制定者转变，通过主动设置新议题、提供新方案，积极反映发展中国家新诉求，纠正上一轮全球化发展失衡问题，在推动全球化更加开放、公平、包容发展过程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做出中国贡献。
四是创新开放经济模式，树立全方位开放经济发展新思维，推动大国全面开放发展。从开放的空间来看，要加快从东部沿海引领开放向沿海、内陆、沿边协同开放转变；从开放的领域来看，要从原来以制造业开放为主，逐渐发展到服务经济开放发展，提高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开放；从开放的机制来看，要从原来单一的“引进来”，逐渐发展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内外协调开放发展；从开放的政策来看，要从原来依靠政策优惠、税收减免等政策性开放转变到依靠便利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实现公平竞争型开放发展，真正增强开放型经济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第二个战略考虑，就是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让“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推动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
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引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战略构想，是有效应对各类“黑天鹅”和“灰犀牛”的有力工具。今后，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加强建设：
一是要发挥“一带一路”在应对逆全球化思潮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引擎作用。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五通”为抓手，提升全球投资增速、促进全球贸易增长、推动全球金融开放合作、创新全球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全球经济增长活力，为世界经济走出复苏并迈向新的发展周期提供重要新动力。
二是坚持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则，突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开放合作与包容发展新理念。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中，要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修复全球化失衡，实现全球化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性发展。用“共商、共建和共享”新理念引领新一轮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引领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构，发挥“一带一路”作为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所具有的最大外部性和溢出效应，让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和地区都能有发展的获得感。
三是要发挥“一带一路”在构建开放经济新优势和稳步推进中国全球化战略布局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当前及今后时期，我们要统筹好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推进内外投资协调发展，实现开放与创新互动，推动开放经济在全方位、宽领域、高层次、高标准和高水平上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国逐步实现大国崛起与其全球化战略布局同步发展。为此，需要加快从目前的贸易大国、投资大国向贸易强国、投资强国及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动力的金融强国转变，真正实现中国的强国战略和全球化战略布局，最终在国际事务和世界安全与和平中发挥中国作为大国和强国应有的重要责任和积极作用。
来源：《上观新闻》2017.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