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吴雪明认为，许多国际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投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下投资也将受到影响，其影响渠道为跨国公司投资能力不足和投资动力不足两方面。于蕾提出金融危机后中印之间是否会调整从而彼此间分工融合。贺晓琴在中国走出去问题上认为，民营企业应该鼓励其对外并购，政府主导的走出去则应该冷静。
关于传导机制，赵蓓文认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传导机制主要通过汇率、贸易和FDI三个传导途径。张幼文认为，美国通过虚拟经济影响欧洲，通过实体经济影响新兴国家的传导机制已有所改变，汇率传导中汇率的变化也不是单向运行，传导机制研究应该将这些新情况纳入研究。
并购问题也引起了大量讨论，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后会有大规模的并购涌动，关键是在汽车行业等制造业的并购中，中国比重可能会减少。因此，在国内应该鼓励中资并购，限制跨国公司并购；应以存量而不是流量来衡量并购。
李安方提出的R&D体系影响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他认为基础创新不足是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尤其在互联网时代，金融的系列创新挤出了基础研究，企业对于原有基础创新的各个层次的应用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并没有改变基础创新不足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