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2012年工作作出了总体部署，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提及，要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温总理说，“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新的阶段，进出口贸易、双向投资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深刻变化。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创新对外经济工作思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报告》也明确了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的四项重要内容：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发展；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
对外开放，无疑是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源动力。
在前不久闭幕的上海“两会”上，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对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升级发表了观点，他认为，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对外开放，抛弃“数量型”发展理念，从单纯的扩大开放转型到提升开放层级、调整开放结构、丰富开放内涵；从单向注重出口到进出口双向发展；进口，不单单是消费进口，而是为国家进口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的设备和技术，推动产业能级提升。
本周，记者就对外开放战略升级的话题专访了张幼文研究员，他从“国际地位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特点与发展目标”、“对外开放模式转型与阶段升级”等多个侧面、多个角度畅谈了我国开放战略面临的新课题。
新国际环境下的开放观
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延续了几年，目前仍然看不到走出危机的前景。当前比较普遍的认识是，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比较长的衰退期，2012年全球经济可能还要下降，到2013年才有复苏的可能。在张幼文研究员看来，目前欧美经济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经济不好，消费缺乏信心，投资者不投资，结果经济还是起不来。尤其是仍处在债务危机中的欧洲国家，他们的当务之急应是降低政府开支，但执行下去有较大阻力，目前也看不到其他恢复经济的推动力，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走出危机仍待时日。
从这场危机的过程来看，中国在危机中一方面是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另一方面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去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经济地位的提升，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地位也在提升，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伴随而来的则是对外经贸中的新问题，需要采取新战略。张幼文指出，中国遇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发展环境日益恶化，包括与周边国家的摩擦，以及来自欧美国家的压力。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担负起方方面面的责任，越来越多国家认为中国的增长会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
张幼文告诉记者，2010年，BBC曾做过一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美、英、法等发达国家都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他们国家的发展是种威胁。在张幼文眼中，这一年恰恰是中国经济的转折之年，中国真正成为经济大国。不过，尽管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但中国经济仍大而不强，其他种种指标，比如基础设施、政府效率等都至少排在全球20名开外，人均收入更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张幼文指出：“我国的经济结构中，加工贸易超过一半，不管我们最后出口的是什么商品，本质上出口的都是廉价劳动力，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外贸规模的扩大，这方面的数字不管多好看，都不能体现经济结构的进步。 ”
众所周知，今年将是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内部来看，许多长期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外部来看，则要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下行风险。张幼文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定下的“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非常正确。我们一方面要保增长、保就业、控制通货膨胀，因为中国经济无法承受7.5%以下的GDP增幅，低于这个下限，就业就无法保障；另一方面，则要抓住机遇，借机调整，摆脱对加工贸易的依赖，发展新兴产业，才能最终走出危机。
面对还乐观不起来的2012年国际经济形势，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面对种种内忧外患，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到了必须升级的关口上。张幼文表示，新时期，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战略升级包括两层含义：对内提高开放效益，对外改善发展环境。 “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阶段性任务，我国在由大国走向强国的过程中，面临的就是开放格局、开放模式的调整，这是我们与强国存在较大差距的地方。 ”
对外开放“步步升级”
谈到对外开放战略如何升级，张幼文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行、监管、协调、合作。本次危机的根源就是监管不利，因此，作为对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应该参与到国际金融体系的运作之中，承担起必要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现在有很多方案，包括多元货币、黄金、特别提款权等各方面的内容。这其中包含有对新兴经济体、对中国不利的内容，比如，有方案要求经常项目顺差超过3%的国家有货币升值的义务，这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对我们来说，只有通过积极参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改革后规则对中国的不利之处。
谈到人民币的问题，张幼文对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十分关注，他坚持认为，升值对我们有显著不利，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发展环境。张幼文的观点是，人民币现在的问题是既存在升值压力，也存在贬值压力，这本身是一对矛盾。升值压力来自外贸，高顺差，国外普遍认为中国制造的长驱直入是低汇率造成的，这使得国外的就业岗位大量流失。张幼文认为，“这一点是可以争论的。 ”人民币目前还难以升值，或者说升值空间很小，一旦升值，低端的加工企业根本没有活路。而贬值压力来自国内。国内通胀高企，物价的上涨速度快于美国，中国制造国内外价格倒挂的情况已经出现。根据货币理论，目前的状况人民币实际上应该贬值，加工型企业则应该加工资，但企业根本没有这个能力。这就是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间的矛盾，也是为什么要把控制通胀放在如此重要位置的原因。张幼文还表示，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本质上是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一个缩影，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迈开步伐，我们要把人民币的国际化作为一项长期战略目标。
第三，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近年来，我国与周边国家因为领海争端等问题时有摩擦，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周边国家产生“强必然霸”的担忧，加上我们与这些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加深沟通与交流。
第四，加强与金砖国家的合作。金砖国家都是发展中的大国，这些国家也有着相近的经济结构、相近的发展模式，合作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在张幼文看来，这些国家联合起来一起说话自然更有分量。
第五，参与全球治理。随着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很多问题都需要各个国家携起手来共同解决，比如气候变化、碳排放、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对于中国来说，参与全球治理就是要参与到全球的制度建设当中去，加强与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继续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简而言之，就是一方面要努力保持与发达国家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要全面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
第六，推行包容性发展战略理念。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中国的发展确实对其他国家产生一定的压力，这种压力会有反作用力投射到我们身上，因此，我们对内要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改变以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对外则要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张幼文强调，对外开放不仅仅是打开国门，也是直接参与国际合作的过程。在中国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对外开放战略如何实施至关重要。
战略转型的路径选择
战略升级的“蓝图”已经明晰，但升级“路径”该怎么走？张幼文也给出了答案。
首先，要降低加工贸易比重，不能总在产业链的低端徘徊。要支持企业培育自主品牌、营销网络和研发中心，引导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张幼文指出：“今后的主题是要实现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特别要注重高端价值链的国产化，从更大程度上发挥贸易拉动国内经济的作用。要努力改变中国有加工能力而无市场渠道，无技术、品牌等关键生产要素的状态，把获得这些关键要素作为战略目标。要通过购买、研发、合作等多种形式实现这一转型。 ”
其次，要扩大进口。与以往的进口不同，张幼文提倡的扩大进口是要少进口资源类、奢侈品类的商品，多进口与技术、装备、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关的东西，目的是通过进口发展自主产业。张幼文主张应有效利用外资，更加注重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比如，实施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希望能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和中西部地区。
第三，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在发展新产业，向高端产业进发，尤其是一些环境友好型产业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张幼文认为，在这些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几乎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出发的，因此，我们应该把握机遇，与强大的对手一较高下。他建议，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单靠市场的力量，要取得产业突破，也需要政府助力。
第四，企业要开展跨国经营。虽然中国企业已经陆陆续续走了出去，但张幼文对此的评价是，目前“走出去”普遍采用的并不是跨国企业的运作模式，这种“走出去”的程度也相当有限，要么就是把生产转移出去，要么就是跟着资源走，可以说，除了联想等极少数例外，还没有出现完全按照国际通行的模式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跨国企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企业还没有真正登上全球竞争的舞台。张幼文表示，我们已经确定了战略取向，也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今后“走出去”，并不是要进入当地市场，也不是要获取廉价劳动力，而是要盯着技术、品牌、装备这些核心要素。 “要抓住危机的机遇规划国外并购，实现中国企业与产业的国际化，克服资源短缺、专利品牌缺乏等弱点。同时，也要发挥大企业优势，通过并购获得技术、品牌，延长产业链。 ”
当然，张幼文同样认可保持外贸稳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强调扩大内需，但决不能忽视外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加工贸易还是要做，但要加强国内供应比重，要在外商投资中获得更多效益。 ”张幼文强调，现阶段，在稳定外贸总量与增速的同时，最关键的是要更新外贸理念，要由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理念指导，要认识到，大力发展外贸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提高国民福利。
张幼文告诉记者，外资外贸的数据只能体现一国的开放度，而不能体现国民福利度，不能体现劳动者从中获得了多少。GDP（国内生产总值）数字也是一样，只能体现一国的经济规模，而不能体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的生活水平。他建议，应考虑引入国民总收入这一指标作为补充参考，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GrossNationalProduct，GNP），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包括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GNP和GDP的不同在于，前者的计算准则是“国民原则”，后者则是“国土原则”，即GNP是一国居民所拥有的劳动和资本所生产的总产出量，而GDP则是一国境内的劳动和资本所生产的总产出量。说得通俗些，在计算GNP时，要减去外资在一国的收入，并加上一国企业在国外的收入，说明这是一个体现本国要素总获得的指标，因此也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发展层级。据张幼文介绍，GNP的统计比GDP更有难度，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显示，我国的GNP要比GDP低得多。
最后，张幼文乐观表示：“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前景仍值得期待，最重要的是依靠自主创新。”他认为，自主创新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如何将技术变为应用，让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科技人员要与企业家结合才能使技术完成“惊险的一跃”，而政府要在体制上促进这种结合。本报记者 陆绮雯
来源:解放日报2012年0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