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主义从来是一种短见。
即将召开的G20伦敦峰会是当前舆论关注的焦点。2008年12月，G20领导齐聚华盛顿商议抵御全球金融危机事宜时，曾共同承诺在未来12个月以内不会再增加任何新的贸易限制条例。然而，自那次会议以后，G20中的17个国家连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先后发布了共47条贸易限制条例。其中有1/3的条例与提高关税有关，包括俄罗斯提高二手车进口税以及厄瓜多尔向超过600种的商品增加税收等。呼吁全球合作共同应对危机的美国，也仍然在经济刺激计划中纳入了“优先购买美国货”的贸易保护条款。
无需讳言，贸易保护在每次经济危机的拯救中总是成为想当然的首要方案之一。历史经验证明，金融危机必然伴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20世纪30年代危机爆发时，美国国会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进口关税，引发各国之间的贸易战争，加剧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是欧美贸易从1929年最高点跌至1932年最低点的催化剂，也是大萧条加剧的催化剂。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指出，各国领导必须时刻警惕贸易保护主义之风盛行，过去的经验已经证实，任何经济孤立主义都将导致恶劣的后果。如果各个国家都奉行这样的做法，全球性的大萧条很快就会到来，因为全球性的需求一定会进一步萎缩。因自由贸易而实现的资源的全球配置将因保护主义受到阻碍，谁也无法谈论合作挽救危机的前景。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贸易保护主义的真正理由似乎只是为了政治性的和社会性的短期安抚。当经济危机发生时，考虑到一国所承受的巨大的国内政治与社会压力，似乎也应当暂时地把国门关起来，先把国内企业救起来，然后就可以进一步解决投资和就业的问题。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家里失火时，虽然已殃及邻居，他肯定还是先将灭火的水枪对准自家的房子。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又在于，在火势蔓延的情况下，仅仅灭了自家一处的火有何意义？更何况，这一处的火真能被单独灭掉吗？
过去的历史证明，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保护主义的压力和背离各种贸易规则的诱因将特别强大。贸易保护的短期好处可能使一部分生产者高度组织起来以影响公共政策。危机使得这部分进口竞争的生产者比往常更积极地寻求保护。对外国商品的歧视，似乎也不会立即招致国内民众的反对。但是，很快地，各国就必须在贸易保护林立的市场寻找协调和缓冲之计，这时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压力都会要求撤销保护，恢复全球市场的自由进出。所以，贸易保护主义从来是一种短见，尽管这种短见常常会历史性地重演。
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贸易保护主义只会推迟经济复苏和重振
即将召开的G20伦敦峰会将围绕两个重要的焦点：美国所关注的欧洲救市注资力度和欧洲所关注的美国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倾向。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则在今年3月6日的《华盛顿邮报》联名发表文章称，“世界经济复苏取决于G
正在提高的贸易开放度和依赖度，说明一个比20世纪更加互相依存的世界，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在此次金融危机中，G20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已经超过了G8的作用。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使得G20的代表性和协调作用更强。而在G20伦敦峰会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金砖四国”联合发表公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美欧之间的争论，在此次G20伦敦峰会恐难有大的平息。G20伦敦峰会特使马洛克·布朗曾试图为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行为”进行辩解。他声称，没有人故意采取保护主义，但由于通过国家政策来处理危机，像拯救银行或公司的行动，副作用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问题是，在全球合作的层面，无须再去理解国内政治进程究竟如何影响对外决策。当一个国家需要外部支援，需要全球协作时，它就必须给出开放的态度和守信的诚意。在这次全球性的危机中，没有一个国家敢言自救即可，贸易保护就应当是各国努力克制的。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如果国内市场确实存在产能过大、需求不足的情况，那么，处理国内市场失灵过程中的一个普遍原则是：尽可能直接地处理国内市场失灵，因为间接的政策会无意中导致对社会其他部分行为的扭曲。因此，使用贸易政策来处理国内市场失灵永远都不是最有效的对策。如果国内政策成本高昂或者有不利的副作用，那么贸易政策也就几乎毫无疑问地更加不可取。
世界银行最新出台的报告显示，世界贸易正在经历80多年来最急剧的萎缩。各国，特别是美欧为首的主要贸易国家，都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今天所做的短期决策，将对未来全球性经济复苏造成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相互对抗的贸易保护主义必然推迟经济复苏和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