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改革实现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改革与开放形成了发展中的“双轮驱动”。双轮驱动实现发展的特征是国内外生产要素的高度集聚。这一发展路径的成功在于体现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发展的经验，也启示了未来发展的道路。
开放与要素集聚型的增长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19世纪国际贸易的大发展决定了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形成，20世纪最后30年国际直接投资的大发展则导致了经济的全球化。正是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以资本跨国流动为特征的当代世界经济，即全球化经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深化了一国的国际联系，实现全球生产要素的集聚是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的战略核心。
从企业的层面上讲，生产要素是资本、技术、土地和劳动力等，广义地还涉及品牌、专利、信息和管理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管理广泛涉及生产经营的跨国企业制度和国际市场生产销售网络等，这些不属于传统意义上可作为价值计算为投入的生产要素，对于现代国际企业的经营却往往是核心优势的来源。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要从广义上解释。
生产要素有低级与高级之分，如劳动力和技术都是有质量差别的。同时，要素的流动性也是有差异的，有的要素流动性强，如货币资本、技术专利等，有的流动性弱甚至完全不流动，如自然资源、土地等，有的流动性强弱受国家政策影响，如尖端技术的流出。劳动力的流动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现象，但是在大多数国家政策中，往往鼓励高级劳动力的流入，而限制低级劳动力的流入。要素流动性的差异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素国际组合的特征，即流动性强的要素向流动性弱的要素所在国家流动而不是相反，也就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管理向以土地、自然资源和低级劳动力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发展中国家流动。这是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特殊的机遇。促进要素的流入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的核心问题，大规模地实现要素集聚就成为一国一地区在经济全球化中快速发展的关键。
双轮驱动：中国抓住全球化发展机遇的整体战略
成功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这一成功，可以归结为以努力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以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推进国内改革。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意义上看，开放为要素的流入打通了道路，而改革既释放了国内长期闲置的低级和低流动性生产要素，又为高级和高流动性要素的流入形成了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条件，进而增强了开放对要素流入的吸引力。因此，改革与开放平行推进这种“双轮驱动”构成了中国在全球化中崛起的正确道路，成为持续高速成长的强大动力。
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并从这些特征出发制定发展战略，是中国在开放中成功发展的关键。30年前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从经济特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外资引进、资源开发、补偿贸易等方式开始的。这些方式是从当时中国低发展水平出发现实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战略选择。此后，城市的发展又采用了土地批租的方式吸引外资，同样是由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从经济意义上讲，所谓初级阶段，就是只拥有一般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等低级生产要素，没有资本、先进技术，不具有进入世界市场的能力，需要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行资本积累那样一种经济发展状态。正是这些初级阶段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只能走以本国低级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要素的道路。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探索试验型的开放到90年代初开始全面扩大的开放，中国开放的基本点没有变化。各种优惠政策集中到一点，就是降低中国低级要素的价格，提高跨国公司高级要素的收益，从而促进资本、技术、管理等的流入和国内闲置要素的动员，完成各类要素的集聚，实现要素投入扩大型的增长。政策的不断优化都是一个指向，就是改革的深化与开放的扩大。
发展转型：从植入式集聚到成长式集聚
以低级要素吸引高级要素是发展的启动方式，是初级阶段的发展特征，也是发展的初级阶段和必要过程。然而这同时也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长期单一地实施这一战略，那么其可能实现要素集聚下的规模扩张型的发展，但同时也将始终处于初级阶段意义上的发展。从整个国家来说，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要以这一基本认识确定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与战略。但就沿海地区来说，就经济发展路径而言，却有一个从发展的启动模式向高级模式的转型问题。高级要素向低级要素的集聚是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特征，是传统工业化阶段的特征，也是面向全球化的外向型经济的特征。在获得了初步发展以后，只有以发展为条件，培育高级要素，实现高级要素的成长，才能进入发展的高级阶段。
在前一发展阶段上，改革开放吸引了各类高级要素的流入，形成的是流入式集聚。在新的发展阶段上，要素的集聚也有了新的内容，从以流入式为主的集聚上升到以成长式为主的集聚，从注重低级要素的动员上升到注重高级要素的培育。流入式集聚是一个外生的汇集过程，而成长式集聚则是一个内生的积累过程。成长式集聚是内生的，在工业化时代是资本的积累，在信息化时代是知识的积累。流入具有“植入”的意义，即“种苗”的意义，是发展的起始条件和基础。过去的植入为今天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是必要的和必经的阶段，也是新的高级要素培育和创造的条件和基础。
在发展的高级阶段上，要实现高级要素的更高集聚，需要通过新内容的开放与改革的双轮驱动。从针对高级要素的吸引流入环境向成长发展环境的转变，是新阶段的主题。以集聚了高级要素的高新技术产业为例，各项鼓励性的财政税收政策吸引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流入，但是自主的科技创新却不是靠减免税收政策所能激励成功的，而需要全面建设创新环境，其中包括广泛意义上的政府服务、社会文化、科技资源、人才供给和金融体制等。要使高新技术产业的植入环境向成长环境转变，培育高级要素，超越引进高级要素成为新阶段上要素集聚的核心。
高级要素培育：新阶段双轮驱动的主题
在经过了30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整个国家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目标的提升要求发展战略的升级，这
要素的成长式集聚必须在双轮驱动下实现。从改革的意义上讲，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配置资源，按不同要素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大小参与收入分配，使要素收入更加公平合理，同时也是使稀缺的高级生产要素得到更高收益的制度安排。只有这种制度才能真正激发高级要素的成长。在世界工业化过程中，专利保护制度起了根本性的作用，就在于它对发明创造的鼓励，从而激发了科学技术这一工业化进程核心生产要素的迅速成长。中国要完成工业化，在科技领域中实现自主创新，就必须有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其核心就是这类高级要素的收益激励。在完成工业化的同时，中国还要完成信息化，赶上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加强知识要素的积累。这就需要在保护专利的同时，还要保护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从而使产权的所有人得到相应的报酬。按要素分配的机制就是对高级要素培育的激励机制。
在发展知识经济中，推动要素积累即成长式集聚特别需要风险投资机制的作用，因为风险投资适合于促进具有较大风险但又具有巨大创新潜力的知识型产业的发展。当前中国要以改革来创新风险投资机制，为高风险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入血液，以培育知识和技术要素。与此相联系的还包括广义上的金融业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发展国内金融体系，使社会积累起来的资金得到最合理的配置，从而消除资金要素的扭曲，消除国内资金充裕而又过度依赖外资的局面，使资金要素得到合理配置，进而发挥资金在培育高级要素中的作用。
从开放的意义上讲，建设开放型经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也是更有效地利用好外部要素。尽管中国经济开放的基本点是吸引高级要素，但是客观上也进来了不少低级要素，污染型高消耗产业资本实际上只是低级的资本要素，在新阶段上必须排除，低端产业资本也需要严格筛选。在中国经历了30年开放基本消除了资金短缺状态，形成了市场经济机制后，引进外部高级要素要集中在以资本为载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争取更大的技术溢出，即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有利于中国高新技术要素的成长。
对外开放也为新阶段上的要素引进式集聚创造了条件。30年来，中国为引进外资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中国劳动者以低工资作出了巨大的付出，中国甚至还付出了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的巨大代价，这些代价是我国今天巨额外汇储备的部分来源。用好这些外汇储备，通过教育、科技投入、引进技术装备等实现我国优质高级要素的培育，是从开放的前一阶段转型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内容。这就是以低级要素付出的成果培育高级要素，也将是中国长期在开放中提升的基本模式。
在开放中实现自主创新，是开放战略升级的核心，也是创新的现实道路。强调创新的自主并不是要回到封闭。现代高新技术要素具有强烈的产权特征，只有自主的投入和开发才有可能获得自己拥有产权的创新技术。但是，由于中国科学技术长期相对落后，近年来的进步主要来自于外资企业，因此缺乏完全建立在自己条件基础上的原始创新能力，而必须同时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等多途径并举的道路。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培育高新技术的知识要素必须走开放式道路。至于在科研、教育上向先进国家学习更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要利用30年高增长所积累起来的外汇即对外购买力进口关键技术与装备，为自主开发创造条件，缩短自主创新的道路。
面对现实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国还要高度维护自己已经积累起来的优势要素。大规模跨国并购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重要特点，特别是由于中国发展前景良好，国际大资本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成为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现象。通过接受跨国并购强化国内竞争，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资产重组，是我国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选择。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将近60年国有企业的发展中，特别是在最近30年改革中的发展，中国成长起了一批重要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其中有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装备工业企业，一批有自主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技术型企业，以及一批新的知名品牌。在这些企业与品牌中积累和沉淀着各种优质高级要素。跨国并购虽然是资本的流入，但对这些企业和品牌的被并购却意味着这些优质高级要素的流出。我们千万不能用绿地投资相同的观念看跨国并购，把资本流入简单看作为必然是优质要素的流入。当国际大跨国公司战略性地并购中国重要企业和品牌时，就是中国优质高级要素的流出。当我们在新阶段上集聚要素时，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相反，中国企业还要通过跨国并购获得技术等高级要素的流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