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31日上午，加拿大卡尔顿大学贸易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CTPL）执行主席Philip Rourke先生访问上海社会科学院并就“思想库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作了主题演讲。会议由世经政院院长张幼文研究员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加中世界贸易组织能力建设项目中国项目经理魏琪安女士、世经所副所长徐明棋研究员等科研人员。会议在积极、友好的气氛中展开，双方就学术问题进行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促进了社科院的海外学术交流。
CTPL是地处渥太华的一个独立智库，在加拿大具有很高知名度。该机构主要帮助加拿大政府设计、谈判和实施关于国际贸易方面的政策。作为该机构的执行主席，Rourke先生在如何进行智库建设方面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他这次演讲的题目是：“通过独立研究影响贸易政策——加拿大的经验”。围绕上述主题，Rourke先生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如何提供务实有效的决策咨询
Rourke先生提出，要使得研究对于政府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1、提供务实的、与决策相关的、有政治敏感性的建议。
2、对决策咨询建议进行包装，使得决策者更容易接受和使用。
3、保持独立性。
他认为，公共政策研究应该也必须跟上政府谈判磋商的日程和节奏，因此，研究机构必须了解政府在磋商中想达到什么目的、在谈判磋商中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什么帮助以及政府在谈判中正处于什么阶段等。只有在深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研究者才能提供决策者所感兴趣的东西，虽然这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琢磨。
二、研究机构本身的能力建设
Rourke先生指出，研究的类型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纯学术研究。这种研究更理论化，更关注长远问题，是比较传统的研究，一般由大学承担。这种研究本身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为其他研究提供背景，为将来的政策计划提供向导，对一些议题提供更宏观的理解。但其局限性在于这种研究与决策者有一段距离，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的决策过程。第二，政府内的应用研究。这种研究主要针对具体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议题提供短期或长期的政策选项。这种研究更为务实，也更为政府着想，更多地考虑政府所面对的内部或者外部约束。当然，这种研究也可以具有批评性质，但是这在官僚机构中会受到限制。这种研究在加拿大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制定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政府外的应用研究。这种研究视野更广阔，所研究的问题与政府内研究的问题差不多，也提供政策选项。不同的是，有一些政策选项若由政府内研究机构提出，则在政治上无法得到接受，而政府外研究机构却可以提供这些选项。CTPL就是这样一家独立机构。
他着重指出，政府外的应用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有必要为之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资金的来源可以由政府对现有研究机构进行投资，也可以建立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有经验、有人力的研究机构，或者在政府内部成立一个贸易政策研究小组，但这一小组应在3-5年内取得独立性。而这一点显然比较困难，因为在政府内外的研究显然是不同的，况且研究机构要从官方机构中分离出来，追求独立性是很难的。针对这种情况，Rourke先生提出了如下几项建议：
1、把重点放在资深专家那里，因为他们具有影响力，并且有影响网络。
2、要有一个优秀的业务管理者。这一点很重要，实际上是实施一种分工模式：即专家做研究，业务人士负责营销。现在加拿大的典型模式还是由资深专家管理研究团队，但问题是这些专家花费太多的精力去管理，而没有精力去做他们所擅长的研究。CTPL就进行了改革，到目前为止运作良好。
3. 要有专职的资深学者，研究的领域也要多元化。可以同时进行至少三个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还要随着政府关注的问题，以及现实问题的变化而变化。
4. 资深研究人员加上年轻人员的工作模式。由内部带动，考虑长远，让机构内的研究人员不断成长，提高他们对于研究的兴趣并自愿留在研究机构从事研究。
5. 要获得外部专家网络的补充。包括政府机构（如全国性的或者区域性的贸易相关部门）、私人企业（如律师事务所，贸易协会，企业）、大学以及非盈利性组织、社会团体（如联合会，兴趣小组，以及其它网络）等。
6. 研究人员要有过硬的英语能力。因为国际上的论文以及成果都是英文的，大多数国际活动也是用英文进行的，虽然WTO现有英语和法语两种官方语言，但是用得最多的还是英语。
7. 筹资多样性。只有从不同渠道获得资金，才能获得良好的机构独立性。
三、研究机构的加拿大模式与美国模式之比较
加拿大的大多数研究机构还是实行传统的由政府资助的方式，当然现在政府已经较少介入长期资助。研究机构普遍规模较小，但也有其优点，因为容易掌握各人的研究状况，缺点是资金和信息较少。加拿大研究机构在国际贸易议题上更为中立，在处理涉及大型经济伙伴（如美国）的外贸关系时更有经验。
美国的研究机构虽然也有一些是由政府资助的，但主要资金来源是私营部门的资金，这主要与美国长期实行市场经济有关。他们总是拥有很多想法，可以从多种想法中做出选择；任何公共政策都有相应的研究中心；他们也知道如何向政府施加影响。美国政府的官员，由于政府换届或者党派换届，他们在政府，私营公司，智库，大学间进进出出地工作，这样就更容易了解政府的实际运作情况，以便对其施加影响。美国，拉美，欧洲都是如此。
四、研究人员的培训
对于在座科研人员提到的CTPL机构内部是否有研究人员的培训计划，资深人员与青年人员的比率，已有的学者是内部培养还是高薪聘请外部专家等问题，Rourke先生指出，CTPL并不在乎研究人员的年龄、背景和种族等，只在乎他们能为机构做出什么贡献，然后将其特长与其它人员匹配起来，以取得最好的效果。CTPL没有实施严格的等级管理制，而是以人才为重。对于人员结构，开始时有30%是行政人员，后来一些行政人员也逐渐转为研究人员。至于培训，其做法是将年轻人员与资深人员组合起来一起工作，以便给予指导，一个导师配4-5个年轻学者。在人员的使用上，CTPL同时采取高薪聘请和内部培训两种方法。CTPL的兼职研究人员一般都是曾在政府工作过，退休后仍愿发挥余热的退休官员。他们有经验，有人脉，知道重点，能让其研究受到政府关注，并且在国际项目中也有特长，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他们中很多人甚至是免费为CTPL工作的。
五、对智库的评价体系
当被问及如何评价智库的好坏以及相关的国际评价标准时，Rourke先生认为，评价主要有对专家个人的评价和对机构总体的评价。对个人而言，主要看他们从事研究的成果，发表文章的刊物，受到什么样的会议邀请，是否为政府委员会提供决策咨询等。对机构而言，简单的说，就是看其研究成果能否出现在新闻中。此外，机构要有吸引力，如处于上海的机构就有这样的吸引力，因为国外想更多地了解中国，上海的地理位置又非常优越。他指出，国际上没有专门的评估机构，主要是以间接的评价方式进行评判，如声誉。这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取得：一是与国际知名的机构合作以提高自己的声誉；二是通过包装，凭借合适的营销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声誉。
当被问及CTPL如何评价研究人员的业绩, 是否也有年度考核，数量考核等问题时，Rourke先生指出，CTPL主要根据在《加拿大外交政策》等国际知名刊物上的发稿频率来评价学者的研究能力，一些机构也会成立一些专门的委员会来从事评估工作。通常地，人事管理者会对员工进行个别谈话，以进行评估。这种谈话2-3年进行一次，而董事会评估是每年一次。
六、决策咨询的包装
加拿大的所有大学都有一个专门负责营销的办公室，负责争取资金，推销专家，还有基金会或者董事会也会承担一部分工作。因为研究资金必须通过竞争来获得。虽然传统上是由政府予以资助（如加拿大有一个“社科人文研究理事会”，每年公布指南，组织专家评审以决定项目资助的对象），但现在资助的方式正在趋于多样化。例如政府会帮助建立一个网络，以推动人员之间的交往，并提供部分预研究经费；私人部门也会提供一些项目经费，通过相互竞争来决定资助对象等。在这一方面，中国的一些研究机构不重视将研究推向社会，通常都是获取资助，出版成果，然后就结束。但是，要想真正对政府具有影响力，成果的出版才是刚刚开始，要通过进一步的沟通，开发布会等，才能对政府施加影响。而在与政府官员的沟通中，必须注意方式、方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是不会有耐心和时间来看完长达几十页的报告的，必须言简意赅，通过沟通专家将几十页的文字浓缩成1-2页的要点，才能具有影响力。
Rourke先生的报告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智库建设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加拿大经验，尤其是其中关于寻找专门的业务管理者，以及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专家等问题，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极大兴趣，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世经所 姜云飞 赵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