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面对严重经济危机的紧迫时刻，我们需要经济学家特别是国际经济学家的智慧。像克鲁格曼这样的著名学者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其错误的判断却又是非常有害的。中国应当重视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提醒，对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环境有清醒的认识。但我们不希望看到因一位著名学者的错误分析导致负面的后果。
新年伊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
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与顺差的来源
克鲁格曼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制造业有着比其竞争者更大的成本优势，从而导致巨额贸易顺差”，其根本原因是人民币汇率低估。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中国的贸易结构与贸易顺差的来源，就可以发现这一结论是错误的。
统计表明，从1999年至2008年这1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出口中52.2%为加工贸易，47.8%是一般贸易；10年的贸易顺差总额为10006亿美元，其中来自加工贸易的顺差总额为12560亿美元，而一般贸易则为逆差，总额为2554亿美元。汇率同时影响着加工贸易的进出口。不论汇率水平怎样，以国内增加值创汇这一加工贸易的特点决定了其总是构成顺差，要求加工贸易实现平衡等于是说要中国国内工资和土地等要素收入为零。人民币汇率再怎么升值，加工贸易也永远是顺差。相反，中国的一般贸易是逆差，如果按照克鲁格曼的主张，中国不是应当让人民币升值，相反还应当贬值。
中国汇率水平及其对世界的利弊
克鲁格曼认为，人民币汇率是低估的，并会对世界造成损害。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在此不多讨论，即使退一步说，中国产品确实靠汇率低估挤占了他国市场，他的看法也是不全面的。汇率水平是一把双刃剑，对本国是这样，对他国也是这样。如果人民币汇率确实是低估的，那么一方面促进了出口，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进口成本。进口成本的提高会提高国内消费者与生产者价格，并间接提高出口成本。中国的出口方因为低汇率而降低了出口价格，外国进口方和消费者是真正的获益者。因此，尽管低估汇率刺激了中国的出口，但最终受益的却是世界各进口方。从投资角度看，中国的低估汇率还直接导致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利益，因为更低的人民币汇率使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批租土地、支付工资与购买中间品的外汇成本更低，这也就是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全球化新的历史条件下，贸易、投资、跨国生产等各种形式国际经济关系大发展，汇率绝不只是与贸易相关，换言之，贸易平衡不再是衡量一国汇率水平是否合理的主要指标，更不是唯一指标。
中国开放的结构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
从中国的开放结构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发展收益上的差别。中国出口能力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外商在华投资，外资将中国纳入了为全球生产的体系之中。这正是经济全球化深化国际分工的结果：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品牌、设计和销售等高端生产要素，而中国提供加工型简单劳动力和土地环境资源等低端要素。外国资本流入、“中国制造”流出成为基本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贸易顺差是必然的。可见，在经济全球化以国际投资即生产要素合作为基础这一格局下，低端不流动要素的收入表现为一国的出口顺差，而高端流动性要素的收入则表现为一国的投资收入和国内的要素收入。面对经济全球化下的要素合作从而生产国际化和贸易大发展，贸易差额不再是一国对外经济关系是非的唯一表现。如果继续以贸易平衡的传统理念来评价，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当然，中国在这种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只是阶段性的。随着经济结构与贸易方式的升级，中国参与国际要素合作的内容将发生变化。但是，只要经济全球化还在发展，各国这一意义上的不平衡将会永远存在，只是不同国家的位置会发生变化。
人民币升值只会改变美国的进口来源，却不会改变美国传统产业向外转移的根本趋势。中美两国贸易利益的平衡并不是由贸易额本身的平衡来实现的。中国可能获得更多的就业，而美国却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本与技术收益，而贸易的扩大则必然导致两国总收益的提高。中美两国应当通过自身的调整来解决就业与参与全球化的利益问题。
世界经济危机的成因与中国的贸易政策
众所周知，当前这场世界经济危机起因于美国金融的过度创新和监管不力，直接导致危机的次级债又是房地产泡沫。对此全球学者和政治家们都有共识。然而克鲁格曼却说，在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时期，中国保持高贸易顺差是一种“掠夺”他国工作岗位的行为。在克鲁格曼看来，中国的低汇率政策和贸易顺差将使世界难以走出这场危机：“中国的贸易顺差从低迷的世界经济中消耗了最需要的需求，在未来几年中会夺取美国140万个工作岗位。”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2009年，在世界经济整体负增长1.3%的格局中，中国贡献了正的0.6个百分点，超过了新兴市场经济整体1.1个百分点的一半。中国的贡献来自于国内扩大内需政策。就贸易而言，2009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下降了21.3%，与美国下降23.0%相近；进口下降了20.4%，而美国却下降了31.2%。在世界前20位最大进口经济体中，中国进口下降的幅度低于除香港地区之外所有其他18个经济体。谁为世界市场需求作出更大贡献，已经十分明显。
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危机来临后，更需要以合作共渡难关，特别是以贸易开放扩大市场。但是克鲁格曼却引用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话说：“不要相信贸易保护主义总是坏事。在失业率高而政府无法改变时，这一规则不再适用”，力图证明他所主张的贸易保护是正确的。但是很明显，萨缪尔森说的话是就国内经济目标而言的，即危机时政府搞保护贸易可减少失业率，“不是坏事”只是就本国而言。然而，作为一位国际顶级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应当明白保护政策对其他国家意味着什么。在经济正常发展时，美国需要把传统产业向中国转移，自己靠资本技术获利，也靠高端产业创造新就业；而当危机来临时，却又要中国减少生产与出口，把就业机会归还给美国。一国的产业结构不可能作这样的短期调整。克鲁格曼主张通过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为美国找回工作岗位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掠夺”。他的主张是仅从美国本国利益出发的，不符合经济全球化潮流，最终也将损害美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在中国，对于美国引发的这场经济危机，学者们的普遍态度都集中在应对性的探索之中，很少有人，特别很少有知名学者对美国进行指责。而后者恰恰是危机中各国学者应有的态度。
中国购买与抛售美国国债的影响
克鲁格曼把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看作是这场经济危机的原因。他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使美国人享受了低利率的好处，也吹大了房市的泡沫。”这实在是嫁祸于人。
美国的巨额国债是美国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中国更不是为了要买美国国债而追求贸易顺差的。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发展战略的阶段性表现，国内又存在着不能用好创汇资源的多种原因，导致中央银行只能以购买美国国债来管理外汇储备。美国国债是富裕又过度消费的美国向贫穷又不知道如何用好钱的中国借债，这本是基于各自国内原因又对双方互利的现象。今天债权人并未期待债务人的感激之词，当然也不希望听到债务人反过来进行抱怨和指责。克鲁格曼说，“如果中国真的抛售美元，我们要寄上感谢信”，其理由是美元贬值会提高美国的竞争力。这不禁使人要问：既然他也期待廉价美元局面的出现来提高美国的竞争力，为什么又要批评中国的低汇率政策呢？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与中国的发展战略
克鲁格曼是世界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在中国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无数学生从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得到启迪。其理论主张，根据报酬递增和规模经济的理由，一国对某些产业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实行保护政策是必要的，这是该产业的发展战略所需的。在自由贸易理论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背景下，当时还年轻的克
任何理论的形成都有着学者自身所处历史条件的影响，克鲁格曼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正是产生于美国需要提高某些现代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时候。这并不是理论的偏见，时代和现实的需要始终是新理论产生的客观基础和依据。他的这一理论是美国当时发展需要的产物。然而，当评论中国时，他却忽略了这一点。如果中国确实是采用了以较低汇率促进贸易发展政策的话，那么这正是新兴经济体“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需要，因为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出口拉动增长和以出口创汇形成进口先进设备技术的能力，是这一阶段所必需的。相信他对于中国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这一事实是完全清楚的。但他却没有看到美国在中国目前开放模式中所得到的巨大机遇与利益。
当然，克鲁格曼对中国搞重商主义的意见仍然是值得思考的。30年来，中国贸易政策确实追求着贸易顺差目标，这与重商主义贸易政策有着一定的相似性。这一战略注重了国外市场对发展的拉动作用，却忽略了国内市场的作用，同时也忽略了进口对技术与产业进步的积极作用。长期巨额顺差导致出口创汇的闲置，是发展战略层面上的资源浪费。克鲁格曼的意见应当成为对中国战略的提醒。
当世界面对严重经济危机的紧迫时刻，我们需要经济学家特别是国际经济学家的智慧。像克鲁格曼这样的著名学者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其错误的判断却是非常有害的。所谓“中国的新年”，在克鲁格曼看来是因为2010年世界的焦点将是因中国“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引起的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国应当重视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提醒，对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环境有清醒的认识。但我们不希望看到因一位著名学者的错误分析导致负面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