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4月13日： 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

扩大内需政策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调控战略，也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升级

         30年来对外开放战略的成功在于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有效地集聚了全球生产要素；改革创造了市场经济环境，释放了闲置生产要素，提高了要素生产率。改革开放迅速扩大了中国的经济规模。扩大内需政策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调控战略，也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升级。

         30年来，我国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外贸增长速度长期高于国内GDP增长，外资引进也长期保持高速并以外部市场为主。由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外部市场，国内市场的开发相对滞后，改革也未能在内需市场的开发上发挥足够大的作用。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使民众对未来担忧增加，从而减少了当前消费。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扩大了贫富差距，低收入群体的相对收入下降，使消费率在GDP中的比重下降。改革滞后影响了提升中国劳动者素质，忽略了培育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从而使发展的战略重心主要放在廉价劳动力这一低级要素之上。沿海地区开放度更高，吸引了内地大量劳动力，在分配差距的扩大上开放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开放促进下的改革释放了国内闲置要素，激活了要素生产率，同时又以持续扩大的外部市场吸纳了不断增加的产出。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走上开放型发展道路，特别是当发达国家市场因经济衰退而出现收缩时，中国经济以外部循环为基础的运行机制就开始遇到了障碍，以依靠廉价劳动力加工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发展战略缺陷迅速显现。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市场的开发成为推动发展的新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外部市场的约束形成了开发国内市场的倒逼机制。在前30年激活要素和要素生产率，激活产出的外循环机制后，当前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激活产出的内循环机制，这就需要改革宏观调控和微观投资消费等多个方面。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外部市场的显著收缩，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世界经济增长波动本身来看，这一动荡只是短期的，但由于中国受到重大影响的内在原因深刻地存在于长期发展战略之中，因而应对危机所需要的是一种长期的、发展战略性质意义上的重大调整。

内需开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从要素的视角看，扩大内需政策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是一项要素培育战略，这一战略的推进意味着中国从要素引进、要素释放的发展模式提升到要素培育的发展模式

         扩大内需在于营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前30年，通过大量引进外部生产要素和激活国内闲置生产要素，中国完成了快速发展所要求的规模扩张第一阶段的任务。发展新阶段需要的是在规模继续扩张的同时更加注重实现结构的升级，从而实现内涵式的发展。这一阶段性的推进是发展阶段本身逻辑的要求，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要求。长期的历史性变化与短期的金融冲击和经济衰退，都要求我们考虑对以往要素集聚与释放战略实现升级。

         现行开放模式对外部市场存在着过高的依赖性。中国对外部市场和外部资金过度依赖与国内消费投资不足相关，这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发展初期，中国缺乏国内增长动力，需要外部市场；缺乏资金技术，需要大力引进，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选择。国内市场不成熟，企业尚未发育，致使投资不足；改革滞后，分配差距扩大，致使消费不足，这些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难以避免的发展中的问题。

         沿海的特殊条件易于开放，开放的成果更多体现在沿海，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更加扩大。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农村地区发展是滞后的，从而需求是很低的。如果国家整体政策能够从以往对外偏向型的不平衡发展战略继续向前推进，那么内地和农村会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就可能缩小这种差距，从而中国整体的内需规模也将能得到显著的扩大。在这里，投资与消费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向内地更多的投资实现的更快的发展将会形成更大的消费需求，成为新的增长动力。

         扩大内需不但需要国内政策的调整，而且需要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强烈的出口激励和低工资低汇率就是系统的对外偏向型政策，导致国内生产销售不如对外生产销售，从而不能激励国内投资。因此，中国需要适度调整对外偏向的经济政策体系，以鼓励国内投资，激活国内市场。

         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是中国增长动力的再造，是增长外部拉动模式的升级。外贸出口与外资流入两大动力在30年的增长中起了根本性的作用，即使再过30年，我们也不能说二者将完成历史使命，相反会更加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将来自于国内市场。政策结构的整体调整将不再单纯地鼓励外资，内资也将得到相同的鼓励。当然，国内投资能力的提高还取决于更多的条件，包括企业家的培育，资本市场的成长，国有企业的再造，本国民营企业的成长等等。随着国内投资机制的逐步成熟，过高储蓄率的现象将会逐步改变，对外资的过度依赖状况也将得到改变。内需的扩大也取决于消费，需要通过消除消费者对长期安全感的担忧扩大当前消费。更重要的还在于启动农村与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消费能力，这在短期内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和消费补贴来实现，而从长期看只能通过这些地区的增长来实现。因此，内需市场的开发关键在于鼓励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产业投资，以生产拉动收入，以工代赈，以收入增长实现消费增长。在把外资引向内地有困难的客观情况下，应当注重国内投资的形成。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

         从要素的视角看，扩大内需政策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是一项要素培育战略，这一战略的推进意味着中国从要素引进、要素释放的发展模式提升到要素培育的发展模式。从近来中央政府推出的扩大内需各项政策看，其主旨体现了三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二是科技创新和人才开发，三是改善民生。注重科技创新和人才开发表明，中国正在从抵御危机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即推动创新以培育稀缺的技术要素，加强教育以培育稀缺的人才要素。重要的是，这不仅是抵御危机的短期政策，而且也是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这一战略的推进，意味着中国从过去主要注重引进外部高级生产要素开始走上了一条以培育高级要素为重点的增长与发展道路，这将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从经济学上讲，正确处理民生问题不仅将改变过去一个时期中的分配不合理现象，而且会营造巨大的内需动力，改变消费率偏低的国民收入结构。

扩大内需与开发国内市场的战略不是改变了对外开放战略，恰恰相反，是开放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

         扩大内需与开发国内市场的战略不是改变了对外开放战略，恰恰相反，是开放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内需是多重意义上的，包括居民的最终消费，也包括基础设施、重大产业建设、科技研发、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投资，30年的发展建立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中国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尚待继续开发的市场。一方面，巨大的内需市场具有对外资流入的持续吸引力，因而可能成为中国继“引进外资——扩大出口——拉动发展”发展模式后的一种新模式：即“内需开发——吸引外资——拉动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扩大内需是形成国内高级生产要素的有效途径。利用过去30年积累起来的资金，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新兴产业的培育、科技研发的投入和教育培训的加强，将会形成一批属于中国自己的高级生产要素，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低级生产要素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格局。

         扩大内需战略绝不否定继续开拓国际市场，恰恰相反，提高开放水平需要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而其中的关键正是“全球销售网络”要素的培育。近年来人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国际大公司廉价收购中国出口产品，而以高价在国外市场销售，中国只获得了劳动者的辛苦费。事实上，这种利益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全球销售网络”这一当代全球化生产经营的高级要素，这种要素往往掌控在世界大跨国公司手中。扩大开放和提高开放水平的重点在于建立中国的跨国生产与经营网络，使中国的制造优势真正体现为中国的出口利益。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中国企业要特别关注通过国际并购形成自己的全球生产经营网络。

         中国经济是否需要从目前的高开放度逐步转变为低开放度？答案并不是简单的。事实上，中国就过度依赖外资流入与产品净出口来说，开放度并不低，需要降低。但是就体制上说，对外资流入来说中国的开放度并不高；就国内市场规范性来说，或者就贸易方式过度偏向于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来说，开放度也并不高。特别是就开放模式上讲的开放水平而言，中国的开放水平也不高。因此，中国依然需要进一步提高开放度和开放水平。

         必须指出，就一个经30年改革开放发展、国内地区禀赋差别显著的大国而言，中国也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内地区差别深化国内分工，利用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实现发展，如果说这一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数量意义上的开放度，那么这一变化是有利的，因为这进一步开发了大国的特别是高度二元化大国的内在潜力。在资本利用上也是这样。如果改革与政策调整导致更高的国内资本形成，从而降低了外资在全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那么这样的发展也同样是有利的。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之一将来自于进口。外贸将长期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必要条件。问题是在外贸整体规模继续扩大的同时，需要减少顺差，以减少增长对净出口的依赖。外贸的基本平衡将使出口更多转化为进口能力，从而进口的技术、装备等为自主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这尤其成为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中应当积极抓住的历史机遇。贸易进一步发展的作用是经济结构的进步而不只是GDP的增长。这一点与以往主要通过外资引进技术不同。同时贸易总量的扩大也将使中国更多从比较优势的实现中获得国民福利的提高，而不只是单纯就业利益。

巨额外汇储备为中国的战略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中国来说，外汇储备的持续上升也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一个国家的初级发展阶段上，需要为工业化和信息化进行资本积累，因而储蓄大于投资是必要的，出口顺差是高储蓄的表现，外资流入是资本积累的需要。当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一个国家外汇储备长期持续上升是不合理的，这是外汇资源的闲置。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真正实现储蓄向资本形成的转换，即把由贸易赢得的外汇用于合理的资本装备和高技术进口，这样才是中国自主发展新阶段最必要的资本形成，为长期发展创造基础。这又进而涉及到国内企业投资能力的提高和机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