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全球经济的格局演变和秩序重建中，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将经历三大转型，上海要积极把握这一系列变化中所孕育的对服务经济的需求，以“两个中心”建设为核心，加快服务经济发展。
正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世界生产格局面临大调整之际，国务院关于上海推进“两个中心”建设的《意见》出台，为上海新一轮发展提供了重大的战略机遇和明确的战略指向。
将服务经济与制造功能、工业产业网络紧密联系，是上海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发展主要得益于外资主导下的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上海及周边的长三角地区由此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金融危机大大压缩了外贸出口的空间，主要依靠制造业投资拉动和加工贸易为导向的经济增长难以维持，上海需要确立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和产业体系，并以此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城市功能升级。
服务经济具有低耗能、低污染、内涵式发展的特征，更具有向制造业渗透，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的效应。在已有工业经济的基础上，探索将服务经济与制造功能、工业产业网络紧密联系，是上海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
上海服务业虽然已有一定的基础，中心城区已走上“脱工业化”之路，但在经济规模、产业能级、资源配置功能和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与国际大都市的要求差距明显。国际大都市最显著的标志，是金融服务、现代物流、信息咨询等高增值现代服务的生产和供给能力；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城市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都在20%以上。而目前上海的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等传统服务门类占据较大份额，2006年以上门类所占比重高达30.4%，金融业占比为15.74%，知识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比重只有8.03%。
以建设“人民币产品开发与交易的核心场所”、大物流枢纽为着力点，发展服务经济
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全球经济的格局演变和秩序重建中，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将经历三大转型，即：从外贸大国向内需大国和投资大国转移，内需导向型投资贸易活动将大幅增加，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趋向活跃；从全球制造基地向全球市场基地转移，一些跨国公司已提出从赚美元向赚人民币的战略转移；从要素集聚场所向要素整合体系转移――立足中国，整合全球资源的生产网、供应链与资本链不断形成。上海要积极把握这一系列变化中所孕育的对服务经济的需求，以“两个中心”建设为核心，加快服务经济发展。
----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建设“人民币产品开发与交易的核心场所”为着力点，在进一步做大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强化市场定价功能，提高国际化比重，提升金融服务能级。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将不仅是全国资金的枢纽和投资运作的基地，更应当成为国内外企业上市筹资和收购兼并的阵地。随着中国转向内需大国和投资大国，与产业并购、重组相关的金融、法律、会计、投资咨询等服务的需求和投资将迅速生成。上海应率先汇聚提供跨国并购所需的各类专业服务机构，确立起具有广泛腹地的并购运作中心，开辟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体系有效整合的新通道（目前的通道主要在制造领域）。
----依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以海港、空港为主体，大物流枢纽为着力点，形成上海航运体系对长三角、全国乃至亚太地区的辐射作用。针对上海在高端航运服务中的明显劣势，加速发展海事保险、海事仲裁、海损理算、航运交易、航运咨询、船舶管理等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航运服务环节，并寻求在海事再保险、航运融资等空白服务领域的突破。
服务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有赖于连贯性的激励制度、政策支持和市场组织体系
――依托长三角制造业基地，以集聚跨国公司总部为重点，提高研发、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与规模，增强提供“世界级制造调控中心”的服务功能。上海要以繁荣的商务服务摆脱与周边城市和其他国内城市的同构竞争，实现在世界城市系列中的功能提升。
----依托世博对城市服务功能的推动作用，深化贸易服务、信息服务、医疗服务、法律服务和设计咨询等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以视听出版、影视传媒、演艺娱乐、网络资讯和旅游会展服务为基础产品的文化产业在经济总产值中的份额，满足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后的精神消费需求。
与工业经济相比，服务经济对诚信体系、信息网络和文化氛围等软环境的要求更高。服务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有赖于连贯性的激励制度、导向性的政策支持和完善的市场组织体系，为此，上海应从人才政策、财税政策、投融资政策等多方面切实支持高附加值服务业的集聚，还应通过服务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鼓励、引导和发挥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的市场维护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