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兴衰交替
长期以来，一国的经济发展应该遵循何种经济模式，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一直是各界人士争论不休的焦点。不同的经济模式折射出不同经济学派的各自经济学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始终存在着两大相互对立的经济学说，它们的观点伴随着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此消彼长，对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就是自由主义学说与凯恩斯主义学说。这两种经济学说的兴起和流行无不与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有着紧密的关联，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程度密切相关。
经济自由主义思潮起源于18世纪初期，是古典经济学家为了反对当时对经济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潮和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而提出的。其核心观点是强调经济在自由环境中运行，主张尽可能多地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政府应尽量少干预经济的运行。其中，英国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其经典巨著《国富论》中系统阐述了以“看不见的手”著称的市场调节机制和秩序原理，并提出了“廉价政府的假说”，即所谓的“大市场，小政府”，为古典经济学派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此后，英国的大卫·李嘉图和马歇尔、法国的萨伊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使自由主义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前20多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内成为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给西方经济带来了规模空前的大萧条，市场自我调节的神话被打破，自由放任原则的弊端逐渐显露，人们开始意识到政府的干预还是必要的，从而结束了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取而代之的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国家干预主义。
20世纪70年代中叶，石油危机引发战后的世界经济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次出现了以低增长和高通胀为特征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对于滞胀现象的束手无策导致了各种反凯恩斯主义思潮的兴起。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公开宣布实践新自由主义纲领。1980年里根上台以后，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实行。此后，其他发达国家也纷纷效仿英美，掀起了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直至今天，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经济秩序中占据了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但它与亚当·斯密时代的“自由放任”有所不同，它是一种受到政府有限度地调节和干预的市场经济。但就本质而言，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全面干预，依然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虽然，新自由主义学派林立，思想、理论体系庞杂，但主要以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和拉弗的供给学派为代表。
作为现代货币主义经济学奠基人，弗里德曼是美国经济学界较早以新经济自由主义对抗和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不稳定源于货币受到扰乱。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唯一重要因素。因此，他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主张应让市场机制完全充分地发挥作用，政策的滞后效应只会加剧经济波动。之后，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在理论上发展了现代货币主义，通过强调经济主体的行为理性预期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是无效的观点，从而主张彻底回到市场自动调节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与此同时，以拉弗为首的供给学派在凯恩斯主义由兴到衰的历史背景中兴起，并成为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供给学派认为，美国经济中的滞胀问题主要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长期片面实行扩张总需求的政策造成了供求关系的失衡，由此即抬高了物价，导致了通货膨胀，又造成了相对的萧条和经济停滞。解决“滞胀”困境的基本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长期减税来刺激供给。供给学派的理论思想被反映在里根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中，如减税、削减政府开支与紧缩货币。然而，大幅度减税促使财政赤字剧增；控制货币投放，引发国家债务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减税虽促进投资却又与因货币紧缩、利率上升而抑制投资相矛盾；削减政府开支效果又被军备扩张相抵消。结果，里根政府的施政方针并没能振兴美国经济，相反却使美国经济陷入战后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可见，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并不是救治美国经济的灵丹妙药。
美国金融危机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反思
美国金融危机彻底打碎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神话，对市场经济的一味放任自流，其结果必将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是对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美国极力标榜并大肆推销的“华盛顿共识”的彻底否定。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就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试验场。80年代末，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美国乘势于1990年由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官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的研讨会。会上达成了“华盛顿共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升华，是美国试图以新自由主义模式来规范世界秩序，实现全球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一体化。
自“华盛顿共识”出笼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一些地区和国家蔓延并呈现加剧之势。尤其是以智利、墨西哥、巴西为首的大多数拉美国家在过去的20多年里，迫于美国及多边国际经济组织的压力，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进行了包括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企业私有化在内的全方位大刀阔斧的经济结构改革。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使不少拉美国家的经济在改革之后都陷入动荡与危机之中。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推出了类似的集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三位一体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即短期内这些国家可能出现“休克”或停滞，但是不出一两年，就会迅速繁荣和增长，人民生活将得到大幅度改善。然而，事与愿违，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同样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政局混乱、经济大幅下滑以及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等社会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所暴露出的天生缺陷及其片面性已遭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质疑。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代表的是保守的意识形态，它不是推动进步的社会改良或改革，而是恢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返古倒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华盛顿共识”是从美国的立场出发，不可能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为此，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市场化、经济自由化是各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但是向市场化经济过渡存在着一个经济领域的最优次序问题。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上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因此，各国应该根据本国的国情，选择自己的方式和路径，控制好改革的速度和节奏来实现这一过程，避免重蹈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
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平衡点
虽然，美国金融危机使许多人对市场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产生了怀疑，认为政府将重新成为市场的主宰者，并且认为如同凯恩斯是对大萧条以前的经济理论的反叛，此次危机的发生是否也预示着即将对现有理论进行颠覆性的革命？换句话说，市场主导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走到了尽头？凯恩斯主义是否又会成为时代的主题？其实不然，我们不应该把“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更不应该否定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对美国产业的升级换代、新经济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作用。市场与政府是拉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两大轮子，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应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既要借助市场力量实现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又要依靠政府干预来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秩序，防止因市场机制缺陷而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只有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寻找到恰如其分的平衡点，才能实现市场的效率、稳定与公平。总之，对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要结合本国的特殊国情，批判地吸收并借鉴其中的科学成分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有益经验，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
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是就业理论，其逻辑出发点是有效需求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主要是“消费倾向”、“对投资的预期收益”和“流动性偏好”等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干预经济，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增加政府支出，刺激投资与消费，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时美国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而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逐渐变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长期繁荣景象，被称为进入了“凯恩斯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