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加大对新兴行业投资，需要在政策上倾斜和资助，需要人才培养和引进，需要技术突破和创新，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和培育企业家精神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出“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
，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近期中国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已经非常明确。
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主要途径
经过4万亿投资和宽松货币政策相配合的刺激，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严重衰退的冲击下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势头，增长率恢复到了8%以上，令世界瞩目。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大规模投资集中在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上，原来试图调整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的失衡状态未获改善，且有所加剧。同时由于外需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出口对经济的贡献一时无法恢复，国内消费的增长则远不能弥补出口下降造成的“缺口”，经济总的结构矛盾进一步加剧。
产业结构失衡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严重。因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进一步刺激了钢铁、建材以及相关制造业的投资，加重或者是掩盖了这些行业本来就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这就使得本来应该在危机中加快调整的这些行业忽略或躲过了“调整”，为未来的调整增加了难度。
中央在经济初步恢复后不失时机地提出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到转变发展方式上，正是洞察并下决心要解决这些矛盾，为未来经济奠定扎实的基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不是短期内可以一蹴而就的。但痛苦的调整进行得越早代价可能越小。
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工业化基本完成，正步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结构需要转向服务业和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如果产业结构不调整、不提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没有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提出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第三代移动通信、三网融合等新兴产业。它们之所以被称为新兴产业，一是因为刚刚起步，发展空间较大；二是需求正在形成中，市场潜力巨大；三是这些产业发展的形态是崭新的，不再仅仅表现为物质投入和物质产出，而是有形投入和无形投入相结合，它们的产品也是物质与服务相结合的。
服务业发展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关键
不少人心目中的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就是科技含量高的制造业，是知识密集型物质产品生产；而调整产业结构，就是增加对新兴产业的投资。的确，加快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大规模投资，但如果只是大规模投资，而且把投资集中于尚未成熟的技术和市场，比如与太阳能相关的单晶硅，就会造成浪费，引起新的产能过剩。
其实发展新兴产业，不仅要发展这些产业的制造环节，更重要的是发展它们的服务环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产业链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服务环节，具体地说，是为生产环节服务的研发、设计、营销和售后服务等。在这些新兴产业中，有些本身就是以服务为主的，比如三网融合，虽然传感技术研发和新的传感设备的生产很重要，但这是一个高端的服务行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依附于服务形态不断更新和发展的。
一些成熟的产业，尤其是一般制造业，调整的内容既包括淘汰一些落后的产能，更包括提升这些产业的竞争力和产品档次，满足高档次的需求并创造新的需求。这要靠服务业与生产环节的结合，也就是产业链延伸。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就是要做强这些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的竞争力。假设中国出口商品的一半是由我们自己建立的世界营销网络销售的，其价值可以在不增加一件商品的情况下翻一番有余。
高度重视发掘和培育企业家精神
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加大对新兴行业投资，需要在政策上倾斜和资助，需要人才培养和引进，需要技术突破和创新，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和培育企业家精神。
我们提倡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多年，进展之所以缓慢，重要原因之一是制度对产业不断升级和创新缺乏有效支持，对高污染、高能耗、低价值的落后产业缺乏有效的惩治。比如，我们的税收制度对于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投入没有给予足够激励；我们的银行缺乏对企业研发提供优惠信贷的机制；我们的某些人事制度难以鼓励科技人才创业成为企业家；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将大量资源用于宏观规划和对企业的考评，而忽略微观层面的产业提升激励。如果我们不加快所有这些的制度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很难取得快速进展。
在有些人看来，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政府的政策问题或者是技术创新问题。一些人认为，政府加大力度调控过剩产能和淘汰一些落后企业，就可以达到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另一些人认为，政府加大科技发展投入，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当然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不断培育能引领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企业家。企业家之所以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保障，就在于这是一个不断创新的人群，他们之中蕴藏着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推动产业升级的动力，这种动力需要发掘，也需要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