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城市蓝皮书》提出2016年度主题：丝路城市。“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该倡议的推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发现世界城市网络的新板块，即欧亚大陆“世界岛”腹地出现的“丝路城市”板块。本文主要从世界地缘经济新变化的理论视角，归纳总结了“丝路城市”的概念、特点，以及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丝路城市世界城市网络 地缘经济 一带一路
2015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拟定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各界引起广泛热议。而作为“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空间节点，其沿线区域的重要城市无疑对于这一倡议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以世界城市网络的视角观之，这些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既是一个长期以来未得到充分重视与整体研究的城市板块，也是未来有重要发展潜力的新兴城市群体。本文对“丝路城市”的概念、标准、发展趋势以及主要特点进行了分析。
1“丝路城市”的概念
（1）丝路城市的定义与识别标准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历史范畴的阐述，丝路沿线城市（Cities alongside the Silk Roads）是位于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与交易枢纽。这些城市对学者、教师、理论家、哲学家等群体也具有吸引力，使之成为文化与思想的交流中心，进而为历史上的文明区域发展做出贡献。我们认为，当代意义上的“丝路城市”（Silk Road Cities）主要指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范围内，对所在国、区域具有重要经济、社会、文化、对外经济交往战略地位和影响力的枢纽性城市。这些城市大部分是所在国的要素流动节点和增长极，对于所在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丝路城市”概念的提出，与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动息息相关。随着经济全球化力量的进一步扩展以及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格局的转变，传统以美、欧、日“大三角”为核心的国际投资、贸易空间模式，以及基于这一要素流动模式的世界经济“中心-外围”格局逐渐发生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其意义在于顺应这种新的全球性变化(Global Shift)，并促进地缘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其一，国际资本流动的投资方更为多样化，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其二，资本、技术、产品、劳务等要素的空间流向，以及国际贸易、投资流动的方向，进一步向“一带一路”沿线的欧亚大陆腹地区域转移。
“丝路城市”的战略作用和发展机遇在于对新的国际要素流动方向的承载和拓展，进而成长为世界经济新成长板块的核心节点，以及世界城市网络的新板块。“丝路城市”的主要特性和识别标准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认识：其一，“丝路城市”应是所在区域的“门户城市”，其二，“丝路城市”应是所在区域的“通商城市”。具体而言，在特征内涵上，“门户城市”主要反映丝路城市在承载国际经济要素流方面的能力和地位，其核心评价指标在于相关城市的资金、人员、技术、商品等的流量规模。“通商城市”则反映丝路城市对于国际要素的配置能力，主要评价标准在于贸易规模、投资规模、金融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以及文化、社会、政治、安全等领域的配套能力。
（2）“丝路城市”的主要特性
从空间范围上看，“丝路城市”位于“一带一路”涵盖下的沿线区域，主要空间板块包括东亚、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北非、中东欧的主要区域。其中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构成了空间板块的主体，其城市发展也基本处于崛起中阶段。
从空间关系上看，“丝路城市”一般具有空间区位优势，是所在区域的主要枢纽节点，能够集聚、辐射国际国内要素，并与区域内外多层次、不同等级城市进行频繁互动。
基于相当稳定的地区形势，东南亚次区域的城市网络体系发育得相当清晰。新加坡作为全球前5-10位的国际大都市，处于第一等级引领性位置。吉隆坡、雅加达、曼谷、马尼拉、胡志明市、河内等东南亚经济强国的核心城市是第二、三等级。
从战略作用上看，“丝路城市”有对内对外的双重功能。一方面，“丝路城市”是所在国的主要发展节点和“中心地”，对于国内、区域内部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点”作用。另一方面，“丝路城市”是所在区域与外部联系和经贸互动的主要门户和枢纽区域，通过自身与外部的贸易、投资、金融、交通运输等连接网络促进区域的国际化。
从发展依托来看，就“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和内涵而言，“丝路城市”的发展在于关注沿线区域和城市的互联互通与产能合作，这就使得“丝路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之一在于城市间网络体系的建构，从而使这一城市群体必须具备网络属性和可持续发展特性。
从发展潜力上看，“丝路城市”的数量与功能有逐渐增大的趋势。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诸多枢纽性城市的发展水平仍然相对有限，其对外经贸联通互动能力也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这一群体仍有较大的成长空间。而这种成长，将随着国际投资贸易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落地和拓展逐渐加速。因此，无论从整体规模、个体能级、连接程度等层面看，“丝路城市”的发展都体现出“动态性”的特征。
（3）“丝路城市”概念与世界城市体系的关系
从城市数量来看，“丝路城市”的确包含沿线国家和区域中的不同等级世界城市，但其规模不仅限于被纳入传统世界城市等级体系或世界城市网络的城市。对于所在国起到要素枢纽作用及国际商贸功能，以及具备上述作用与功能发展潜力的城市，都应被视为“丝路城市”。从这一角度上看，“丝路城市”概念的提出，本身也是对世界城市体系理论的修正和补充。这种新认识，可从“一带一路”相关区域内城市规模与世界城市数量之间的差异性得以管窥。以南亚为例，2014年，这一地区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有32个，而根据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aWC）团队的研究，2014年该地区仅有12个城市入选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事实上，在“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下，当前及未来能够发挥区域要素枢纽和配置能力的南亚城市远远超过12个。这种数量上的差异，体现出“丝路城市”与相关区域世界城市之间的关系，即“丝路城市”包含所在区域的世界城市，但其总体数量大于后者。
２“丝路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
（1）世界城市网络新板块
对丝路城市的认识，不仅应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角度出发，更应从这一群体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出发。国际城市学界居于主流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就是循着各个世界城市辐射力的范围和强度予以划分。世界城市的崛起、成长就集中表现在辐射范围的扩展，由此划分出“世界中心地带-半边缘地带-边缘地带”，或是“全球-洲际-区域-国际”的等级划分。顶级世界城市的竞争（也有称为“全球城市”）就是聚焦在全球尺度的辐射力和对于“世界中心地带”（或是世界经济重心迁移）的控制力。而随着全球化深化和人类发展目标的不断拓展，新的世界城市发展方向，理应增加促进包容性发展，推动所谓“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区域“去边缘化”，融入全球化的发展。这也正是位于所谓“边缘区域”的“丝路城市”崛起和发展，为世界城市网络的演进和升级带来的积极意义。
（2）沿线国家主要增长极
比什凯克一个城市就贡献了吉尔吉斯斯坦18.5%工业产出，是毋容置疑的增长极。
从“丝路城市”的地方性功能（Local Function）看，这一城市群体对于所在国主要起到“增长极”的支撑作用。相关城市是所在国的经济发展“高地”，具有对内外部要素的配置功能。同时，这些城市的发展需求和潜力，也为周边区域以及所在国的发展，提供发展所需的贸易、创新、就业、人才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增量空间。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状况而言，城市无疑是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同时，城市化本身也为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和需求。“丝路城市”因其自身的门户和通商功能，一方面能够为所在国的发展集聚所需的外部要素和资源，另一方面也能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提升所在国的整体城市化水平。
（3）地缘经济新发展区域
从地缘经济角度看，“丝路城市”的发展，是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影响下传统“两洋”（太平洋－大西洋）沿岸发展板块的重要补充。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使得临近太平洋、大西洋的沿海区域板块得到快速发展。世界城市网络的布局和发达区域，也基本围绕以全球贸易-投资流向的“美-欧-日”大三角区域。但全球性经济发展的力量始终对于各大陆板块的“腹地”（hinterland）影响有限。近期快速推进的TPP、TTIP投资贸易新规则，将进一步提升“两洋”沿岸板块的发展层次和规模。
而随着中国及诸多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经济要素流动也开始悄然出现新的变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无疑将有助于沿线区域成为新的国际投资和经济要素流动方向。在这一背景下，“丝路城市”的发展，有助于在欧亚大陆这一“世界岛”的核心区形成新的发展网络，提供新的发展板块，以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由海到陆”的新平衡。
作者简介
屠启宇，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苏宁，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世界城市理论、国际城市比较研究。
（来源： 国际城市蓝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