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抑制通货膨胀。如何科学地进行宏观调控，把握好调控的时机、节奏、重点和力度，做到调控决策的科学性、贯彻实施的有效性和政策工具的可行性，考验着政府部门驾驭宏观经济的智慧和艺术。只有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宏观调控，在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积极作用，才能够降低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逐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5月份CPI数据，同比上涨为7.7%。仅从统计数据来看，5月份CPI涨幅比上月回落了0.8个百分点，容易滋生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走势的乐观情绪。但是，反观5月份的PPI数据，同比上涨却为8.2%，增速连续第五个月创3年来新高。PPI不但是衡量工业品出厂价的指标，也一直被视为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领先指标。由此可见，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十分严峻，宏观调控形势不容乐观。
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依然是抑制通货膨胀。反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最主要目标，但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下货币政策需要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尤其是面对各种突发事件，如何科学地进行宏观调控，把握好调控的时机、节奏、重点和力度，做到调控决策的科学性、贯彻实施的有效性和政策工具的可行性，考验着政府部门驾驭宏观经济的智慧和艺术。就通货膨胀的成因而言，既有来自供给面的因素，又有来自需求面的因素；既有来自国内的因素，又有来自国外的因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单凭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难以发挥预期的效果，需要有效地综合运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仅仅靠从紧的货币政策难以抑制通胀
任何宏观调控政策都有它的积极一面，也有它的消极一面。货币政策也不例外，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它的有效性，又有它的局限性，必须适时适度灵活地加以运用。央行的从紧货币政策表现为价格调控和数量调控。采取何种调控工具应对通货膨胀，应从科学发展观出发，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有所侧重、有所取舍，实现宏观调控效率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
价格调控有加息和人民币升值两种方式。加息，一方面，有助于缓解流动性过剩，减少由需求拉动型造成的通货膨胀；但是，另一方面，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程度，影响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使国民经济埋下滞胀的隐患。不仅如此，加息也增加了企业的投资成本，这会导致因企业转嫁成本使最终产品的出厂价格上涨，推动了通货膨胀上升。另外，美联储的持续降息带来的内外利差倒挂程度的加剧也会影响到央行的加息空间，从而制约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人民币升值，一方面缓解了进口产品的成本输入型通货膨胀，但因美元贬值引发了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一路飙升，使得原油、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要远高于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这不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的效果，反而还使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有所下降；另一方面，虽然有助于缓解贸易顺差，减轻通货膨胀压力，但同时人民币升值对以生产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出口型企业的负面影响较大。不过，在我国现有的出口型企业中，“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型外资企业占比较大，出口的产品也多为收入需求弹性较小的生活必需品，因此，人民币升值、美国经济下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较为有限。另外，目前的人民币升值表现为对外升值，而对内贬值，即通货膨胀率超过了人民币升值幅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人民币的市场流通速度，从而又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率。适时地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仅有助于缓解上述的成本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而且还有利于减少基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热钱”的流入，从而从源头上缓解了货币流动性过剩，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
就数量调控而言，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有助于吸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一方面，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政策环境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抑制通货膨胀相对行之有效的调控手段。最近，央行再次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出台的时机和上调的力度都出乎市场的预期。另一方面，央行频繁地运用存款准备金工具对仍以传统存贷差盈利模式为主导的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所产生的累积负面影响已逐步显现，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因资金筹集渠道相对匮乏，加上近期资本市场波动加剧而明显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压力。此外，与国外不同，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需要支付利息，因而不但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边际成本在不断增加，而且制度本身也弱化了央行收缩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效果。
抑制通胀还需依靠政策的“组合拳”效应
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不是抑制通胀的万能良药，应该注重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如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套使用，扬长避短，发挥政策“组合拳”在宏观调控中的威力。
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积极作用意义重大。第一，通货膨胀虽然是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两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就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而言，成本推动的因素更为明显。抑制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相对于货币政策，运用财政政策将显得更为有效。虽然，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原材料、成品等价格，减轻了通货膨胀压力，但同时也提高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商品价格，降低了出口型企业的利润，影响了我国对外依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因此，只有加快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才能缓解人民币升值的瓶颈，提高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这就需要依靠财政手段，建立和完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强化相关制度的运作机制，减少居民、企业的储蓄倾向，促进信贷消费，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
第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还应包括产业结构调整，产品升级优化，既要抑制“两高一资”行业的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又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向科技创新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升级换代等，营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
第三，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等被长期扭曲的要素价格需要得到逐步纠正，确保价格机制在市场运作中的调节作用。但是，由此产生的国内要素价格上涨带来的商品价格上涨也就不可避免。因此，需要加大财政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提高政府支付转移的效率，改进个人所得税机制，形成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来保障全社会居民的消费水平。
第四，当前我国通货膨胀还呈现较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从4月份的CPI数据中不难发现，食品价格上涨是拉动CPI上涨的源泉。而世界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是推动国内食品价格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为此，如何确保国内粮食供给，维持粮食价格的持续稳定，是关系到通货膨胀能否加以有效控制的关键。目前，我国正面临耕地面积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劳动力成本上升，农业生产投入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要充分运用财政手段，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不断深化“三农”投入机制创新，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且积极引导过剩的货币流动性用于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总之，应正确认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抑制通货膨胀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宏观调控。只有在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积极作用，才能够降低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逐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