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美：怎么看“全球500强企业”新排名

中国企业要能与世界最强的对手竞争并获得优势，关键在国内的压力。但对于国有企业，现在这样的压力并不明显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布“全球500强企业”新排名，中石油首次超过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企业；而且前10强中，中国企业有3个。虽然，这样的排名变化和中国企业的扶摇直上，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金融危机对欧美企业的影响更为深重，但也反映了中国近年来打造“巨型航母”参与国际竞争的策略已取得一定成功。

暂且不论中石油市值的真实性与它的“垄断”问题，必须格外注意的是，从世界经济史的经验教训看，经历过金融危机、经历过大规模的政府挽救行动，企业的表现是否真的表明其新增长趋势已经确立，或者政府的干预是否导致了进一步的经济结构失衡，往往在一定时期内有待深入观察——简明地说，企业受到危机影响，增长减缓是必然的；如果有些企业，特别是能源和金融行业的企业反而高调亢进，就有可能是不正常的；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中的政府干预容易造成政策寻租，而政策寻租的结果有可能就是部分企业逆势而起，一枝独秀。

经验表明，危机时的许多干预政策难免导致资源分配不公平

受凯恩斯主义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后，各国在遭遇经济危机时，普遍实行扩大财政支出和积极干预政策。2007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的干预政策包括对银行系统直接注资、直接参与大企业的破产重组，甚至充当企业的大股东。这样的做法完全不同于美国历来信奉的市场自由主义。同样，在欧洲各国挽救危机的努力中，对汽车企业、银行、外贸企业等都用了直接财政投入、补贴和接管等策略。

但是危机干预政策由于极端和偏向，难免产生副作用。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历次扩大投资的短期行为都没能消除百姓对未来生活的不安：由于日本政府与大财阀有着历史悠久的紧密关系，大量财政资金流向大企业，加剧了结构失衡和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扩大内需的目标实际上被束之高阁，以致历经10年也未能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日本政府的做法与美国有较大区别：它不再直接支援大企业，而认同“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分配不均是危机根源之一”的观点。日本政府意识到，历次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案中，不乏大型基建项目，但这些项目对经济的带动力十分有限。因此从2008到2009年，麻生政府的数十亿财政专项支出，主要用于民生（医疗、就业和购房减税等）、中小企业扶持、防灾、减免高速公路收费以及新能源新技术开发等。

而美国奥巴马政府尽管“走得较远”，仍在救援福特公司时明确表示，即使政府可能成为福特的最大股东，但一旦情形转好，就会立即让出公司股份，退回到经济监管者的位置。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的策略有了根本性转变，当经济出现复苏迹象，它就把重心转移到解决美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即重新寻找增长点，降低消费对于拉动经济的比重。除了基础设施投资和大规模减税外，奥巴马政府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之举，是在经济危机有所缓和后即开始推进困难重重的医保改革。

当市场预期重振并有效转向后，应当逐步改由竞争决定资源分配

显然，西方国家根据以往经验意识到了，危机时的许多干预政策难免导致资源分配不公平，或者说，政府代替了市场进行资源分配，结果可能是小部分企业特别得益，而形成不正当的竞争优势。这种扭曲性的影响，在非常时期结束后，应当尽快地主动纠正和消除。更进一步说，由于大企业倒闭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更大，总会得到更多眷顾。如果是国家背景的企业，在财政支出扩大中，自然更容易得益。这样一来，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加剧了。

政府在危机中和危机后的基本策略都应当尊重市场周期规律，当市场预期重振并有效转向，政府就应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新产业发展的同时，逐步撤回那些过强的倾斜性政策，由竞争决定资源分配。显而易见，在非常时期因受到政治和社会压力而不断推出的超出常规界限的干预措施，应当尽早加以反省。根据理论和实际经验，直接接手或介入大企业兼并重组的措施，首先应当被纠正；企业间的横向并购除非符合“破产企业挽救”，否则仍应按反托拉斯法审查；至于行业协会的联合定价、瓜分市场等卡特尔协议，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都应制止；至于有助于培育新增长点和新科技的倾斜政策，则可在较长时期里坚持实行。

中国企业要能与世界最强的对手竞争并获得优势，关键在“国内的压力”

中国企业要能与世界最强的对手竞争并获得优势，关键在国内的压力。但对于国有企业，现在这样的压力并不明显。

在《金融时报》此次公布的“全球前10强”中，有6家美国企业、1家澳大利亚企业，全部是民营的，而3家中国企业全部是国企。许多人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如果未能跻身世界前列，那么巨型国有企业得到的排名，并不能代表中国企业整体的真实水平，因为国有企业的繁荣现状总有得到政府帮助之嫌，它的世界排名和市场价值也就可能没有实际的荣耀。而民营企业的继续相对弱势，不免让人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担心。

我国经济迅速回升，巨额投资的刺激政策起了很大作用，但国家投资贡献很多、民间投资贡献有限，而民间投资的启动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今年5月政府出台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正是希望借重民间投资来改变此前一些领域中政府深度干预的副作用。这种干预的理念较之刺激方案，有阶段性递进的理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