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一方面是因为世界经济与全球治理面临新的挑战。上世纪90年代以后，拉美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金融危机的相继爆发，表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出了问题。而西方经济下一步如何发展他们自己不清楚；新兴市场国家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迪拜金融危机引出了资源富集国、石油美元如何健康回流的大问题。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治理机制不足以应对全球和地区层面的挑战，各种机制处于混沌状态。同时，21世纪初缺乏有效的经济理论，现在是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西方的经济理论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不适用。
而被奉为“救世主”的G20，先天不足、后天不调。西方国家主导地位受到削弱，但没有根本改变，它们仍要努力确保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新兴大国群体处于幼年期，尽管它们在金融危机中抱团取暖，但要从利益同盟转变为价值同盟困难重重。中国在这场转变中，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不友好，同时自己的软实力和配套政策措施也存在不少问题。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使更多中国学者开始思考中国如何应对G20机制化带来的挑战，探求中国如何在G20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1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格局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对于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我们从理论、实践和治理方面都面临挑战。当前国际秩序的特点是多元、多极、多变，不可预测性很强。
我们面临着挑战，首先现在世界经济的发展颠覆了传统理论：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迅速壮大，但作用并没有相应上升；其次世界经济发展失衡，恢复平衡是一个G20取代G7的过程；其三，世界正在从单极向多极发展，美国霸权需要调整，但它能否调整是一个问题；其四，中国在和平崛起，但是否准备好应对国际挑战了？
梁艳芬（商务部研究院世界经济贸易研究部主任）：世界经济现在面临六大挑战，包括财政刺激政策的退出、市场监管不足、失业率上升、预算赤字上升、通货膨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世界格局面临调整的机会，力量对比和权力分配都在变化，新兴大国的力量在增长，但比较缓慢，短期内难以改变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权力格局。
伍贻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G20的产生有其必然性：由于金融危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停滞，必须借重新兴国家来承担责任。但现在媒体对权力转移过分渲染了。权力转移是一个政治问题，进程是非常缓慢的。首先必须有话语权，获得话语权之后还不一定有人听，所以这个过程将是非常漫长的。虽然世界经济总体格局不会因G20的出现而发生很大变化，但量变还是显著的，新兴大国的地位确实在上升。
王国兴（上海浦东美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全球经济整理格局这二年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G20的出现只是技术性修正了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虽然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但没有发生像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英镑狂跌的情况。
G20的出现只是反映了发达国家实力下降，新兴大国实力上升的现实。世界经济出现复苏后，奥巴马政府能否继续协调世界主要国家的政策还是个疑问。此外，G20在有效性方面可能存在问题。
徐明棋（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G20是协调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但不能完全取代G8。G8可以主导世界经济政治议程，而G20的成员由G7选定，只不过更广泛地吸收了发展中大国，但议程的提出者还是发达国家。再者，从国际法上说，G20不是一个国际组织，只是一个论坛。
伍贻康：今年G20的两次会议将会检验其代表性和合理性：11个发展中国家能否代表亚非拉以及其决议是否有效。
G20前三次会议都带有应急性质，今年的两次会议才能看出G20与G7或G8的关系，看出谁将在议程设定方面起决定作用。
3 中国在全球/地区经济治理中的策略
王海峰（国家发改委国际经济综合研究室主任）：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于经济发展、安定的周边环境、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因此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和平力量，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
中国在G20中应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欧盟是G20成员，但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77国集团只有少数国家进入G20，中国是否能促成更多77国集团国家成为G20成员呢？
徐明棋：G20本质上已从国际经济问题上升到国际关系问题和国际治理问题。在G20中起的作用及中国应该如何推进该机制发展问题上的分歧，根本在于对中国的地位看法不同。中国的实力地位在不断上升，这一点没有异议。那么中国该如何定位？GDP成为世界第一或第二就可以像美国那样成为主要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了吗？如果是这样，任何机制方面的进展都可以看作是突破。现在中国的表现非常抢眼，地位在上升，没有中国的参与一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但是中国尚没有上升到可以决定重大国际事务的议程和制定国际规则的地步。中国只是受邀参与。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从2009年开始，国际关系中出现集团化趋势，到2010年，集团化能力建设凸现。现在我们面临几个重要问题亟需解决：首先，中国应该主推哪个机制？中国该如何定位在这些机制中的地位？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哪些？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退让？在哪些领域可以有更多作为？
杨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邓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的政策要坚持。现在，经济危机使中国有机会参与全球治理，但中国未能提出一个新理念，没有说清我们能给第三世界带来什么，因此在国际体系改革方面缺乏方向感。这个问题必须及早解决。
王健民（天大研究院（香港）副院长）：我不赞成中国以一种挑战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赶英超美”会导致我们发展路线的偏颇。
周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和货币研究中心主任）在G20中，中国是与新兴大国站在一起的，做生意的对象却主要是发达国家。我们处在两方之间，所以应该妥善处理与朋友和顾客的关系。
周忠菲（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参与G20应持一种融入和平衡的态度。在大格局的变化下，我们应摆脱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心态，更多地着眼于政治格局。关于中国在G20中的地位，关键是中国实行的是全球战略还是区域战略。我不认为中国应该全球出击，而应注意区域组织与G20之间的力量平衡。
4 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
王元龙（中国银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董事）：金融危机前，我曾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要慎重，但金融危机后，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要加快推进，理由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问题十分紧迫。中国已经从债务国变成世界最大债权国，资本过剩严重，经济结构问题大，非常危险。克鲁格曼认为中国陷入美元陷阱：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人民币财富随着美元的变化而不断缩水。中国被美国“绑架”了，这种情况制约着中国各种政策的实施。如果人民币实行国际化，那么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组成部分，美元储备下降，人民币可以进行补充。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大于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也有诸多制约因素：首先，经济环境的制约。美元、日元开始国际化时，美国和日本的GDP占世界总额的7%-8%，现在中国也达到了这个水平，但中国要慎重，因为中国的GDP总额虽高，但这并不代表有很强的实际财力。其次，中国金融体系比较脆弱。最后是人民币流通量的制约。在这种状况下，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是一个相当缓慢、漫长的过程。
徐明棋：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必须开放资本项目，这本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次，必须注意到，美元、日元和欧元的国际地位背后，既有收益也有代价。欧元和日元获得的铸币税并不能弥补汇率变动造成的损失。我们是否准备好接受损失？如果没有准备，人民币的国际化就只是一个口号。最后，人民币国际化还要解决好顺差与国际化的矛盾。我们注意到，日元的国际化并不成功。人民币国际化最终取决于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盲目上马并不可取。
丁剑平（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处在资本项目管控条件下，开放太早会造成银行之间的激烈竞争，日本就是前车之鉴。
人民币国际化和建设上海金融中心的意义在于获得三个定价权，即商品、金融产品和服务业的定价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有国内外市场的匹配和信息的匹配。应该先有市场，再形成规模。我们作为买方的话可以以人民币交易，但作为卖方，以人民币交易则要依赖技术的提升。市场可以作为定价权的扩展，在技术不能获得迅速提升的情况下，一定要上规模。
5 东亚区域合作趋势
秦月星（财政部国际司亚太财经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布雷顿森林体系功能的缺失促使区域合作兴起，但目前东亚货币合作面临内忧外患。东亚货币合作的软肋是东亚国家之间的同质性与差异性。东亚国家增长模式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地区内部竞争激烈，且金融发展阶段存在巨大差异。东亚的双边、多边金融合作机制都未经检验，东亚储备库没有经受过金融危机冲击，汇率合作较浅，一体化遥遥无期。
徐明棋：东亚财经合作在贸易领域是自由贸易协定（FTA），东北亚三国如何推进是一个问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启动，但“10+
中国学者都看好“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