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中，赵蓓文从博弈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在华战略演变与中国外资政策调整之间的动态关系，阐述了中国外资激励政策的历史作用。她指出，中国在与跨国公司“谈判”过程中谈判资源和谈判筹码逐步增加，外资激励政策的激励效应逐步减少，今后的发展趋势将由政策竞争转向制度优化。
她结合开放三十年的主题，回顾了中国从第一阶段吸收港澳台资本到第二阶段吸收大型跨国公司到第三阶段产生摩擦的整个过程，提出改革和开放双轮驱动是中国吸引外部资本要素流入和集聚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新阶段中国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更多地通过制度优化来创造吸引外部资本要素流入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实施中国与跨国公司的互利共赢。
针对她的报告，李安方提出，导致外资状况发生变化的是政策性原因，而非制度性原因，因为国内现在注重外资的质量而非单纯数量。其他人员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一个题为“2005-2007年美国、英国、俄罗斯、波兰和中国的制度建设情况”的表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