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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保增长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核心，而扩大内需是保增长的主要举措。潜在的巨大内需是中国抵御这场危机的重要优势，也是当前上海经济的战略重心。
外部偏向型增长模式的转型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的，改革解放了国内生产力，开放则通过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扩大海外市场，为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GDP的总比重看，外资流入平均在3个百分点左右，而贸易顺差则在6到10个百分点左右，这表明外资与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关键的作用。然而目前的金融危机导致跨国公司资金短缺，经济增长率下降导致国际市场需求减少，出口困难增大，这就向中国外部偏向型的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
开放作为基本国策需要长期坚持，同时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市场的短期波动需要以宏观政策的调整来积极应对。中国应当与各国合作以共同应对危机，特别是在金融政策的协调和相互开放市场方面。但是，中国不可能改变外部环境衰退的基本面，因此以内需的增长补偿外部市场的收缩以确保增长成了战略转型的基本点。每年大量新增劳动力就业和提高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等，都要求中国必须保证快速增长。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快速的发展就不能解决新出现的各种问题。
作为开放型国际大都市，上海在增长的外部偏向特征上比国家整体水平更为明显，从而可能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更大，在保增长中实现增长模式转型的任务更为必要，更加艰巨。一方面，上海需要以更大的内需增长来补偿外部资金的减少与市场的收缩；另一方面，上海又需要坚持开放型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方向，实现更高的开放度和开放水平，这就是上海当前发展的双重任务。
加速产业升级的投资引擎
从一定意义上讲，增长模式的这种转型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和国内市场的成熟，贸易投资双顺差的格局将发生变化，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发展初级阶段的特点。发达国家是出口大国同时也是进口大国，是资本输入国同时也是资本输出国。只有形成了开放型发展模式、同时又能有效地开发国内市场，中国的持续快速增长才会拥有长期的动力，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
应当看到，中国人口多、规模大、发展落后、地区差距显著等等困难与负担，却也可以成为抵御危机实现发展的特殊条件，因为这些特点为扩大内需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大量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包括为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科学发展而必须做的节约资源、改善环境的投资，不仅可以成为当前拉动内需的动力，而且可为危机后的长期发展打下重要基础；危机中注重民生问题的改善，也可为增长提供新的机遇；农村消费需求的全面启动具有很大潜力，这是中国待开发的一个巨大市场，等等。当然，这些特殊优势的发挥需要基于巨大的资金能力。可喜的是，30年来高储蓄的发展模式正为中国积累了这种实力，无论外汇储备、银行资金、居民存款还是政府财力，都为内需拉动型增长创造了其他国家所难以相比的有利条件。在正确的战略与政策下，巨大的需求和巨大的资金供给将合成巨大的发展动力。
除了与全国的共同点外，上海的投资需求既有基础设施的内容，也有国有大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内容。上海的产业已经走出了一条在开放中发展的道路，但必须承认，以往主要的投资来自于政府和外国跨国公司，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投资能力不足，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更低。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提供了中国企业低价引进技术、产品、品牌的机遇，以及走出去进行国际并购的机遇，抓住这些机遇扩大投资，包括投资提升节能环保水平，都将成为上海经济的内需拉动力。当然这还需要创造有效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支持。
提升消费引擎在增长中的作用
消费在GDP中比重偏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弱点，然而今天扩大消费可为抵御危机拉动增长提供巨大空间。特别是农村市场需求的释放，将对保增长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现代商业中心城市的上海，在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而其开放型国际化的商业优势也有望进一步开发。上海应当成为全国性乃至更大范围的“购物天堂”。
拉动消费的重点应当是经济中的短缺部门。除保障性住房外，目前上海面向大众的医疗、教育等也依然是不足的。改变这一局面不仅直接关系到民生，而且有利于投资、消费的扩大和城市功能的提升。另外，在危机期间一部分市民会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在努力帮助他们再就业的同时，关键是要进行知识更新、技能培训和创业辅导。政府应当大量提供这方面的公共服务。从保增长角度讲，这既能拉动当前，也能积累未来增长的内在潜力。
2010年世博会的筹办和举办，是上海拉动城市旅游和会展业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上海要争取世博效应的提前形成——加快城市形象的全面塑造和都市旅游、工业旅游、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进而带动城市商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