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宾：张幼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肇始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已一年半有余。尽管各国推出诸多救市措施，但危机带来的影响，似乎仍在破坏着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如此形势之中正孕育着怎样的变局？重重迷雾中，如何用理性战胜盲目或恐惧？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如果用心去观察思考，或可找到答案。
柳森：洞悉“达沃斯”，就能摸到世界经济的脉络。作为一名长年深耕于世界经济研究的学者，您对此是否认同？
张幼文：我想我也是认同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经验性表述，不仅因为达沃斯一直以来在学界有比较好的口碑，而且事实上，作为目前世界上历史最久、规格最高、出席人数最多，也最具权威性的经济论坛，从达沃斯在每年年初向各方精英抛出的议题中，往往能提炼出当年最关键的一些世界经济课题，而由此展开的意见交锋，包括各种共识或者分歧，也常常能折射出世界经济在当年的前景或走向，为学界预判当年的世界经济形势提供参考。
柳森：那么，通过观察本届年会，您有何发现？
张幼文：如果提炼本次年会的成果，一定少不了“不确定”、“信心”、“合作”这样一些关键词。但我们知道，在达沃斯之前，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场合在讨论走出当下这场危机的方案。以上这些词无一不是相关场景下的关键词，达沃斯到底有何不同呢？
我想，有一点大家应该注意，就是在今年的年会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首次取代企业家、银行家甚至一些演艺明星，成为年会的绝对主角。这就启示我们，尽管眼下这场深刻的危机走向很不确定，但确实已经到了必须由各国政治领袖拿出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的时刻。
接下来，无论是呼吁民众对未来不确定性保持信心和理性思考，鼓励企业家投资、老百姓消费，还是携手各国团结一致，共谋对策，以深化合作、共度时艰，都需要政治家们的共识、智慧与谋略。各国政府间合作已成为应对危机的核心与关键。与此相应，在今年一整年都需要密切关注的，将是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因为这一趋势最近已开始显露。
眼下，不仅“买国货”、“雇佣本国工人”类似的表述，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尚未正式表决通过的美国政府经济刺激方案中，不少贸易保护主义的幽灵也在“爱国主义”、“提振本国经济”、“创造就业”等华丽外衣的掩护下频频出动，对部分进口产品实施非国民待遇。有的国家甚至在酝酿以设立国家基金的方式，防止本国企业被外企并购。
柳森：有种观点认为，作为一种应对经济危机和来自本国的舆论压力的工具，贸易保护受到各国的青睐几乎是一种必然。尽管，他们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在各国本国市场已萎靡不振的当下再施贸易保护之计，不仅无异于以邻为壑、饮鸩止渴，还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危害，让这场危机的走向更加充满了变数。
张幼文：的确如此。所以，我们也听到，现在响起了反对保护主义的声音。而贸易保护主义的弊端，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还有进一步缩小本国市场，破坏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最终在全球经济中激起连锁反应。不仅会在国与国的层面，阻碍各国深化合作，使各国在互相报复或模仿中，将本已恶化的国际贸易环境拽入更为险峻的深渊。在市场层面，还会使企业家对未来经济走势形成更消极的预期，从而减少投资与生产。如此种种，与当下应有的政策选择———各国相互开放市场、树立信心、合作应对显然背道而驰。
柳森：那么，就2009年而言，我们该如何去把握世界经济的脉搏？
张幼文：尽管事实已证明，在此次金融海啸中，已无一国可独善其身，但各国身陷困境的情势与特征还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要判断美国经济前景，就不仅要看美国房价和股价的下滑还将挤掉多少财富效应和信贷消费泡沫，还要关注，接下来其投资、私人消费包括贸易收支状况，能否以及将如何对其整个经济基本面的改善有所贡献。
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则要关注其卷入次贷危机的程度、金融体系对次贷危机的抵御能力、经济基本面状况、是否存在房地产信贷泡沫风险等等。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由于其金融体系大多没有直接卷入次贷危机中，他们受到的冲击更多来自外需的萎缩，其前景取决于外部市场的恢复与国内需求的提振。
具体到我们中国，有效应对危机还体现为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尚低，内生动力不足，我们选择了一条通过外需和外来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经过此次危机，我们必须认识到原有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需要我们去寻求一个更均衡、更稳定的增长结构，缓解国内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如果照此思路去调整转型，我们就可能抓住机遇，实现长期速度较高且质量更好的经济增长。
柳森：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当前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超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管理体制所致。对此，您认同吗？
张幼文：当前金融危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西方国家金融体制出现了问题，而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出现问题，更不是全球贸易体制出现了问题。以后两者来反思全球化都有失公允。但如果说这样一种观点有何积极贡献的话，我想，是提醒我们下一步要不断去提升现有的全球化合作水平。
过去这些年的“全球化”，更确切来讲，是一种功能性的全球化。它由市场、企业自发推动，贸易越来越扩大，金融越来越复杂，跨国公司越来越强势。但与此同时，除了世贸组织已经确定的各种规则之外，与功能性经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制度性全球化却相对滞后，包括全球范围内贸易与投资协议的滞后、金融监管合作的滞后、国与国之间的政策协调机制的滞后等。如果制度性的全球化不能跟上，这次是美国的金融监管失范成了导火索，下一次又会是在哪个环节呢？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再来看跨国公司。他们现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在不少国家，其影响甚至已经超出了国家可控的范围。但众所周知，企业总是“利己”的。如果有些跨国公司不顾所在国的社会经济利益，比如因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就需要一个各国高度合作的、基于全球化制度安排的解决框架去约束和避免。而仅仅用道德伦理或者社会责任去约束、责难，将远远无法解决问题。
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