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当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面临各种新的矛盾与挑战时，我们不禁要问：历史机遇是否已经过去？挑战是否已经升级？新的机遇又在哪里？这些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30年来，不仅世界经济本身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而且中国自身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不仅更大，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从而使世界以新的方式对待中国。因此，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世界经济外部环境的绝对变化，还要关注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相对变化。正是中国的巨大变化导致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从而中国也就处于一种新的国际环境之中。
认识外部环境的变化是探索如何坚持开放政策的基础。中国必须全面审视新的国际经济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对外开放战略。事实上，就发展进程而言,中国本身也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迈向新的目标，改变着其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某些特点。
30年来，世界经济的变化至少包括以下十个方面。这些变化启示着我们：开放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需要坚持开放战略，但不能简单地延续我们所熟悉的各种政策与策略。如同科学技术发展和国内体制改革一样,对外开放战略也同样面临着创新的要求。
变化一：
经济全球化从功能性走向制度化
上世纪最后20年，世界最大的变化是经济全球化。从1986年开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使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发展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全球化从促进公平自由的货物贸易发展为包括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和争端解决机制等在内的全面的国际经济制度化安排。伴随着这一进程，中国也从体制外走到了体制内，既更加全面公平地享受全球化的利益，也开始接受体制规则与承诺义务的约束。
加入WTO既有利于中国利用经济全球化,坚持开放政策，也使中国在各项具体开放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受到外部推动。中国必须在履行承诺和遵守规则的基础上扩大开放，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推进改革，根据国民待遇原则促进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完全从本国情况和需要出发的开放路径与发展政策选择。尽管转变政府职能本来就是中国的改革重点，但全球化自由竞争规则却更加严格地限制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发展政策与WTO规则间的摩擦是当前中国发展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深化改革，适应全球化体制；利用规则，开拓新的发展空间，是中国下一步应对全球化的重点。根据WTO要求推进市场化改革符合中国的改革方向,以开放促进改革本来就是中国的战略选择。未来更重要的在于，中国需要熟悉WTO规则，使自己获得作为一个成员更大的利益，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中国还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推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
变化二：
开放战略的普遍化提升中国现行发展模式
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东亚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和地区依靠开放型发展战略取得了成功。这些发展明星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榜样，开放政策从少数国家的选择转变为大部分国家的发展道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又一批国家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进入新世纪，出现了“金砖四国”、“展望五国”和“新钻十一国”等一大批发展新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更加显著。
受已有水平的约束，这些国家普遍采用的是鼓励外资流入和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开放型发展战略，战略的相似性使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局面，也使中国开始面临发展竞争的挑战。尽管新中国探索发展道路艰难曲折，但1978年选择开放型发展战略，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仍然是较为领先的，这使中国获得了20多年难得的发展机遇。当中国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构成对世界压力的时候，更低成本的生产开始在其他国家出现。当中国力图提升外资结构与效益的时候，更多国家提高了引进外资的力度。中国需要将自己推进到科学发展新阶段，更好地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仍然需要以外资来创造就业扩大出口。内部提升的需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从两个方面挤压着中国现行的开放模式，使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的竞争上要寻求新的变化。
面对新的国际发展环境，中国的出路在于开放型战略提升，而不是低水平开放模式的延续。这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发展要求，也能减少与后起发展中国家的低水平竞争。改变单纯的廉价劳动力战略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收益，使劳动者更多享受发展的成果。以更规范透明、服务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而不是靠不断强化的政策优惠，是科学发展观在对外开放中的要求。
变化三：
跨国投资的大发展和产业国际化挑战民族产业
30年来，发达国家鼓励对外投资和发展中国家鼓励外资流入的政策，使跨国投资从局部现象发展为普遍形式。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企业微观组织形式并被广泛采用。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是其实力日益强大而对世界经济形成决定性的影响，不仅富可敌国而且强可敌国；二是产业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各国的研发生产与经营只是其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世界大跨国公司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东道国的战略与政策选择，使后者的所谓发展常常只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影响不仅包括经济谈判，而且包括政治压力。其影响东道国的方式，越来越多地采用跨国并购。东道国的发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GDP意义上的，而很小程度上是收入提高和产业进步意义上的。
30年来，中国从探索开放、吸收外资，发展为全球跨国投资体系和生产体系之中的一员，利用外资也从补偿贸易等初级形式发展为大规模高技术外资项目和总部经济等高级形式，产业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然而，中国的发展问题也相应地从如何启动发展转变为如何有效发展。可以说，没有外资的引进也就没有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
但是，在实现了发展的初期目标以后，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现代化产业，在国际化产业中拥有高附加值的价值链，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目标也是十分紧迫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把中国国土仅仅作为世界大跨国公司竞技的舞台，而自己只充当配角和观众，尤其是今天当世界大跨国公司已经把控制中国市场作为目标，甚至采用并购等方式迅速消灭中国竞争者的时候，中国如何既坚持开放，又切实实现更高意义上的发展，尤其是有巨大战略意义和利益的产业的发展，是我们所面对的重要挑战。
中国需要坚持开放。对付跨国公司全面控制中国市场的战略企图的根本原则不是简单地抵制，而是以反垄断法来维护中外资企业的共同发展环境，以开放推动公平有序的竞争来实现中国产业的进步。与此同时，对于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产业，对于事关长期发展有重大利益的战略性产业，我们仍然需要一定程度和一定时间的保护，这不仅与整体的开放战略不相矛盾，而且还是当前国际上各国普遍的惯例。
变化四：
新一轮产业转移挑战发展战略
国际产业转移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上世纪最后30年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历史性的高潮，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转移已经基本完成。这一转移也包含着各种高技术产品价值链中的制造环节，特别是低附加值制造环节从前者向后者的转移，从而构成了今天世界的“研发———生产分工”的基本格局。
中国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就在于借助这一转移成为世界制造大国，承担起了“研发———生产分工”中的制造职能。但是，随着又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中国沿海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新一轮产业转移正在开始。一方面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正在流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能否成功地将其向内地转移是开放战略的一个新主题。另一方面是中国能否使各种高技术产品的高附加值价值链进一步转入中国，也已成为当前发展的核心问题。
中国内地的发展不可能走与沿海完全相同的道路，形成如此高的外向度，但是开放仍然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特别是运输量小的制造业，计算机和商业流程服务外包等，完全可能在内地得到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的发展不可能完全靠跨国公司的转让，而要靠中国自己的研发。现有的开放型发展为通过产业链的延长实现更全面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变化五：
信息化与国际科技竞争挑战创新模式
从技术的角度看，过去30年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信息革命与高科技产业的崛起，世界科技竞争日益激烈。信息革命不仅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巨大的信息产业，而且导致了经济的信息化，改变了经济结构与经济运行方式。世界产业从工业化发展为信息化高科技化。当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时，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信息化，发展差距拉大成时代性差距。
中国需要同时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两大历史任务，同时应对市场竞争与科技竞争两场竞争。在国际科技竞争的压力下，在高新技术产业崛起的快速变化中，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从传统工业化扩展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世界科技进步有了重大突破，国际科技竞争向廉价劳动力战略提出了疑问。
中国的机遇在于利用经济全球化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同时推进，并通过强化自主创新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走出一条从制造向研发扩展的道路来。回顾过去的30年，再向前看未来的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可能会走出这样的一条道路来：前30年中国靠廉价劳动力辛苦劳动，也付出了可贵的环境与自然资源，积累起了一定规模的货币财富，这使我们有可能通过进口获得一部分技术，为从今以后自己的二次创新和集成创新提供更好的条件。
变化六：
资源环境瓶颈挑战可持续发展路径
30年来，由于世界各国普遍走上发展道路，资源环境约束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突出矛盾，引起全球关注，气候变暖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的严峻问题。资源和能源的紧缺是世界各国普遍走上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而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地球也是人类自身进步的表现。
这一变化使中国今天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比30年前要困难得多。中国因经济规模大、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初级性等，而处于这些全球性问题的焦点之上。由于全球普遍的增长与发展，资源紧缺，油价上涨，中国发展的外部成本已经大大提高，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加大，长期表现为国际贸易中相对利益的缩小，财富积累速度的降低。以科技进步优化产业结构，改变发展模式已成为发展的战略方向。
中国要与各国共同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来回答这个人类的共同问题，同时也要从根本上有利于自己的发展。科学发展是国内战略问题，也是开放战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当前这一问题的凸现，既有工业化阶段和自身对发展道路认识不足的原因，也有国际产业转移的原因。外资偏向型的发展战略，出口数量型的发展战略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这一矛盾。因此，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一定要成为开放战略的指导思想。
变化七：
日益增大的国际金融风险挑战开放策略
在过去的30年中，国际资金流量显著扩大，金融产品大量创新，一再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上世纪9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尽管生产能力迅速增强，但金融体系依然十分脆弱，难以应对国际经济冲击和金融投机。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产生的金融海啸又表明，现代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存在着更严重的风险，并会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次贷危机表明，美国过度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失去有效监管的模式是有害的，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也是有害的。金融海啸以后，国际金融体系将出现什么新的变化，将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需要高度关注。
对中国来说，30年来的开放成就主要体现在生产与贸易领域中，而货币与金融市场的开放仍然没有完成，开放进程必须高度谨慎。即使在尚未开放之时，中国也仍然承受着国际热钱的巨大冲击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开放面对新的风险因素，也对国内金融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中国由于较高的防火墙受到影响有限，但中国不可能永远保持低水平的金融市场开放，也必然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面对新风险。同时我们还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国在这场金融海啸中发挥更大的稳定作用，寄以厚望，中国面对着既要力所能及地承担起国际责任，又要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新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难度超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坚持汇率不贬值。
与世界各国合作，建设一个能够容纳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中国建设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之一，也是中国需要推动建立的更有利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国必须从这场金融海啸中吸取深刻教训，更有序地建立自己的开放型金融体系。开放的前提是练好内功，只有建立起较为健康的金融体系才能适应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维护中国实体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是中国对世界抵御这场危机的最主要任务。
变化八：
持续上升的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经济秩序
30年来，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了国际分工扩大和深化，贸易迅速增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普遍提高，而在发达国家中，由于产业结构进步不能容纳加工型低端劳动力，为维护就业导致保护主义上升。同时，由于国际兼并收购扩大，一些国家的民族品牌和重要产业被并购，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中抬头。
贸易保护主义采用产品质量、卫生标准、技术标准等手段，对以制造为主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尤其构成障碍，使中国出口困难增大，摩擦增多。中国外贸发展的主题，从30年前如何激励贸易量的增长，转变为如何减少因过度出口带来的国际压力。
新形势要求中国以多样化方式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减少与其他国家的低端产品竞争，形成更广泛的产业内贸易与互补性分工。这将在较大程度上减少中国的贸易摩擦。中国要通过建设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推动自由贸易体制向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巨大的迅速增长的出口能力为中国增加进口创造了难得的条件，中国应当通过扩大进口为自己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建立更强大的基础，这也将同时减少来自贸易顺差过大的指责。
变化九：
继续扩大的发展差距挑战大国责任
30年来，尽管一大批国家走上了有效的发展道路，但更多的国家依然为发展问题所困扰。世界各国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问题依然是全球性的最大难题。
由于总体规模大，中国发展成就相对突出，从而掩盖了人均依然并不富裕的事实。这使得中国在仍然需要致力于全面解决国民贫困问题的同时，不仅不能根据发展中国家享受各种特殊待遇，而且还需要承担更多发展援助的义务。在自己的发展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的情况下，中国被要求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来行事。
一个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需要通过各国之间的合作共同建立，中国需要通过推动这一体系的形成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对外投资和援助的实践中，中国需要继续探索和推进与东道国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提高东道国自身发展的能力。中国需要继续履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责任，包括探索自己国民脱贫致富的道路，以此为世界作出贡献。
变化十：
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挑战和谐共赢
冷战时代结束后，意识形态差异依然存在，冷战思维在一些地方依然占着主导地位。中国的经济成就往往引发敏感的政治反弹，中国的崛起被某些人看作是对世界的威胁，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来自西方某些政治势力的阻力。
随着中国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通过“走出去”解决资源能源问题既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但出现了抵制中国国际战略的各种政治行为。中国GDP长期高速增长，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在世界上的比重不断提高，致使每一个政策和战略选择都会受到国际上的高度关注乃至约束。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继续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
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要求中国全面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战略，倡导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开展经济外交，以外交配合“走出去”战略，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要以自己的实践让世界更加清晰地看到，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对世界是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