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学术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以下十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第一个问题关于美国模式。有些人认为美国模式已经不行了。我对此持不同的看法。在过去的100多年里，美国模式对促进美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美国模式是高风险、高收益模式。过去100多年，美国经济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在大起大落中，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经济大国。因此，它是高风险、高收益模式。把它的高风险去掉，它的高收益也许就没有了。绝对的安全意味着绝对的低收益。不知道这个结论是否正确，我希望听到大家的看法。
另外，我认为否定美国模式对我们自己没有好处。为什么呢？我们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靠美国市场支撑的。而美国自由开放的经济模式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果美国采用中国的高度管理模式会出现什么结果呢？那肯定对中国没有好处。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哪一天中国变成美国了，世界的末日也就到了。这是因为，如果中国人按照美国的标准进行消费，世界的能源和资源就不够用了。反过来说，如果美国采用了中国模式，那是中国的末日。我们出口的很大一部分在美国市场，美国限制我们的出口，我们就遭殃了。我们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如果美国像我们一样进行资本管制，那我们的投资就会面临巨大风险，所以我觉得美国采用美国模式对我们有好处，我们不应该随便否定美国模式。当然美国模式有改进的余地，需要加强风险管理，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是否应该抄底的问题。如果抄底是指在较低的价位买入股票，那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抄底。我的理由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的对外投资基本上都是债券投资，这不符合分散投资的原则。我们知道，实现风险最低、收益最高的投资方法是分散投资。因此，我国除了债券投资外，还要适当进行股票投资。资本市场的两大主要金融产品是债券和股票。因此我们应该适时、适度地购买一些便宜的股票，这样有助于我们实现分散投资的原则。我国中投公司买了一些股票跌的很厉害，这是因为我们买的时机不好。没有抄到底。
因此与抄底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抄底的时机问题。前两天的新闻报道说，中东石油出口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决定暂时不买股票。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股市仍有下跌的空间，所以要再等一等。什么时候抄底是一个时间问题，我想听听大家对时机的判断。
与抄底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抄什么的问题。是炒金融资产还是抄企业。有一些专家认为不应该买股票，应该买企业或进行直接投资。我个人认为分散投资应该以投资金融产品为主。如果外国投资者只买股票，不控制美国企业的经营权，那么美国人和美国政府会采取宽容的态度。如果大举购买和控制美国企业，容易招致美国人的保护主义情绪。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购买企业比购买金融产品容易操作，技术难度低，因此我们应该以购买企业为主。但我不这样认为。就难度而言，购买企业涉及管理经验和文化差异等问题，因此失败的可能性要大于金融产品投资。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对待外汇储备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在金融危机中，我们应该首先保护自己，因此，我国的外汇应该投资国内，而不应该投资外国金融市场。这种观点其实是对外汇资金的误解。外汇资金除了现金外，绝大部分都只能以外国债券、外国存款和外国股票等形式运用于国外金融市场。从一个国家整体来说，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外汇直接用于国内投资。进行国内投资需要将外汇转化为人民币。在人民币还没有国际化阶段，只有国内居民可以使用人民币。如果国内居民把外汇卖给国内居民。我国的外汇资产和人民币资产总量不会发生变化。只是资产的所有者发生变化。因此，个人可以把外汇资产转化为人民币资产，但是从国家整体来说，不可能进行这种调整。
减少外汇的有效方法是增加进口。因此，有人建议，用外汇投资国外金融市场不如扩大进口，购买一些国内急需的物品，比如，我们可以买一些资源和其它紧缺商品。我个人认为，在金融危机时期，这一做法不值得提倡。这是因为在出口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进口会引起经常收支顺差的下降。经常收支顺差的下降，会引起外部需求的下降，这一变化会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与以上两个建议相比，适度购买境外廉价金融产品可以起到双赢的效果。这一点已经在第二个问题中谈到，即适时、适度地购买一些廉价股票有助于实现分散投资的原则，而分散投资是降低风险和提高收益率的有效方法之一。
第四个问题涉及中国经济恶化的原因是内因？还是外因？一些人认为，外部需求的萎缩是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但也有一部分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国内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下降是主要原因，即负的财富效应起到了不利影响。另外，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大量破产和失业人口的增加也会引起内需的下降。外需和内需，哪个是主要原因呢？弄清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总需求下降起因于外部需求的萎缩，那么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要弥补这一缺口就足够了。但是如果国内需求也出现了下降趋势，那么为了稳定经济增长，扩张性财政支出就需要弥补两个缺口，一个是外部需求的下降，另一个是内部需求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的负担会明显上升。
第五个问题是外部需求下降对产业升级的影响。面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下降，有人认为，这是促进产业升级的好机会，因此国家不必出台政策挽救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企业。具体地说，这一观点认为政府不应该降低人民币的升值速度，不应该提高出口退税率。我对这一观点持不同意见。难道我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真的消失了吗？我查了一下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2004年，我国工资水平是的美国3%。到2008年，就算中国的工资增加了100%，我国的工资也只是美国的6%。所以，我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我们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会有太大的发展空间，也很难形成规模效益。在这一状况下，依靠人为政策强行推行产业升级，有可能引起失业人口的急剧增加。这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破产了，其失业人口无法被新的产业吸收。
当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下降，不是因为我国丧失了这些产品的竞争能力，也不是这一产业已经成为夕阳产业，而是因为世界经济出现了衰退。即这一变化起因于一时性外部冲击，而不是起因于长期的经济结构变化。基于这一事实，政府应该出台临时性政策救助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六个问题是全球化与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今天我希望听到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近年来有一种看法认为，全球化削弱了经济变化周期，全球化阻止了经济衰退的出现。因此，全球化起到了削弱和消除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作用，其依据是全球化实现了资源的有效分配。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又听到了另外一种相反的声音，即认为全球化助长了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哪一种说法更正确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全球化到底是削弱了金融风险，还是助长了金融风险，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第七个问题是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明年我国会出现通货膨胀风险，还是出现通货紧缩风险？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主流观点认为，随着全球经济步入衰退，我国明年有可能面临通货紧缩风险。我认为我们还应该警惕另一种风险，即通货膨胀风险。我国开始出台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一政策会引起利率的上升和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会削弱财政政策的效果。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必须配合扩张性金融政策，而扩张性金融政策有可能增加潜在的通货膨胀风险。这次我国的大规模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不会直接提高供给能力。这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另外，基础设施投资有可能引起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从而对消费品价格形成上涨压力。
第八个问题涉及金融产品创新的问题。以前，我们高度赞美和羡慕美国的金融创新。现在一夜之间，金融产品创新又变成了引发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我总觉得这一说法过于的极端。在金融危机的原因问题上，出现了各打五十大板的现象。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后，我们开始怀疑所有与美国相关的东西。我们说美国的模式有问题，美国的金融创新有问题，美国的产业结构有问题，美国的金融监管有问题，美国的美元霸权有问题。反是和美国有关系的都变成了罪魁祸首。我觉得这不符合辩证法。按照辩证法的分析，应该有一个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其他次要矛盾。我个人觉得主要矛盾是信贷条件太宽松了。日本也发生过同样的危机，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了金融危机和经济的长期衰退。但是当时日本没有金融创新，也没有美国模式，但同样发生了金融危机。因此我们不应该把金融创新视为替罪羊。
第九个问题关系到是否应该限制美元的作用。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一些人提出了应该限制美元作用的建议。其依据是，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下，美国人可以随意用美元进行支付，这一状况助长了美国的负债消费。我不同意这一说法。我个人认为，作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方向，我们应该追求美元汇率的稳定，但不应该急于限制美元的作用。欧洲试图通过改革限制美元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亚洲应该与欧洲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过去20年中，美国需求是支撑亚洲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动力。基于这一事实，那种试图通过限制美元作用抑制美国需求的做法显然不符合亚洲的利益。但是，从稳定出口和保持对外投资收益稳定的视点来看，亚洲国家应该要求美国政府履行保持美元汇率稳定的义务。
第十个问题，这次金融危机是否有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最近，上海学者经常讨论金融危机对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是机遇还是挑战的问题。
短期来看，首先，金融危机会对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其次，外部需求的下降还会通过实体经济对上海金融产生不利影响。最后金融危机有可能减缓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显然不利于上海金融中心的发展。关于有利因素，现在谈得最多的是华尔街人才的利用。这一因素的影响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来，不知道他们来了以后是否会在中国的环境下有所作为，不知道他们是否会长期停留在中国。
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金融实力的相对上升和美国金融实力的相对下降可以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这一变化可以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后劲。另外，美国金融危机为我国提供了预防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因此可以帮助我国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上少走弯路。
《国际金融货币研究中心-经济研究月报》
IFCRC-EMR（2008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