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为了把危机转化为机遇,中国经济应该进行以下三方面的调整:加速国内产业的升级步伐;通过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纠正外部经济失衡问题;实现从外需拉动模式向内需拉动模式的转型。
以上建议是否妥当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本文结合对以上建议的讨论,具体探讨我国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的经济发展策略问题。
一、产业升级:是加速?还是暂缓?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应该利用全球经济衰退,加速推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升级。然而,从2008年的情况来看,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这一发展策略未必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2008年上半年,为了促进产业升级,我国政府采取了加速人民币升值速度、降低出口退税率和提高工资等一系列政策。进入下半年,随着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出现,我国出口急剧下降,失业人口有所上升。政府迅速进行了经济政策调整,包括降低人民币升值速度和重新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对策。另外,进入2009年2月,政府又出台了纺织业振兴计划。
以上事实表明,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我国应该保护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因为:第一,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的出口主力产业,也是增加就业人口的主要产业;第二,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我国的优势产业,过快淘汰这类产业有可能使我国丧失比较优势,从而有可能削弱我国的经济发展潜力。
二、调节全球失衡:是中国责任?还是美国责任?
当前,还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是中国高储蓄率的根源,而高储蓄和低消费导致了中国贸易收支顺差的过度膨胀,后者又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正是基于这一推论得出了中国是美国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结论,并由此要求中国承担减少贸易收支顺差的责任。
以上推论明显缺乏说服力。就社会保障制度与贸易收支的关系而言,德国和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要比美国健全,但是他们同样对美国存在巨额的贸易收支顺差。另外,20世纪后期,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然而,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贸易收支逆差国。
那么到底是什么助长了全球经济失衡呢?这一失衡是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限制廉价劳动力进入本国市场的必然结果。由于发达国家严格限制廉价劳动力的流入,为获得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发达国家将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也把贸易收支顺差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立足于以上事实,作为经济发展策略,我国应该坚持让发达国家承担调整贸易收支失衡的责任。二战结束后,贸易顺差国美国曾经要求逆差国英国承担调整贸易失衡的责任,现在美国自身也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
三、发展模式转型:是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
2008年,随着我国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实现从外需拉动模式向内需拉动模式的转型。从长期来看,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我国必然会面临这一转型。这是因为,工资水平的上升,一方面会通过收入的增加,促进内需的发展,另一方面还会通过劳动力成本的增加,降低外需的拉动作用。
但是,从短期和中期的视点来看,我国不宜过度强调或人为推动内需拉动型发展模式。从短期来看,近一、两年内,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为了维持高速经济增长,我国有必要用政府投资弥补出口下降的缺口。但是,这是政府在特殊背景下进行的一次性投资,一旦全球经济好转,政府必然会减少临时性支出,届时,出口仍旧是支撑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就中期而言,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之内,为了维持高速经济增长,我国仍需要继续发挥出口的拉动作用。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日本和东亚各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都依靠了出口的拉动作用,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通常都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调。就经济增长的极限而言,内需拉动型发展模式很难超越年均8%的经济增长速度。
我国要接受8%以下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两个重要条件:第一,降低贫富差别。较低的贫富差别可以让多数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因而可以提高整个社会对低经济增长的承受能力。第二,通过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国内就业水平。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通常会引起失业人口的增加。
从我国的现状来看,实现以上条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作为经济发展策略,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问题上,我国应该采取渐进的方式。短期内,为了缓解对外经济摩擦,我国可以适度控制贸易收支顺差的规模。作为长期目标,我国应该立足于比较优势的变化,逐步提高内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