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国际地位报告》
跨 国 公 司 总 裁 论 坛
封二 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突破瓶颈
德Ｅｒｎｓｔ Ｈ．Ｂｅｈｒｅｎｓ
全 球 化 与 国 际 格 局
全球化的新挑战与理论创新的新主题
张幼文
罗宾逊曲线迁移：“全球化陷阱”的
一种理论解释
曾国平、王 韧
世界产业结构软化趋势探析
马云泽
略论美、俄、中、欧关系的相互依赖与制衡
袁胜育
强 国 之 路 探 索
经济强国指数：中国排名分析（上篇）
吴雪明
跨 国 公 司 研 讨
跨国公司集聚区域的特点及其在上海的发展趋势
谢 康、于 蕾
跨国公司在华业务重组问题研究
徐 薇、胡 峰
国 际 金 融
中央银行独立性分析
——转型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麦 挺、徐思嘉
试论我国内资与外资的互补机制
陆妙燕
国 际 贸 易
中日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特性分析
高敬峰
“４５度规则”实证研究：经济增长与出口需求弹性的关系
王瑞锟
国 际 冲 突 与 管 理
巴以冲突的新发展及中东和平路线图
王 健、王 震
区 域 与 国 别 研 究
东盟参与东亚多边经济合作的战略思考
欧阳欢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大中华经济框架
王湘东
朝鲜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探析
范爱军、韩忠先
从南北美洲一体化利益分配看ＦＴＡＡ的发展
张 彬、张 澍
俄罗斯加入ＷＴＯ的进程及相关性问题研究
潘广辉
2004.2
全 球 化 与 国 际 格 局
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及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黄仁伟
全球化与美国的战略选择
周建明
强 国 之 路 探 索
经济强国指数：中国排名分析（下篇）
吴雪明
提高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途径研究
——中国的金融强国之路探索
杨 涤
资本账户开放次序的比较研究及中国的选择
计国忠
中国经济崛起对东亚发展的机遇
李 刚
热 点 聚 焦
朝鲜核危机与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中的作用
杨红梅
世 界 经 济 形 势
２００３年第四季度末国际经济状况简报
王 辉
理 论 探 讨
经济时间序列的统计方法
——２００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理论贡献
何光辉
跨 国 公 司 研 讨
跨国公司技术创新全球化及其理论解释
薛求知、王 辉
信息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模式与技术扩散
黄烨菁
国 际 金 融
从引力空间模型看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阮 翔、赵建华
论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的决定因素
——从日本的教训看人民币汇率问题
尹翔硕、俞 娟
金融深化改革的三个重要问题
顾卫平
区 域 与 国 别 研 究
中亚的“帝国后遗症”及其治理新机制
胡 键
俄罗斯与欧盟经济关系：状况、问题和前景
刘 军
2004.3
全 球 化 与 国 际 格 局
美中和睦：大国政治、影响范围与东亚和平
美罗伯特·罗斯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缘经济学
卢光盛
强 国 之 路 探 索
浅论建立我国石油安全战略体系
祝小兵
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与两岸制造业分工
黄少敏
国 际 金 融
国际货币的竞争稳定
宋晓峰
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及其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与启示
邓立立
俄罗斯与主要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
毛洪坤
国 际 贸 易
ＡＰＥＣ区域服务贸易的特点与问题
俞灵燕
中泰农产品零关税协议下蔬菜贸易的竞争关系研究
宋海英、孙 林
倾销与反倾销缘何在钢铁产业中盛行：
美国钢铁产业案例研究
侯海英
案 例 分 析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走出去”的实践与经验
周吉平
中远集团实施“走出去”的战略重点
马泽华
科技型企业“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周志亮
跨 国 公 司 研 讨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不同来源外商对华投资市场
战略差异的因素分析
姚战琪
中国跨国经营先进企业评价体系初探
邓勤民、谢 康
2004.4
全 球 化 与 国 际 格 局
试析２１世纪初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海洋战略环境
刘新华、秦 仪
东亚经济多边合作的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尤安山
第五次并购浪潮的回顾：特征、成因与影响
杨丹辉
强 国 之 路 探 索
外贸依存度国际比较与中国外贸的结构型风险分析
傅钧文
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分析与思考
崔大沪
我国对外投资的经验、问题及政策建议
王锦珍
跨 国 公 司 研 讨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协整分析
史小龙、张 峰
ＦＤＩ并购与新建比较研究
薛敬孝、韩 燕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汽车行业市场集中度：实证研究
吴定玉、张治觉
国 际 贸 易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的日美贸易摩擦及其现实意义
彭 敬
国 际 金 融
人民币汇率制度与国际货币体系
李 建
区 域 与 国 别 研 究
冷战后美国的中亚里海能源战略与中国能源战略的选择
于庚申
普京经济倍增计划可行性分析
李佐霜、郝晓云
欧盟一体化及其对中国“长三角”地区旅游业
联动发展的启示
冯学钢
2004.5
强 国 之 路 探 索
关于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探讨
关于“和平崛起”道路的意义
世界大国崛起道路的历史分析与比较
“和平崛起”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和平崛起”与中国对外开放发展战略
国际格局与中国的国际地位
外交战略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战略需要探索的重大问题
中国和平崛起与俄罗斯民族复兴的互动关系
张健荣
国 际 贸 易
从商品结构看近期中国贸易差额的走势
俞 娟
中国贸易开放度的重新估计
胡立法
浅析现阶段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的不适用性
曹 雪
国 际 金 融
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
张 斌
基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小企业融资国际比较与借鉴
赵 旭、吴冲锋
跨 国 公 司 研 讨
中国学者有关ＦＤＩ理论及模型的比较分析
齐晓华
案 例 分 析
加入ＷＴＯ后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边境贸易问题探析
宾建成
广西利用外资现状及提高利用外资能力的思考
罗黎明
“共同市场”与港澳珠三角前景构划
魏达志
区 域 与 国 别 研 究
韩国公有企业改革之启示
安虎森、梁 军
英国电力产业的政府监管
张春煜
2004.6
强 国 之 路 探 索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发展》
——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５０周年
王少普
和平崛起与中国国际战略的理念创新
刘 杰
经济全球化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一体化
和高级化的影响研究
张海燕、沈玉芳
全 球 化 与 国 际 格 局
一种社会发展新模式的探索实践
——欧洲一体化新论
伍贻康
世 界 经 济
美国经济复苏分析
郑河龙
跨 国 公 司 研 讨
ＦＤＩ与我国产业安全的辨证分析
黄志勇、王玉保
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其经济效益研究
彭中文、李勇辉
国 际 贸 易
我国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陈 迅、李 维、王 珍
金融约束、自动信贷配给与国际贸易
——以韩国为例的研究
白当伟、王练文
国际税收协定范本对比研究
孙赵勇、谭 勇
港 澳 台 经 济
近年来台湾金融监管改革分析
钟 焰
区 域 与 国 别 研 究
试论以色列的文化发展和科教兴国
潘 光
新普京时期俄罗斯内外政策评估
丁佩华
俄罗斯的虚拟经济
牟敦国
2004.7
全 球 化 与 国 际 格 局
世界市场和科技革命：经济腾飞的两个巨轮
——世界经济强国盛衰的历史启迪
余建华
非传统安全与中国的新安全观
傅 勇
强 国 之 路 探 索——人民币汇率制度专辑
人民币汇率：相关问题与理论思索
徐明棋
汇率分析范式转换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
杨 涤
新兴经济强国的汇率制度选择：国际经验
与中国的应对
李安方
从“蒙代尔三角”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赵蓓文
国 际 金 融
从实证角度看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与汇率的关系
马 娴
国 际 贸 易
ＷＴＯ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的新动向
陆 圣
中日韩对东盟出口产品趋同化分析
李鸿飞
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双边贸易的实证检验和政策含义
林 玲、王 炎
北美自由贸易区成效分析及利益比较
舒 波
跨 国 公 司 研 讨
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分析
李珠峰
专有资产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获益效应
董有德
非缺口外资之谜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刘 泉、何昌福
区 域 与 国 别 研 究
欧洲一体化的基石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尹显萍、王志华
欧盟国防工业一体化刍议
何奇松
2004.8
强 国 之 路 探 索
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
强永昌、吴 兢、陈爱玮、胡晓华
中国三大不同类型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分析
张越佳、张 磊
全 球 化 与 国 际 格 局
新地区主义及其与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碰撞
李 恒
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贸易互补性比较研究
陈建军、肖晨明
国 际 金 融
试论银行国际化的适应性货币供给效应
杨 力
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动态变化
周 宇
论可持续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冯小兵
对阿格沃尔模型的改进及运用
魏晓琴、尤元宝
跨 国 公 司 研 讨
跨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刘金钵、朱晓明
引进ＦＤＩ的业绩与潜力：中国与东盟的比较研究
卢孔标
国 际 贸 易
从竞争性与互补性看中印两国服装纺织品贸易的发展前景
王永利
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
——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
蔡 锐、刘 泉
论“优惠原产地规则”
朱 颖
区 域 与 国 别 研 究
中美收入不平等的效应比较及其理论含义
权 衡
双轨制区域合作模式中的中日ＦＴＡ的发展前景与对策分析
高 兰
2004.9
全 球 化 与 国 际 格 局
中国的复兴与世界的共赢
张幼文
相对收益、绝对收益和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悖论
宋国友
全球化时代国家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傅 勇
东亚多边合作的战略前瞻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
“东亚多边合作与中国对策”学术研讨会综述
强 国 之 路 探 索
——中国－东盟合作专辑
中国经济崛起及与东盟的经贸关系
尤安山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需要处理的几个关系
欧阳欢子
——产业安全专辑
产业全球化及其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
金 芳
开放经济中的中国产业增长模式转变
崔大沪
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与产业安全
黄烨菁
世 界 经 济 形 势
２００４年第二季度国际经济状况简报
王 辉
国 际 金 融
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沉淀成本模型
赵大平
国 际 贸 易
ＦＤＩ流入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李 琴
区 域 与 国 别 研 究
区域组织化与中国
邓兰松
论财政赤字超标后的欧元区财政纪律改革趋向
范幸丽
2004.10
强 国 之 路 探 索
中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与上海建设
“世界城市”的定位
黄仁伟
入世后中国经济首次宏观调控的外部效应分析
白 明
企业联盟与中日韩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傅钧文
中日韩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比较和合作
崔大沪
全 球 化 与 国 际 格 局
“国防转型”与美国的战略调整
周建明
变动中的国际组织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蔡鹏鸿
近代国际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世界经济和其他要素分析
刘 鸣、顾永兴
国 际 金 融
相对购买力平价与人民币均衡汇率
刘 阳
德国银行业关系融资的理论与实践
何 韧
国 际 贸 易
倾销的新贸易理论解析
王 珏
中加经贸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林 珏
跨 国 公 司 研 讨
在华外资企业的技术控制探讨
刘 刚、张浩辰
ＦＤＩ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张天顶
区 域 与 国 别 研 究
印度如何超过中国？
——中印发展模式比较与分析
方 晋
法国社会保障体制的行业特点、形成原因和改革困境
钱运春
2004.11
强 国 之 路 探 索——企业国际竞争力专辑
经济效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和本质
——兼论企业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设计
谢 康
试论研究与提高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现实意义与紧迫性
贺晓琴
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标准竞争战略
陈志宏
全 球 化 与 国 际 格 局
美国政府协调区际贸易的经验借鉴
钟昌标
中、日、韩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性分析
朱迎春、王云飞
国 际 金 融
从货币传导机制看日本货币政策的失效
辜 岚
美国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原因的实证研究
王义中
国 际 贸 易
中国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与收入弹性
殷德生
ＷＴＯ成立以来日本提高农民收入的举措
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胡 方、龚文婷
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上海案例研究
黄华云
区 域 与 国 别 研 究
美国制造业市场集中趋势及其作用机制
余东华
日本经济的复苏与走势
王伟军
“９·１１”后东南亚恐怖主义与反恐问题探析
余建华
“９·１１”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新趋势
汪舒明
2004.12
全 球 化 与 国 际 格 局
从长周期的发展看国际分工的重组和变化
——对美国最近一次经济衰退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
重新思考
齐俊妍 陈漓高
ＧＡＴＴ／ＷＴＯ中的美国：建设者和破坏者的双重角色
屠新泉
国 际 金 融
货币危机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实证分析
付江涛 王方华
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的一般均衡分析及政策含义
李 慧
国 际 贸 易
中国对欧盟出口贸易的计量方法
郑 静
关税减让对我国非农产品进口绩效的影响效应分析
胡麦秀 张映芹
产业竞争与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变化
—— 一种古典线性多重均衡的分析
张 磊
跨 国 公 司 研 讨
国际技术扩散的空间效应与东亚实例
唐晓云
中印利用ＦＤＩ比较研究
郝前进 雷志友
区 域 与 国 别 研 究
普京“翻一番”战略目标能实现吗？
——以俄罗斯当前生产要素供给现状为视角
毕洪业
伊拉克战争后的东亚形势与东亚多边合作
王少普
中东反恐形势及中国的作用
王 健
以暴易暴：巴以恐怖冲突的意识操纵及其影响
虞卫东
理 论 评 介
２００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贡献述评
——时间一致性问题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
与发展
徐文强
2004年《世界研究经济》总目录
２００４年《世界经济研究》总目录
2005.1
全 球 化 与 国 际 格 局
美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对亚太经济格局的影响
陈继勇、徐 涛
强 国 之 路 探 索
Ｒ＆Ｄ投入——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选择
胡涵钧、王作维
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王庆颖
对外贸易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测度与分析
黄先海、石东楠
从显性比较优势看中国后发优势
陶 俊
国 际 金 融
人民币汇率与劳动生产力相对成本优势的思考
葛开明
国 际 贸 易
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分析
李 丽
国际核心卡特尔及其规制
王中美
市场分割、比较优势与加工贸易
——对中国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加工贸易关系的
实证研究
王怀民
案 例 分 析
世界产业服务化与发展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战略思考
厉无畏、王慧敏
国际大都市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的比较研究
——以纽约、伦敦、东京为例的分析
杨亚琴、王 丹
服务贸易对澳门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孙茂辉
导论 和平崛起：
强国定目标推动世界共赢
2003年年底，一个令国人振奋、世人关注、各国有识之士认同的全新概念，由中国党和国家新一届领导明确提出，这个概念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
—— 1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贡献。”
—— 12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指出：“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
中国的“和平崛起”内涵极其丰富，意义极为深远；它是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宣言，也是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复兴之路；它将创造史无前例的强国进程，也将改变大国兴盛的历史模式；它将造福于中华民族，也将有利于整个世界。
一、中国的和平崛起：一个不容回避的战略课题
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战略家们就开始思考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保罗•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已经详尽探讨了中国崛起的起点和条件。他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这是中国崛起的两大制约因素，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确定为中国崛起的两大指标体系，即经济实力和战略地位。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预见到中国崛起的两大条件。一是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二是中国将“保持经济发展持续上升，这个国家可望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①这不愧是大师的见地，道出了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著述频频问世。其中大多数人都戴着有色眼镜，其结论或多或少归结为“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但是，确有若干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探讨和预测，至今读来令人拍案。其中以奥弗霍尔特的《中国的崛起》为代表，最早提出并正面论证了这个重大命题，用沃格尔的评论“这本书极大地冲击了常规的思考”。奥弗霍尔特预测了中国崛起将“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改变中国的政治”，“并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观”。他的结论是，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②
然而，对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这样一个战略命题，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论述却比国际学术界要少得多。这种状况似乎是一种“韬光养晦”，实际上是在回避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大课题。由于缺乏对“中国崛起”问题的深人思考和系统研究，我们就难以应对各种“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的挑战；就难以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之间形成深层次的良性互动；也难以建树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学科的理论体系。面对如此艰巨而重大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理论研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客观的需求。
1．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主要历史条件
“中国和平崛起”的标志应从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方面考察，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形成指标体系。“中国和平崛起”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概念，似乎不存在“已经”或“将要”的问题。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中国在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适应性、结合度（相关性）、影响力和创造力。“崛起”是一个阶段性的长期过程，应设定阶段性的特征指标。目前可以看做是外部世界和中国内部相互适应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中国通过内部制度建设和市场潜力发挥，确立其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基础和定位。
中国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崛起的机遇，目前我们与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在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体系的结合问题。正如汪道涵同志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的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③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的中国崛起道路，不可能是军事扩张或政治革命，只能是参与和融人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由此获得崛起的环境和条件。这又要求中国制度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因此，在目前阶段上，以“经济全球化”作为中国崛起的主要历史背景和条件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我们在崛起过程中，突出“经济全球化”，避免滥用“政治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并不是“回避”问题，而是国家主权在一定阶段上保持其核心特征的需要，也是世界多样性的现实所决定的。从更大范围来看，“政治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等概念即使在西方国家看来也是很不确定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回顾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就可以找到中国崛起的基本轨迹，其中有一些是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如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转变（Transition)、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资源、一部分地区的发展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保持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与主要国家和地区形成共同利益等等。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但是又不同于前苏东集团的转型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但是也不同于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大多数前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具有很强的抗周期能力，并且可以利用西方经济周期中各个阶段的机遇，如繁荣时期的出口激增，衰退时期的资金涌人。这些条件和机遇，并不是其他国家都能获得的。中国作为大国的稳定性、增长潜力、开放度和抗波动能力都是其他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所不具备的。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抽象，就是对中国崛起的内在规律认识，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
不可否认，我们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复杂严峻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改变中国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趋势。同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中国的发展条件和潜力是更充分了，还是更局限了？中国出现的负面因素是不可克服、不可控制的，还是通过制度建设和供求平衡可以得到控制和克服的？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旧体制因素还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因此，把负面因素绝对化、全局化，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中国崩溃论”。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回答为什么中国在如此众多的复杂问题和历史包袱之下，还能够维持如此高的发展速度。只有由我们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
现阶段中国崛起的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解决崛起过程中存在和发生不公平、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的战略概念和举措。如果从全国范围来看问题，目前中部京广、京九沿线主要城市和西部若干大城市区的发展势头不亚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东部沿海地区，这种“点”、“线”、“面”的扩散效应还在加速度发展，西部某些地区出现跳跃发展的可能性也存在着。现在的关键是启动中间收人阶层的消费需求，保障低收人阶层的生活必需，加大对高收人阶层的第二次分配力度。中间消费阶层是国内市场的核心部分，也是保持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一定条件下中间收人阶层从消费主体转变为投资主体，低收人阶层上升为消费主体，“全面小康”就基本实现。相应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公平也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解决。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首先在于保证13亿人口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其次，中国经济增长是推动亚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再次，中国参与世界分工体系，促进全球市场要素的优化配置；最后，中国在国际经济机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是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连接纽带。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形成了外部世界与中国市场的某些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加快中国与外部市场和产业结构的相互调整。人民币汇率、巨额贸易顺差、大规模产业转移、全球通货紧缩等问题，必须在中国经济结构的稳定和可承受的条件下积极地加以解决，这其中并不存在“经济民族主义”的问题。
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产品占有世界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趋势日益明显。但这并不是中国蓄意造成的，而是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将长期存在，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也不会是短暂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中国也会成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的投资国。目前是国际资本流人大于中国资本流出，但是中国资本流出的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在20年左右时间里，中国对外投资将出现巨大的增长。中国的产品构成和价格体系将影响国际价格走向，这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中国对某些国家的威胁。相反，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可能带动全球价格体系和要素配置发生历史性的、革命性的变动，而这恰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
2．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安全观”和“共同利益”
大国崛起历来就被其他国家视为挑战和威胁。如果中国按照常规的理念和方式崛起，它在国际体系中被西方国家作为异己力量，将长期受到压制，并不断引起冲突。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这两个核心概念上的重构，就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战略思维创新。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再定义，形成“共同利益”的概念；在“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发展，形成“新安全观”的概念。两者结合起来，概言之，就是中国的崛起必然对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安全。在美国越来越沉迷于“绝对安全”和单边主义的背景下，中国身体力行地提倡“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必然会在国际社会中获得积极的理解和支持。
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我们对新安全观的已有定义和解释有必要加以深化和完善。新安全观至少包括：中国的安全不是孤立的、绝对的自我安全，而是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相互安全和共同安全；中国追求的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安全，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持续安全；新安全观不仅包括传统的国家安全，更覆盖非传统安全和人类安全；应对全球化条件下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形成对付非传统威胁的国际安全新机制，可能成为中国与其他大国合作的基础之一。如果我们能够构建新安全观的理论概念和操作系统，就可能构建新的国际关系框架，形成中国崛起所必需的战略空间。
对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加以全面界定，可能有助于确定我们在对外战略中的目标和策略定位。在核心国家利益层面，我们应当具备不可动摇的意志和能力；在重要国家利益层面，我们可以与不同的国家做出战略妥协和战略交换；在次要国家利益层面，我们可以做出国家主权的让渡以取得国际环境的长期稳定和国际机制的创新发展。保证核心利益并不等于以战略对抗的方式“寸土必争”，可以考虑更多利用战略机遇和战略回旋来取得战略空间和时间。保证中国今后20-50年的发展空间和时间，就是我们最大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就是中国崛起战略的成功。
在上述两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对“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也应有新的理解。一旦把这两个概念引人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我们就可能获得以往从来没有过的战略机遇和有利环境。“负责任的大国”就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两者结合的定位。
以此来观察中美关系，有可能获得比较长期、比较稳定的发展前景。美国是否把中国作为头号战略对手，并不取决于美国决策层的意志，更不取决于美国新右翼的战略思维逻辑。美国的全球战略设定在全球威胁的基础上，而且以美国应对这些威胁的能力为基础。中国崛起是一种“内敛型”、“内功型”而不是扩张型、挑战型的大国崛起模式。美国即使确认中国是长期威胁，也只能界定在“潜在”而不是“直接威胁”，这种态势将长期保持下去。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和先发制人战略将使其战略机动能力和盟国体系受到越来越大的牵制和削弱。这对于中国并不一定是日益严重的威胁，如果处理得好，可能间接成为我们的战略机遇。过分担心“中美对抗的提前到来”，在思想方法上是绝对化和片面性，在战略思维上是高估美国的战略威胁，低估中国发展可能带来的战略回旋余地。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这不等于自我对号去准备与美国进行战略对抗。市场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威胁的上升，将减少中美战略摊牌的可能性。
我们同日本的相互依存关系也是不可逆转的。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等比两国的共同利益要小得多。日本走军事大国的道路将遇到许多根本性的制约。美国在美日同盟的框架内，将限制日本独立武装力量的过快上升；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思潮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战略意图保持警惕；日本若一意孤行则将严重损害其国际形象，进而造成其市场利益的巨大损失。中日关系必须超越现有的框架，中国可能获得更大的战略优势和主动权。其中包括以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作为对日本经济的强大磁场，使之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依存；东亚经济一体化，并给予日本较高地位的战略构想，使日本成为东亚经济的稳定力量；同日本在朝鲜半岛、亚洲能源结构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加强磋商和合作，形成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中日战略伙伴关系，等等。中日文化交流的规模也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总之，把日本作为假想敌不应当成为我们的战略选择。历史证明，中日关系的改善是中国在亚洲取得良好国际环境的关键。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还要处理好同另一个亚洲发展中大国印度的关系。中国与印度有一定的战略利益差异，但是并不等于中国和印度在各自崛起过程中必然发生对抗。中印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分歧有缩小的趋势，在市场利益互补上有扩大的趋势。而且，印度的内部结构调整和历史包袱并不比中国简单，两国在很长时间里将以国内发展作为各自的首要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印竞赛的胜负取决于各自内部发展的水平，而不是对外扩张的速度。如果印度致力于对外扩张，则可能损失其内部发展的资源和时间。
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韩国、中国与欧盟都有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长期的；有些是局部的，有些是全局的；有些是谋略性的，有些是制度性安排。不管是哪一种共同利益，都应当切实维护、努力发展，使它们有可能长期化、全局化、制度化。这种利益格局对于中国崛起将带来极为有利的前景。
3．中国和平崛起不能重复其他大国崛起的模式
西方战略家在研究中国崛起的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类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或者是冷战时期的苏联。沃尔夫威兹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尽管他们的论证具有很大的片面性，甚至充满敌意，但是后起大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失败教训确实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研究其中的规律性，对于中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和崩溃过程，对于中国崛起是极好的反面参照。德日失败的共同原因包括：军事力量膨胀超过经济力量上升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在周边地区组成军事轴心或势力范围；在国内实行专制和法西斯统治，并同狂热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在世界范围内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秩序。如果中国崛起能够摒弃上述倾向，那么就可以避免重蹈德日的覆辙；反之，全世界则难以容忍中国的崛起。
研究美国崛起的经验也是极有价值的。美国是世界现代史上惟一成功崛起并成为世界霸权的国家。其成功因素包括：拥有广阔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不必把侵占外国领土作为其发展的空间；其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支撑其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并成为它控制其他大国的战略资源；在其崛起过程中实行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的外交政策，长期避免卷入欧洲的大国纷争；优越的地缘战略位置，两洋隔绝使之免于重大的战争损失；国内的制度优势和文化软力量，使美国长期保持对全世界人才的吸引力；创造一整套国际机制和体制，为其霸权确立提供合法的制度保证；美英之间的天然联系使美国得以比较充 分地借用大英帝国的世界遗产；等等。虽然中国不能重复美国崛起的种种条件，但是借鉴美国的历史经验还是必要的。
中国与所有这些大国崛起道路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和平与发展是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将贯穿于中国崛起的全过程。
二、和平崛起的中国，互利共赢的世界
当中国经济日益强盛之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对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既没有战略准备，也没有理论准备，以至于中国还只是刚刚开始走上崛起之路，“中国威胁论”就已开始蔓延。近年来还出现了几个翻版，从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到中国已成为世界“资本黑洞”，直至2003年个别大国把自己的经济困难归罪于人民币汇率，从舆论到外交哄抬人民币汇率。于是，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又消除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并能从中国的崛起中发现世界共同发展的机遇，便成了中国世界经济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1．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世界意义
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崛起的，全球化既是中国崛起的条件，也是中国崛起影响的范围。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看到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的贡献特征与特殊意义。
第一，迅速增长的外汇储备集中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提出了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新主题。
2003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4000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来自于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在加速扩大开放的条件下，在迅速融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外贸外资长期高额双顺差的。每年数百亿美元的直接投资，特别是2002年与2003年两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二位FDI流人国，构成了外汇储备中相当大的一个部分。外资的大量流人既体现了外国资产在中国被使用，也说明了外资在中国有利可图。这就是中国经济对世界财富增长的作用。中国产品出口中相当高的比重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即是跨国公司生产转移的结果。这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现。因此既不能简单地说外汇储备的增长是中国以低汇率进行出口竞争的结果，也不能说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只是维护了中国自身的利益。国际社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只是基于对传统汇率机制的认识而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这两种贡献也就减小，损害的正是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导致当前中国这一外汇储备水平和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原因与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分工地位相联系，这是外资大量流人中国和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加工出口的结果。这一结果反映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全球生产要素集中从而为世界提供产品，而不是中国自己的各种生产要素投人的增加或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不能直接反映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当前状态，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这里形成了全球化下的一个新现象，这种现象与历史上一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不同，因而也不能用传统的汇率理论去解释，用传统的汇率政策去改变。今天人民币汇率如果进行调整影响的不只是中国经济的对外平衡，而是全球化经济的均衡。
当然，中国也确实面临着全球化的新挑战。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必将提高，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和国际硬通货将在未来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但目前的问题不在于以什么幅度调整汇率水平，而在于我们怎样建立一种更灵活的汇率调节机制。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并不只是汇率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开放型经济的整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汇率政策与体制应当与国家全球战略相一致，与融人全球化的进程相一致。值得世界关注的是，2003年年底，中国政府以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这两家国有银行注人资本金，既改善了这两大银行的资本结构，增强了两大银行从而也增强了整个国家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又降低了外汇储备，减小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第二，“世界工厂”既反映了中国当前的国际分工地位，也提出了走向多元化国际分工的要求。
在今天，“中国制造”已成为世界各个角落时常可见的商品标志，也已成为关于中国在当今世界分工角色的一个简明概括。中国承担了世界相当一部分传统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分工，并以显著低廉的价格和较高的质量受到全世界消费者的欢迎。“中国制造”甚至成为中国崛起的形式和缩影，从而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有力证据”。然而，面对被授予“世界工厂”的称号，中国需要清醒自己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分工地位；面对“中国制造”，世界也需要对中国的国力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中国的制造业水平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中国是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在国际产业转移下和在外资大量流人下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毕竟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地位和利益分配相对不利地位。中国走上了开放型的工业化道路，获得了发展的实绩和效益，但是仍然处于国际产业链的底端。目前与其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不如说只成为“世界车间”，因为中国主要承担的是加工，而不是从技术开发到市场营销的全过程。而就制造业整看，无论是主要比重还是高端制造业产品目前仍然在发达国家。这样的分工地位既使我们自己清醒，又向世界阐明了承担世界工厂的责任是中国对全球化的贡献而不是威胁。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跨国投资的结果，是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结果。迅速提升的出口大部分来自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前者是跨国公司生产点的国际转移，即中国取代其他国家或地区承担起国际分工中的制造业；后者是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体系和价值链的一部分，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生产，也是跨国公司的生产。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完全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意义上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更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在当时条件下，作为世界工厂基本是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表现。今天与其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不如说世界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其生产制造的基地。正因为这样我们倒可以说，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威胁”，不是来自于中国，而是来自于发达国家自己，即发达国家自己的跨国公司。
事实上，中国是不得不成为世界工厂的，因为外资流人是形成世界工厂地位的最主要条件，跨国公司处于国际生产配置的主导地位。同时，中国也是不能不成为世界工厂的，因为中国最主要的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加工是中国现阶段参与国际分工的最现实方式。但是，中国只有发展起现代知识经济，才能说真正实现现代化，才能向建设一个现代经济强国迈进。从长远看，中国也必须在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既是对中国发展现实的承认，也是对中国发展战略的一种警示。如何改变单纯的世界工厂地位，从一个大国的现实出发，以多元化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这种多元化战略的主要特点是，沿海发达地区应当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分工；中西部欠
发达地区则应在扩大开放和与沿海合作中承担起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工厂的职能。
第三，中国廉价劳动力对世界经济做出了特殊贡献，也提出了如何利用和培育要素优势的新任务。
2003年，世界在经历了衰退之后开始显露缓慢复苏的趋势。然而，2年来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的声音却还未消失。虽然这种言论过于离谱，却也不得不做一点回应。近年来世界性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是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其中首先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长期不能复苏。美、日、欧各有其自身不同的原因。与此相反，恰恰中国没有衰退，不仅没有，而且对内对外仍然具有较强的消费与引资的需求拉动力，从而对世界经济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包括进口和投资需求两个方面。无论是从中国占世界的GDP比重还是从中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看，中国都远远没有能力去制造世界性的通货紧缩。相反，只有美国、欧盟和日本这样的大国，才有足够大的经济和外贸规模来全面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
中国出口了大量低价产品，提高了整个世界的福利水平，也减缓了发达国家增长中的成本上升，为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高增长避免通货膨胀做出了贡献。中国出口了大量一般制造业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其实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早已是夕阳产业，而不是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即使一定要说廉价劳动力及其出口是世界性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那么这也是全球化的结果。因为经济全球化使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开始走上了制造业发展的道路，大量一般劳动力投人了制造业生产之中，并在跨国公司的投资下全面高速发展，导致世界总供给迅速增长，而这种国际投资格局又导致要素收人分配必然向发达国家倾斜，并形成收人分配不平衡下的总需求不足。世界性通货紧缩是全球化的深刻表现，即主要大国的通货紧缩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导致类似于国民经济的全球化经济，使得繁荣或衰退具有了全球性。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收益分配的差距，从而导致了总需求的不足，这才是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的世界性通货紧缩是全球化经济形成以来首次形成的类
似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的需求不足现象，应当从这里进行深人的研究。
与中国一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以廉价劳动力作为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然而，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大批国家走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发展战略，从而导致了一般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大和激烈竞争，使这一发展战略走到了一个困难的阶段。这样就提出了一个发展战略的新问题：过去成功地发挥劳动力富裕优势的战略能否继续作为发展战略的基点？如果继续，如何面对各国间同构的激烈竞争；如果改变，如何面对国家大量劳动力供给的现实问题，即严峻的就业压力。对中国来说，在吸引外资中的劳动力低价形成了出口优势，也降低了出口收益。从微观上讲，是劳动者的低工资；从宏观上讲，中国是在9亿农村人口养活4亿城市人口的经济结构下维持城市劳动力低成本的，其中付出的是城乡差别扩大，“三农”问题严峻的代价。中国必须看到这一点。这就是在发展新阶段上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协调问题。
第四，大规模引进外资对世界资源配置优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提出了提高外资利用效益的新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其经济发展的良好前景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外资在中国奇迹般的崛起中起了重要作用，显示了世界对中国巨大活力和良好前景的普遍认同。但是，国外一些舆论把中国称为“资本黑洞”，似乎又证明了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威胁。
中国究竟是否是在损害其他国家利益条件下实现自己经济增长的呢？跨国直接投资大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世界资本的流动是世界产业布局调整的需要，是在世界范围的市场机制下进行的，是全球化加速全球要素流动即资源配置优化的表现，因而这种资本流动必然既有利于资本流人国，也有利于资本流出国，有利于整个世界。在国与国之间，对国际资本的竞争是公平的、市场化的，中国不但没有以损害世界经济增长的方式吸收外资，相反向外资提供了更多优惠条件，开放了具有无穷潜力的国内市场，创造了不断优化的投资环境，在财税政策上不断地让利于外资。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和低土地价格使世界资本和技术在这块土地上获得了高收益，比它们在其他国家更高。这种更高的收益既来自于资源配置优化所创造的生产率，也来自于中国劳动力、土地价格和政府税收的让利，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活力。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竭力想进人中国，反映了它们能够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事实。因此，中国通过吸收外资为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而绝不是损害了世界经济的增长。
值得注意的恰恰是中国自己。外资的大量引进是在迅速的改革开放中进行的，各地对外资流人形成了激烈的竞争，优惠政策不断提高。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甚至一些地区仅仅为了引资项目数的政绩，外资利用的长期与宏观效益被忽视了。这已成为中国快速融人全球经济中的一个新问题。
2．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的历史性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反经济全球化运动同样十分激烈的今天，中国选择的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更多地把全球化看做是一种历史机遇，而不只是挑战和冲击。如何理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独特的发展战略呢？
第一，中国把握了全球化要素流动的基本时代特征。在20世纪后半期后进国家的发展战略道路上，形成了多种成功与不成功的发展道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曾经是封闭型战略和开放型战略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中国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全面加速的前夕对外开放和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深刻地认识到当时世界经济的特征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首先是资本，其次是技术、管理和市场渠道等等。正是因为中国在把握这些经济全球化特征的基础上，开放政策与战略才形成了集聚世界各种生产要素的模式，而不只是全部立足自身生产要素的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与出口导向型的开放战略主要利用外部市场相比，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战略更多地利用了外部各种资源。中国通过大量引人外部生产要素，不仅增加了投入，而且激活了国内各种闲置要素，还利用了外力深刻改变了国内的体制与机制。开放型战略的成功使中国坚定地把长期战略放在参与全球化的基点之上，同时也从世界反全球化的各种原因中清醒认识全球化冲击的性质与特点，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更加成熟的积极参与战略。
第二，中国正确地处理了参与全球化与独立自主的关系。中国崛起的道路是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的道路，同时也并不否定其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是一种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积极参与。“联系与自主”两者都是战略的基点，其统一于“自主的全球化”、“可控的全球化”。一方面，中国的开放战略及其进程是自主的，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的，而不是简单迎合外部需要的；另一方面，中国懂得并在不断加深认识全球化的可控性，例如用好世界贸易组织中成员方的各种权利以保障自身的经济稳定与产业安全等。在这里，“联系”决定了发展战略的时代特征和发展的道路创新；“自主”则决定了是对开放的控制和调节，是政策选择与战略进程的自主而不被动，立足国情而不简单模仿，接受全球化体制协调又保持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中国的这种“联系与自主”战略将是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内容：联系是接受现有体制与机制而不是挑战现行体制，这将使中国的崛起不构成与现行体制及各国的摩擦；“自主”就是发展为了自身，并能为未来在这一体制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准备条件。以联系接受和融人体制，以自主驾驭和超越体制，这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
第三，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反对全球化并不矛盾。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战略是中国适应时代特征变化在发展战略上的创新，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的选择。中国需要利用全球化，也能够靠渐进的开放更好地利用全球化。对于全球化中国不是在参与与否上选择，而是在如何参与上选择。中国的经验表明，只要能趋利避害，全球化就是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历史机遇。但是由于国情的不同，一些国家在参与全球化中的速度有快有慢，在利用全球化中利弊不明，从而有自己的选择，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开放没有统一的模式，参与全球化也没有统一的模式。但是，在如何使全球化更加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利这一点上，中国仍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体制建设中将会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立场和相互协调的需要。全球化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在许多问题上并不是一般地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对立阵营，而以具体的事项对各国利害的不同形成阵线，发达国家中也有强烈的反全球化声音就是证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害关系往往表现为跨国公司与投资东道国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形成了全球化的矛盾。
全球化常常被看做为发展中国家可能被边缘化的冲击，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全球化会加速国家间的分化，包括发展水平的分化和在体制内外的边缘化。但是决定是否会被边缘化的恰恰不在于是否参与全球化，而在于如何参与。成功的参与战略不仅可以利用全球化实现发展、缩小差距，而且可以防止被体制边缘化，而边缘化的危险更多地在于拒绝积极参与。
第四，中国参与全球化是否存在着风险。参与全球化绝不是轻松平静可以获利的，而只有在承担和抵御各种风险中才能真正获得全球化的利益。从一般商品市场开放讲，参与全球化面对的必然是民族工业或更广义的产业受到外部竞争的发展风险。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引进外资中的风险，这也更多地反映了全球化的特点。中国引进外资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沉淀下来的数千亿美元存量的外资资产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究竟还意味着什么？从收益分配讲，合资协议确定了几十年的对外优惠利益格局，投资来源国的财富积累将比中国更快；长期的利润汇出也会在未来形成外汇需求压力。从引资政策讲，高新技术产业是以让出市场作为引进外资的条件，而合资企业的核心技术（特别是正在发展起来的外资研发机构）掌握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手中，中国本来就不足的自主技术发展处于更不利的市场环境之中。从产业结构上讲，绝大部分产业都已经开放，外资在居现代经济主导地位的产业中将拥有绝对优势，中国在少数产业中的有限控制如何确保国家的产业安全，国家希望控制的战略性产业如何真正得到有效控制都需要认真对待。从人才方面讲，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处于完全不对称的人才竞争之中，开放初期中国经历了人才向外流失的阶段，现在又进人了向在华外资企业输送优秀人才的阶段。从管理上讲，对外资重引进轻管理，一部分外资企业甚至利用中国鼓励投资的条件和迫切需求坑害中国，获得比投资协议明文规定还要多的利益。从国内体制上讲，在各地竞相争取外资情况下谁来维护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已成为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各地政府引进外资的竞争导致政府官员直接参与引资活动，我国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受到外资企业的显著影响。面对这些引进外资中的不利性乃至长期风险，我们的态度只能是高度关注，积极应对，从而使外资的积极效益达到最大，不利性减到最小。
3．建设世界经济强国和中国与现存国际经济体制的关系
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中可以看到，中国在建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中对于现行国际经济体制面临的首先是接受而不是挑战。中国不仅不挑战这一体制，而且要利用这一体制。中国将首先接受现行国际经济体制，并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道逐步改善这一体制。中国的原则是现行体制可以根据各国发展的共同需要而逐步改善。中国的战略是建立地区一体化以谋求地区的共同繁荣，并在完善全球治理中寻求世界各国的共赢。由于中国与现行体制相和谐，中国越是发展就越能为各国提供发展的新机遇。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崛起，中国建设经济强国的过程将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不会是一个对抗性的过程。
但是客观地讲，现行国际经济体制不仅是在经济全球化前形成的，也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发展的，因此不可避免地更适合发达国家的需要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正因为这样，经济全球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在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去改革已有的体制，建设新的体制。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为标志的全球化经济体制建设正是这样。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只有首先参与这一体制才能对这一体制的完善提出要求，只有首先发展才能在建立新体制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先改变现行体制再参与全球化。
中国的崛起不需要挑战现行国际经济体制。中国就是靠全球化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将继续利用全球化继续发展。中国的经济体制将是一个与全球化相适应的体制。中国的崛起可以依靠体制创新不断增加自身活力，从而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依靠巨大的国内市场将形成长期可持续的需求拉动，从而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依靠庞大的居民储蓄可以形成持续的资金来源，从而减少对外资的依赖；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可以走新型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从而减轻粗放型发展模式对世界的不利影响。在依靠国内市场和资源的同时依靠国际市场和资源，可以使一个大国实现大规模发展，所以中国不但不需要挑战现行体制，还需要利用现行体制。
中国出口高速增长将会继续，大量引进外资也将会继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将是中国的永久发展模式。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决定了其不可能全部走目前沿海地区的发展道路，这既受世界市场规模的制约，也是中国自身多元化发展战略和形成内部分工格局的需要。在这个过度供给的世界上，真正有发言权的是买方国家，更能得利的是对外投资国。中国的发展将立足于国内庞大市场的特点，并充分发挥地区发展结构差异的特点形成较高水平的内部分工，减少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需求压力，正如美国外贸比例相对较低，欧盟各国相互贸易占主导地位一样。因此，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不是寻求商品贸易持续顺差，而是在逐步富强中形成对世界的巨大购买力，并通过对外投资获得更大的收益，实现更快的财富积累。一旦走上这一阶段，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将比现在更宽更大。
2003年，中国确定了发展战略中的五个“统筹”，更清晰地规定了自身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一发展道路上，经济与自然的发展将更加和谐，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将更加协调，新型工业化道路正在推进，一个新的发展观正在形成。对于世界来说，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将不会重复其他大国的道路，即在传统型的经济扩展中对世界形成资源需求等多种压力。因此，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调整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意义深远。
三、记录中国和平崛起的轨迹
2003年10月16日，“神舟”五号在成功完成了太空之旅后圆满返回地面。神州欢腾，环球震惊。中国人圆了几千年的飞天之梦，成为世界仅有的三个能进行载人航天的大国之一。“神舟”五号的飞行又一次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也再次唤起了全体人民实现祖国伟大复兴的梦想。
2003年，中国经历了严峻的磨难和考验。内有“非典”①灾难，外有人民币升值压力。然而，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非典”灾难不但没有击倒炎黄子孙，反而再一次锤炼了亿万人民的意志，中国在世人面前展现了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世界再一次看到了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巨大潜力。
人民币该不该升值成为这一年某些大国与中国谈判的焦点，反倾销和贸易摩擦问题也依然继续。其实，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汇率或贸易不平衡问题。在它们的背后，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改变了这个世界本来的格局和平衡。西方世界既希望中国的发展成为它们发展的条件，又不希望中国太快地强大起来。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国际危机中，中国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和有关决议的原则立场，反对单边主义，维护国家利益，发挥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作用。在朝鲜半岛核危机中，中国为缓解危机进行了大量艰巨复杂的调解斡旋工作，所发挥的建设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正在以更自信、更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安全事务，对地区和平正在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越来越多的事实却又证明，中国的发展影响着世界。
当整个世界经济只是在曲折中缓慢复苏的时候，2003年的中国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达到了令无数国家羡慕又不容置疑的9.10x6。这一年，将是中国富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越了1000美元；也将是中国强国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1万亿元，按现行美元计算继续保持世界第六位，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世界第二位。进出口贸易总值达到85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强国。引进外资达到535.05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最大的外资流人国。资本从来就是因趋利而不是为寻求友谊而来。这个数字所表明的，是世界对这个国家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中国的一系列成就综合表现为经济强国名次的提升。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强国的道路上持续高速前进。不论是从体现经济竞争力和结构水平的经济“强度指数”看，从同时考虑强度和规模的经济“强大指数”看，还是从包括发展趋势在内更综合考虑的经济“强盛指数”看，中国都表现出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显著的强国趋势。从1990年到2002年，中国的经济强度指数从世界第36位上升到第32位；经济强大指数从第23位上升到第9位；经济强盛指数从第26位上升到第9位。到2008年中国的这三项指数将分别达到第31位、第7位和第3位。这将意味着尽管经济的结构与竞争力水平仍然不很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也仍然较低，但综合经济实力将居于世界前列。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经济强国指数上的提升速度。从1990年到2008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强度指数提升幅度分别为6.3%, 11.4%,9.1%, 7.8%和6.7%，平均为8.3%，而中国则高达18.1%；五国经济强大指数的提升幅度分别为9.7%, 11.6%, 11.0%, 10.2%和8.3%，平均为10.1%，而中国则高达42.8%；五国经济强盛指数的提升幅度分别为13.4%, 11.6%, 16.4%, 14.1%和13.0%，平均为13.75%，而中国则高达57.1%。
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使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又以自己发展的成果造福人类维护和平，这就是中国和平崛起道路对内对外的战略联系。2003年11月3日，中国资深理论家，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教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作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深刻分析了中国和平崛起战略道路的这一内涵。他指出中国不会走以扩张争霸谋求崛起的道路：“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后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兴大国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那么在今天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难道还会重复这种完全错误的、害人终害己的道路吗！？我们的抉择只能是：奋力崛起，而且是和平的崛起。也就是下定决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他指出了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的三条最重要的战略方针：“一是毫不动摇地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周到细致地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他还指出中国走这条和平崛起的道路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过去2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风平浪静，经历过多次考验。但是，中国人对这条和平崛起新道路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个基本事实有力地表明：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已经深深扎根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之中。这已经形成为和平崛起战略道路不可逆转的大气候。”
2003年12月15日，权威的《隙望》周刊赫然以“中国外交：创造和平崛起的平台”为封面标题，回顾了这一年的中国外交。文章指出：“周边国家从未像今天这样高度关注中国，这种关注和它们对自身命运与前途的思考密切相关。这为中国推进睦邻友好的大周边外交提供了良机。多年的外交努力和推进、铺垫工作，正在以成果的形式渐渐呈现。”“2003年是国际关系调整变化剧烈的一年。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中国新一届政府沉着应对，开拓进取，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在发展与周边国家、世界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三个层面均取得突破，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外交思维中的开放性、参与性和创造性。中国新领导人更趋广阔、更加灵活、更加务实的外交思路，正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打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