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文等《贸易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成为贸易强国需要做哪些理论铺垫、实践探索、政策制定? 》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6-06-19浏览次数:70

    2016614日上海社科院世经所和上海世界经济学会联合举办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交流暨贸易强国战略理论研讨会》,五六十人齐聚一堂共议贸易强国战略。专家们提出,这本书要解决的正是把中国经济放眼于全球化视野的贸易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要素培育提升在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微观战略,以产业创新和国际投资实现产业链分工主导的中观战略,以适应全球化规则变化和参与国际合作的宏观战略。

下面通过三个方面梳理《要素收益和贸易强国战略》的核心内容:  

一、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必须做好五方面研究

     1、贸易大国形成的背景、机制与特征;

    2、贸易大国的国民收益与贸易强国的竞争力评估方法;

    3、贸易大国转型发展的基础战略:从要素引进向要素培育  转型;

     4、贸易大国转型发展的核心战略:从价值链低端到产业链主导;

        5、贸易大国转型发展的对外战略:从适应环境向制度建设转型。


        二、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十方面理论阐述

  第一,运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决定国际贸易与分工”的理论说明贸易大国形成的原理。由于生产要素存在着流动性差异,技术、品牌和管理等高级要素的高流动性,土地和劳动力等低级要素的低流动性,因此,要素流动必然是发达国家高级要素向发展中国家低级要素所在地流动,当代产业间分工与价值链分工等形成的基础,也是贸易大国特别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大国发展的基础。

第二,通过揭示“要素相对稀缺性决定要素价格”的原理,说明在要素流动条件下形成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规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更多拥有技术、品牌和国际市场销售网络等高级生产要素,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主要拥有的是土地和一般劳动力等低级生产要素,由此形成的分工,包括价值链分工和产业间分工都必然导致各方收益上的差异。

第三,创新国际分工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分析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原理。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了贸易的必然性,要素禀赋理论说明了贸易参与国出口产品构成的要素密集性,但是其出发点都是假定不存在生产要素国际流动,而在要素流动条件下,“按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已经转化为“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对国际分工性质的这一创新在理论上解释了各种现有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在实践上为探索中国贸易战略的升级提供了依据。

第四,以要素流动理论揭示中国的真实国际经济地位。中国的真实国际分工地位要从中国参与国际要素组合中所提供的要素结构即主要为低级要素来分析。这一理论创新有效说明了中国在当代国际分工中的真实地位。

第五,从生产要素这一基础理论概念出发回答建立贸易强国战略的核心问题。由于中国在当代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中的相对低收益地位,贸易强国战略的核心问题必然是从引进高级生产要素向培育高级生产要素转型,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益相对较低的问题。

第六,提出以收益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竞争力统计分析方法。现行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尽管涵盖了多方面因素和指标,但其核心是出口贸易规模,忽略了一定量出口中本国的实际收益。

第七,提出“从价值链低端向产业链主导转变”的理论依据与战略思路。当前世界经济正呼唤各国进行结构调整,产业创新将是发展主流。在论述这一战略升级中首先将从理论上论述什么是主导性产业,并从理论与世界经济发展史分析主导性产业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意义。

第八,从发展经济学理论上总结中国道路。从要素流动出发,分析要素流入对外贸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特点,影响国内产业结构进步的方式,以及要素流入通过影响国内体制机制产生广泛意义上的发展效应,从而提出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新理论,并且对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第九,提出广义的双向开放理论作为建设经济贸易强国战略的总思路。一个经济贸易强国应当是在国际经济贸易体制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家。未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既要包括提高开放效益的国内目标,也要包括改善外部环境的对外目标。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多边与区域合作,参与全球治理与新的体制建设,以此真正成为一个在国际经济贸易体制中有影响力的强国,既提高自身参与全球化的收益,也作为负责任大国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十,对改革开放用“经济要素”与“全球化经济要素”概念作出理论提炼,从贸易大国的形成与转型角度阐述“中国道路”的过去与未来。“中国道路”是9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伟大实践,其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对外经济关系发展上的深刻内涵。中国迅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是“中国道路”成功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从要素流动的分析出发,说明国内改革如何创造有利于外商发展的市场机制、政府管理、产业配套等各种条件即“经济要素”,对外开放如何创造有利于外资进入的市场准入、国际规范、政策激励等各种条件即“全球化经济要素”,从而有效促进了大规模要素流入。在这些理论创新点基础上,对“中国道路”的国际内涵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并为探索未来提出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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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发展的十条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贸易投资便利化,提升贸易服务功能。外贸战略调整要使出口从依靠制造成本优势向提升整体贸易效率延伸。通过政府管理方式改革,提高贸易服务效率,形成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商务成本。推进金融改革,消除金融服务与外汇管理制度对贸易的障碍,使金融支持贸易发展。放宽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准入,以商贸、信息、法律等各类服务业水平的提升支持贸易功能的提升。

 第二,增加服务出口,推动出口结构转型。近10年来我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平均年增速虽然达到了18%,但总额仍然处于低水平且为逆差。2013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5396.4亿美元,其中出口2105.9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之比仅为9.53%,而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为43.3%、20.7%和20.1%,对比看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空间巨大。推动服务出口既符合国内产业向服务升级的要求,也体现对外贸易结构优化的方向。在货物贸易顺差下降的趋势下,提高服务贸易出口是平衡拉动战略的重要抓手。

 第三,推进多元化经济合作,构建以投资促进贸易的外部支撑体系。当前全球区域与双边合作全面发展,贸易投资自由化呈现交叉多元快速发展态势。对中国来说,既要避免因参与不足或滞后出现的贸易转移效应,维护出口市场,又要有效实现投资市场拓展,实现以投资拉动贸易战略。要加快推动中韩自贸区、中澳自贸区、中欧自贸区谈判,广泛签订双边投资协议,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构建对外合作支撑体系,以外交突破对外投资的政治障碍,拓展对外投资,构建新的国际分工。

 第四,深化国内体制改革,构建促进对外投资与贸易进口的国内支撑体系。在现行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注重资本流入与产品流出,要通过改革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使其同样关注对外投资与技术引进,注重对外投资的国内发展效应,注重进口对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要完善外汇管理制度、扶持本土跨国公司、鼓励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从国内政策上支持通过对外投资和进口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高端装备、管理方法等高级生产要素,推动国内技术进步和出口能力提升。

 第五,积极参与高标准经贸规则谈判,实现借经贸规则谈判倒逼国内改革的效果。目前,我国已通过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式探索改革路径,但这还很不够。还需要在全国范围促进改革共识和配套机制的形成。通过积极参与高标准经贸规则谈判,发挥以投资带动贸易、以投资获取技术的效果。在参与谈判时,须关注我国走出去的产业与东道国当地产业的比较优势差异,应使谈判要价促进我国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走出去,从而实现以投资带动贸易的效果。要通过参与谈判,突破一些国家对敏感领域海外投资的进入限制,降低其安全审查门槛,实现以投资获取技术的效果。关于外资准入议题谈判,须注意将准备开放的领域与我国产业升级发展的战略需要相结合,使外资促进相关产业的创新与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对那些我国正逐渐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应要求对方国家开放市场,使谈判遵循双方准入领域实现“交换”而非单边“开放”。

 第六,进一步创新贸易业态。积极培育贸易新型业态和功能,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加快提升我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地位。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大力推动软件信息、管理咨询、数据服务等外包业务发展,鼓励开展境内外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维修业务。加快培育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功能。

 第七,积极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引导企业努力提高加工贸易制造水平与技术含量,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鼓励加工贸易企业通过产学研结合开展品牌创新,引导加工贸易向研发设计和自创品牌方向升级。鼓励企业设立区域性分拨配送中心,建立跨境采购销售总部,引导加工贸易向物流、销售、维修方向延伸。鼓励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利用国内原材料,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建立本土化采购配套网络。

 第八,加快提升利用外资水平。积极发挥自贸区的作用,加大新兴产业外资引进力度,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提高新兴产业、高技术项目和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比重。鼓励跨国公司在华建立地区总部及整合贸易、物流、结算等功能的营运中心。积极推进内外资企业配套协作,在鼓励合资合作中扩大溢出效应,打造具有本土竞争力的产业链。

 第九,大力培育内资出口企业。推动出口基地集聚创新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培育一批内资出口龙头企业,打造一批自主出口品牌。更好地发挥龙头出口企业的带动作用,组织企业参加境内外重点展会,帮助企业争取新订单、新产能和新产品。完善“走出去”促进体系,鼓励内资出口企业设立境外营销网络,注重以境外工程承包带动设备、技术和标准出口,发挥“走出去”对出口的促进作用。

 第十,积极推进要素全球培育战略,形成全方位要素培育和结构升级局面。全球化经济体制建设已进入新的阶段,为适应投资全球化的需要,在引进外资发展阶段后,推进与投资相关的全球化体制建设,实现其他国家对中国投资的全面开放,积极拓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空间,是中国未来发展实践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应拓展以企业为主体的要素全球培育战略,促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兼并收购、市场购买、研发投资等手段形成属于本国且能被本国利用的高级要素,全面推动要素结构升级。



 

(来源:经济学书吧 2016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