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效益评估的主题与思路

对外开放效益评估的主题与思路

——以科学发展观对“新开放观”的探索

 

内容提要：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要求，阐述了新开放观研究的主题，并逐一提出了基本观点与研究思路。论文涉及了外贸效益、外资效益、国际分工地位与综合国力评估四个领域的近20个问题，试图以此澄清目前对外开放中的一些模糊观念，并为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提出研究思路。

作者简介：张幼文，1951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已提出多年，当前已显得更为严峻和紧迫。提高开放的效益和水平不是若干环节的政策调整问题，而是国家全面的战略升级和体制改革。在中国国力持续增强，世界普遍承认中国发展成就的时候，对开放效益的反思正是保持理论上的清醒。这是实现战略升级的前提。

提出“新开放观”[1]就是要科学评估开放效益，加快树立新的开放理念，深入探索新的开放政策与战略。新开放观就是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对外开放的各个环节，使对外开放为建设经济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开放效益的评价应当广泛涉及贸易、投资、广义的国家实力与国际分工地位等多个问题。近年来国内已经有了不少关于开放效益的计量分析，本文旨在通过观念更新为建模与计量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一、外贸效益与国际竞争力

 

1、中国的贸易竞争力。在巨大而日益提高的出口能力中我国的外贸效益究竟如何，这是开放效益评价的首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许多研究进行的是总量分析，事实上必须把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相区别，把三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相区别。

一个国家的出口规模及其增长率并非这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直接标志，全球化条件下的贸易方式与出口主体的多样化模糊了国家竞争力。在中国，外资企业是出口的主体，这种出口是外国资本、技术、标准、品牌、销售网络等与中国劳动力相结合的产物，除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整个出口体现的是广义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而不是中国的竞争力。贸易方式也模糊了国家竞争力的真实性。除了是否在中国存在着一个外资企业之外，加工贸易的性质相同：同样是外国生产要素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采用“中国出口”的形式。加工贸易的产品优势与销售渠道两大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均属于外资，中国处于“微笑曲线”的低谷位置不可能微笑。在这里，“中国出口”已经只有国家的地理意义，而模糊了国家的国民意义和生产要素的主体意义，从而模糊了出口增长的国民福利意义。强调这一点是进一步分析劳动力价格被残酷压低情况下出口发展国民福利的逻辑起点。

只有完全的中国资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生产出口产品而形成的一般贸易，才直接体现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相对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的产品结构，中国企业的整体结构表现为明显的差距：产业层次低，增加价值低。这才是中国贸易竞争力的真实体现。对于合资性质的外资企业，上述分析基本上仍然是适用的，差别的只是中国在其中有一些要素投入，一般是土地或货币资本。

 

2、出口的宏观经济意义。分析主体的性质及要素结构同样有助于分析出口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意义。加工贸易通过大进大出迅速扩大了贸易总量，但只有净出口才形成GDP的增长，因而由加工贸易形成的巨大出口总量严重夸大了中国的真实出口能力，夸大了贸易依存度，夸大了贸易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地位。不分析中国的贸易方式结构就可能得出关于贸易依存度及其战略的错误结论。外资企业则在另一种意义上夸大了出口在GDP增长中的地位，即通过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出口能力夸大了中国要素的出口能力。从GDP的要素贡献结构分析看，对于中国的要素来说，GDP的增长是被夸大了的。因此在进行中国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的相关性分析时，如果只用出口总量而不分析其要素结构，那么其中必然既没有真实意义上的中国出口，也没有真实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由于外资拥有的稀缺生产要素的更高收益，出口对中国要素收益增长的作用也是被夸大了的。

 

3、出口导向战略的成效与出口对结构进步的作用。中国实施对外开放发展战略后，出口导向被确定为对外经济发展战略。20多年来，出口确实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值得研究的是，出口导向战略并不是以出口拉动GDP增长的战略，而是出口带动产业结构进步，实现发展的战略。这是因为，作为发展战略，出口导向的目的是工业化或更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结构进步，而不是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出口导向型战略是一个核心的出口产业通过前向联系对国民经济的拉动；而中国的出口导向在更多意义上是出口增加值对GDP的拉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前向联系很弱。出口导向战略的整体作用是通过本国要素的密集投入形成的，但外资大量流入下的出口却降低了本国要素的集聚度，从而降低了出口对本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再进一步而言，出口是否真正拉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进步，是不能直接用出口产品结构或国内产业结构来衡量的。这是因为出口结构是外资企业生产与国内企业生产的综合表现，也包括加工贸易，不能直接体现国内产业的结构进步。“两头在外”的贸易发展战略不是出口导向战略，而是出口加工战略，是低层次的开放型战略，其目标更多集中在就业与获得外汇，而不是国民经济整体意义上的产业结构进步。在加工贸易条件下前道生产与市场销售两头在外，从而出口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主要限于劳动者的收入。由加工贸易所带动的国内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是有限的，其不能也确实没有在中国形成结构进步的“导向”作用，更多是发挥劳动力价格优势、扩大就业和增加出口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出口对产业进步的拉动作用。各类企业的出口，包括合资企业的出口也形成了对国内一部分产业的拉动作用。我们需要分析我国当前有竞争力的主要出口产业在国内的前向联系，从而对出口的导向作用有一个客观的评估。

 

4、增加价值与贸易的真实利益。贸易条件变化的研究是分析中国贸易效益的主要思路之一，也是贸易利益的一般分析方法。但是，由于贸易产品结构变化快速，进出口主体的多样性和方式的多样性，贸易条件分析所采用的综合方法不能充分说明甚至完全不能说明中国贸易利益问题。对此，更有意义的是增加价值的分析方法，即比较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增加价值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中国贸易的相对利益大小。

在单个进出口价格分析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进口主要原材料价格的变化及其趋势。由于大量传统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国形成了高能源材料消耗的产业结构，对国际市场的原材料高度依赖。从国内看，由于技术和管理原因，能源与原材料消耗比高，而国内资源相对短缺；从外部看，一些国家又因政治、战略和商业利益考虑操纵价格。因此，在原材料的购买上，中国外贸增长已经成为世界市场某些原材料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

 

二、    外资效益的评估与国民财富的分配

 

    1、外资作用与吸收外资目标的变化。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是随着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的。90年代以前，吸收外资的目的在于扩大出口以增加外汇收入，缓解国内的资本短缺状态，促进国内的体制改革，促进就业增长，加快资源开发等。90年代以后，外资的作用更多体现在促进就业，促进GDP增长上。同时由于国内市场对外资的开放，外资也起到了促进国内市场竞争环境形成的作用。外资不只是投资资金，而是一个“企业包”，它包含着资金、技术、经营管理、产品、品牌、海外市场、就业创造等，因而其具有在中国投资的优势。但是分开来看，外资的这些优势是否是中国所必要（如资金），或在中国投资能否转化为中国的优势（如技术、经营管理、品牌），或其运用是否直接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竞争（如产品、海外市场），或直接有利于中国国民（如创造就业），都是因项目而异的，不能一般肯定或否定，既不能说一个项目能达到所有目标，也不能说任何一个项目都能达到其中一些目标。在许多情况下，外资数量的一般目标使外资利用的这些具体效果不能得到体现。如果财政不能甚至在中长期中都不能体现外资的效益，那么这样的外资就是值得反思的了。

地方政府创造就业的目标是吸收外资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大大强化了地方争取外资的动力。在许多情况下，外资创造了就业，特别是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型项目创造了就业，而就业又是地方政府的首要责任之一。这一规定性大大强化了引进外资的迫切性，特别是大大强化了引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即低层次产业）的积极性。这成为外资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值得指出的是，在外资的数量目标下甚至一些既不创造就业，也没有其他经济效益的项目也被大量引进。

 

2、外资大量流入是否对国内投资形成挤压。这是一个更加依赖于数量分析的问题，并且需要包括机制方面的分析。从积极方面看，外资项目可能带动国内合资方投资，形成国内投资乘数效应，增加对国内配套投资的需求。政府在开发区的投资，国内供应商的投资都属于这种类型。从消极面看，国内市场的开放增加了对相关产业的竞争压力，不但使相关企业无法生存，而且使新投资难以实现。对于僵化的国内企业体制外资促进了其衰亡和改革，而对于新生中的市场化企业，在外资的强大竞争压力下难以成长。在中国，改革中的国有企业，发展中的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毕竟是弱小的，而且其与外资的竞争条件是相对不平等的：所得税、企业的历史负担、社会负担等都不一样，发展更加困难。因此，宏观上分析外资对国内总投资的拉动作用与微观上分析不平等竞争的影响，是需要同时考虑的外资两方面的影响。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并非国有企业本身的问题，其中一部分也是竞争环境的问题。从理论上和长期效益上说外资引进有助于促进竞争是正确的，但不能因此排斥短期外部负效应的研究。

 

    3、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对引进外资效益的评估不能以全部外资企业的GDP或出口等来衡量。在三资企业的全部经济贡献中，外资需要获得与其投资比例相对应的收益，这一部分既不构成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也不增加中国居民的福利。有必要定量分析外资在什么比重上分享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从外资中所得到的效益有更具体的认识。截止2003年末实际使使用外资金额中，40%为外资企业，17%为中外合作企业，42%为中外合资企业，合作开发、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和其它为1%。假定在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等几类中，中外资各占50%，则在全部三资企业中中国资本约为实际使用外资总数的60%；再假定中外资收益比同投资比，即外资对中资之比为10：6，则可得所有三资企业赢利的62.5%为外资的收益，仅有37.5%为中资的收益。而且利用外资从合资走向独资减小了外资的积极作用。从项目个数、合同外资金额与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三个方面看，外商独资企业都已成为使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到2003年累计，外商独资占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40%，2003年当年，实际使用数计，独资占比达62.40%。三资企业的这一变动趋势明显减弱了吸收外资对国内技术进步、改造国有企业等直接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把外资企业的经营绩效与外资对国民经济的效益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区别开来，不能把外资企业特别是比重日益提高的独资企业的绩效直接等同于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对外资在中国贡献的更好衡量方式，也许应当从税收上看，因为只有税收才直接构成由中国政府可以支配的用于中国社会公共目的的财政资源。即使这样，也只有三资企业在税收上的贡献与其所占GDP份额相一致才是合理的，因为外资企业在中国获得了社会与公共服务，甚至更优惠的服务，理应缴纳相应的税收。但是事实上外资企业纳税低于其应有的税收贡献。如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7.22%，但当年涉外税收总额仅占20.86%。

 

4、外资对出口的贡献。评价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的贡献是分析外资效益的又一重要环节。在进出口两方面外商投资企业目前已都达到全国的一半以上。这既反映了外资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也反映了中国生产制造的低成本优势是被外资而不是由中国资本所利用。不论是加工贸易还是完全利用中国本地资源都是这一性质。外资企业的出口为中国赢得的外汇，在中国外汇不足的历史条件下是重要的。但是随着中国外汇短缺现象的缓解，不仅其重要性开始下降，而且还成为中国外汇储备上升失去控制，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增加，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重要原因。

 

5、外资流入与国民经济的风险。我国吸收外资已经进入了一个结构上升期，尤其是从加入WTO的承诺看，大量新开放的部门是现代服务业。这从外资的水平来说是一个进步。服务业开放的难点在于，中国与国际的相对水平差别更大，因而由这一领域开放所可能带来的现代服务业外资垄断的可能性也更大。由于现代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及其高增加值，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更为深远。在这一方面，尤其需要高度关注的是金融业、信息服务业与各类知识服务业，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乃至更广义上的国家安全。

研发机构进入中国是近年来外资结构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这反映了外资对中国市场整体长期发展前景的认同，从而采取了从产品开发到生产制造的全面进入的发展模式。研发机构进入中国有利于中国知识型劳动力的发展，从长期看将有利于中国研发力量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研发机构的进入也加剧了国内外资企业与国有、私营企业的人才竞争，增加国内企业的人才压力。特别是从知识产权角度看，外资研发机构在国内的发展，将形成更多适合于中国市场的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使外资企业相对于中资企业具有更为明显的竞争优势，增大国内企业走科技创新发展的难度。需要指出的是，研发机构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往往是得到知识产权保护、以专利技术为载体的成果，这就加大了外资与中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现代技术越来越少采取技术人员个人经验和知识的形式，因而国外研发机构在中国科技人员身上所产生的“学习效应”是不能高估的。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技术上的差距，将因为研发机构的进入而进一步扩大。这是我们面对外资研发机构进入中国所必须考虑的。

 

6、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在外资对中国技术进步作用的评价中，必须注意“有产业而无技术”的现象。获得技术溢出效益是吸收外资的一大目的，对外资技术溢出的评价是外资效益评估的重要环节。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那就是，外资在东道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目标与东道国发展战略目标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背离。技术优势是外资进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投资的主要优势，这就决定了外资必然是在控制核心技术的前提下使用当地的低成本劳动力。对东道国来说，企图通过引进高新技术产业来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与技术水平。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合资双方签订技术转让的合同，而强制又是不允许的。因此，除非有转让技术的合同，东道国不可能合法地从合资中直接获得技术，这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规则所限定的。因此，在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以后，我们仍然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中国并没有真正通过吸收外资而获得技术，至少远不如现有产业所显示的那样已获得了技术。只有当中国企业获得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而这种技术是直接或间接由外资的引进所带来的，我们才能从较完整的意义上说中国获得了技术溢出。对“以市场换技术”引资政策的成效的评价也同样需要依据上述原理进行。在引进外资能否获得技术的研究上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不但通过人员学习获得技术的过程时间漫长，局限于经验，而且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学习过程都受到严格的约束。当代产业技术的核心主要不是个人经验，而是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受到保护的核心技术。

引进外资在我国技术进步中效益的研究也可以从购买技术与引进技术型外资项目成效比较上进行。向国外购买技术的方式必然前期支出高，但可以拥有知识产权和收益权；与此相比引进外资无前期支出，也不拥有知识产权和长期收益权。购买不能激励国内研发，但合理选择购买又能帮助研发，与此相比期望以外资带动技术引进却基本上不可能带动研发，即使有研发也只是外商投资下的由外商获得成果的研发。

 

7、对外资企业合法经营的监管。这正日益成为我国经济中的一大主题。除了转移价格这种国际上跨国公司普遍采用的方式外，在中国还出现了一些特殊现象。一些国际著名大跨国公司在中国降低产品质量，危害消费者利益，发布虚假广告，逃避政府税收等被屡屡暴光，知名跨国企业的违法情况已经不再只是偶然现象了。在舆论的谴责之后也要求人们深思发展的原因。“守法成本高而违法成本低”作为一种解释，要求我们从制度与管理上对外资强化监管。我们既要分析我国的经营环境，同时也要分析跨国公司行为对中国社会利益的损害。

    现行外资政策下的又一个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现象是，大量内资外流并在避税港注册，进而又以外资的名义流入，有的甚至以公开合法的方式流出，在流出时获得对外投资的鼓励，大量重新以外资流入并得到外资政策的鼓励。除了操作监管上的漏洞之外，政策本身的缺陷也需要系统审视。对外资总量及其效益的分析研究不能不注意这一点。

 

三、国际分工地位与国家经济安全

 

1、中国的制造能力与国际分工地位。中国已经或正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说法把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分工地位问题提了上来。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只是“世界工场”。国际分工地位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相对有利性问题，这一问题需要从结构与数量两个方面来看。从结构方面看，需要关注国民经济结构是否会陷入长期无法改变的落后状态，是否会陷入国际分工价值链低端而难以提升的不利处境。由于对外开放与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参与度深化了。尽管相对于封闭条件产业结构有了显著的进步，但在世界经济整体中仍然处于低层次地位。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贸易结构与生产结构已经不再是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准确表现。在跨国公司的投资下，一批先进产业在本国发展起来，使人们不容易看到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实际地位，看不清由本国资本、本国技术主导和控制的产业水平。在大量引进外资的情况下，一些先进产业的存在只是作为跨国公司的加工工场，不论是出口还是生产都不能实际上反映中国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地位。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和国家实力上的地位更加重要。过去在主要以贸易为联系的国际分工中，人们较容易看清楚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从而有较高的警惕性和发展技术的强烈愿望。在以国际投资和跨国生产为联系的国际分工中，如果误把跨国公司技术控制下的生产看作为本国产业结构的进步和技术进步，就会忽略其中正在扩大着的技术差距，忽略外资技术控制的风险。这种风险正是在开放中不断积累着。在生产跨国化的今天，进出口贸易及其产品结构事实上并不是中国产业结构的真实反映，而在很大比重上只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的表现。近一、二十年来，国际产业实现了大转移，这种转移是一个历史机遇，中国抓住了这一机遇发展起来。同时，它也必然是一种阶段性的变革，一次转移所带来的国际产业分布格局将延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因而中国在这种重新布局中所形成的分工地位将延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从而也就潜伏着国际分工地位的历史性风险。在中国生产和出口的大量现代制造业产品事实上使用的都是大跨国公司的技术、标准与品牌，完全不是中国产业结构进步的反映。因此，只有按照生产要素的国家属性进行的生产能力分析才能真正看清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贸易利益的分配曾经是一大难题，不但在理论上难以有一个清晰的答案，而且在实践上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情感，落后的民族国家为开放的相对不利性甚至宁可不进行贸易而强调独立发展。今天，这样偏激的战略选择已经没有市场了，但是经济全球化事实上只是使国家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更隐蔽、更复杂、更长期化，从而更无法单从商品贸易的价格比来说明了。这些问题要求我们以新的开放理念进行新的探索。

国际分工地位问题的评估必须基于要素收益分配原理。要素的稀缺度决定了要素的收益水平。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现代经济的各种稀缺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品牌、标准、经营管理、全球生产经营与销售网络、现代服务等，其必然获得更高的收益；由于中国劳动力过度供给，其低稀缺度必然导致收益的低水平。这就是评估国际分工地位的实质。

 

2、全球化与中国在国际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中国出口产品的买方市场性质与经济体制的缺陷加剧了中国产品出口价格的不利地位。由于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大发展，一般制造业产品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出口能力，各地生产商相互竞争十分激烈，外国进口商特别是国际大公司在中国的采购处于十分有利的买方地位，价格被严重压低。大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也因为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力的严重过剩而处于谈判的有利地位。这种市场地位因国内地区间的发展竞争而加剧。由于各地各级政府对出口数量规模目标的追求，激励政策等各种扶持优惠措施使企业有了更大的降价空间，使中国出口产品出现了各地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局面，加剧了中国国际分工中的不利性。

中欧、中美纺织品争端事实上表明，中国为经济全球化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在纺织品全球一体化后继续遵守相关约束。同时也使人们看到，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不利性根源于国际自由贸易的体制偏向，即不利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扩大市场在体制上没有限制，而发展中进口国却无法建立新产业成长的抵御机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发达国家进口国的就业问题或传统产业生存问题而成为敏感问题，并设立了体制约束，而发展中国家从未建立起来的新兴产业却没有相应的社会政治力量去维护其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需要从全球治理的体制上去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同时，我们也要以经济全球化理论回应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的现代表现。中外双边贸易摩擦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因为中国承担的是生产、制造、出口，两头在外，而发达国家承担的是研发、销售和服务，从而表现在出口阶段的贸易摩擦必然集中在中国。我们有理由指出，限制中国产品出口是与全球化下的国际产业布局相背离的，各国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中国盈利，而中国一个国家及其货币却要承担政策调整全部压力的体制与机制是不合理的。面对这一情况，中国的基本战略只能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争取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平等地位。

 

四、综合国力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追求的开放指标

 

1、外资数量不是发展的成就。在对外资效益的评估上，首先需要明确一个价值标准，即外资数量是不是发展成就的直接指标或国力提升的指标。答案是否定的。外资数量的迅速增长无疑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就之一，不仅标志着中国更高的开放度，而且标志着GDP的增长。外资流入中国，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认同，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认同，对中国投资环境和市场前景的认同，它表明国际资本更加肯定在中国经营的赢利性，但是它并不是中国发展成就或国力提升的直接标志。在合理的外资体制与政策下，中资与外资可能有较合理的利益分配；但在不合理的体制与政策下，外资却可能更多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因而更不能把外资数量作为发展成就的标志。这一点也与中国开放的阶段相联系。在打破封闭经济为首要任务的改革开放之初，外资本身就是改革与开放的成果。然而在制度的封闭障碍已经被打破的今天，外资效益却不是外资的数量本身所能说明的了。

 

2、外商独资企业不是中国国力的组成部分。外商独资企业是否中国国力的一部分，在分析中国综合国力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相区别，不仅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且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从经济的空间存量上讲，这一区分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从全球经济增长发展上看，这一区分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开放效益评估这一主题本身就是关于本国国民在开放中的收益问题，这一主体规定决定了必须将企业和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加以明确，否则就离开了这一主题的规定。外资对国民福利的贡献是通过税收（当然还有就业、技术外溢、对竞争机制的促进等）实现的，但是“国力”作为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在地理意义上国家的产出，另一种是在要素所有权意义上的产出。很明显，前者是GDP，后者是GNP。目前更通行使用GDP使人们忽略了后一种意义上的产出。事实上，只有后一种意义上的产出才是一国国民能够支配和享用的财富，才有福利的意义。与GDP相比，GNP更直接反映了一国生产要素的财富创造能力，更直接体现国民福利的增长。在发达国家，GDP与GNP比较接近，因此用GDP而不是GNP看中国国力，其中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对中国国力与财富创造能力的严重高估。本国要素的收益是本国国民福利的直接体现，而外国要素的收益则是外国国民福利的体现，即使这些要素存在于本国甚至其将收益进行再投资也没有改变其国民属性，因而也不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这一分析不在于把外资看作异已力量在观念上排斥，也不在于因为外资可以随时撤走（内资也可能流出），而在于从福利经济学意义上明确国民财富与国民福利的真实性。

 

3、财富积累与相对国力。从数量方面看，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国民财富积累和综合国力提升的相对速度问题。对外开放的效益是相对的，当我们取得了发展与增长的同时，外国资本也获得了收益；当我们解决了就业和温饱时，外国资本获得了财富的积累。无数微观例子和宏观的分析都证明，投资国比东道国获得了更多的财富积累，穷国在发展，但是在与富国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实现的。服务业的国际投资特别是专业服务和现代服务的全球化，包含着显著的财富积累差距的扩大。专业服务和现代服务是以智力为基础的产业，是高增值的产业，也是以发达市场经济规则为基础的产业，在这一领域中发达国家拥有显著的优势，这一领域的全球化意味着发达国家更大的专业服务市场，从而更快的财富积累，意味着发达国家靠脑力劳动，发展中国家靠体力劳动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强化，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富增长速度确实很快，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因为体制改革释放的潜在生产力和闲置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过程外，财富的增长一部分来自于不流通要素的流通（对外土地批租），一部分来自于严重压低新增劳动力的收入（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从国外流入的生产要素有激活国内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但其本身及其所创造的财富的外商国民属性并没有变化。

 

4、开放型体制中的国家安全问题。要从国家经济安全高度解决对外开放中的体制与结构性问题。必须高度关注中国各地区发展中的恶性竞争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在区域发展竞争中各地关注的是本地的发展，更多是数量型增长和就业问题的缓解，而难以关注国家整体结构问题，或者只是名义上引进了较高等级的产业，而实际上因其外商独资而中国仍然只有廉价劳动力得到利用的意义。因此，必须高度警惕高速发展下掩盖着的国家安全问题。在这里，国家安全问题的特点表现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贫困化增长”，即外资总量发展、GDP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进步，但同时国民所获得的利益却十分有限，相对于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发达国家快速财富积累而言中国的增长中隐含着相对贫困化，土地、劳动力和资源的粗放式投入下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和相对贫困化的。同时，由于各级地方政府没有关注国家整体产业结构进步与安全的职能和能力，而地方政府又是引进外资的主体，且在引进外资中忽视质量，使国家在整体上处于严峻的产业安全风险之中。国家对外承诺的开放底线被打破，时间表被推前，地方政府追求的外资数量正在积累着国家整体上的结构风险。

 

5、全面创新发展的指标导向。在指出了现行指标的不利性以后，关键的问题是建立合理的涉外经济发展指标。从最基本的层次上讲，中国不能简单直接运用现行数量指标，特别是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运用封闭型经济的统计数量指标。建立新的指标体系的原则是：坚决排除不具有实际国民福利与增长发展意义的指标（如外资数量），准确分离因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指标变异（如GDP），采用更加真实体现国民福利提高的新指标体系（如外资企业的税收，外贸的增加值）。

 

6、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进行系统的政策调整。开放为了发展，因此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需要统筹，把二者统一到更有利于发展的目标上来。对外开放要为国民经济的结构进步服务。要系统进行政策调整，把外贸外资的数量导向转变为发展导向。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调整引进外资的政策导向，使新的发展阶段上外资作用更加清晰。要强化利用外资中的合资形式，以更好获得技术溢出和知识产权。要更多以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的力量吸引跨国投资，并消除竞争性地引进外资导致利益流失的体制根源。要以产业倾斜政策逐步超越外资优惠政策作为发展的导向，使外资与内资共同服务于产业结构升级。要逐步解决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问题，创造内资与外资的公平竞争局面。要以地区差别政策进行外资导向，使外资服务于内地发展和缩小地区差别。要以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配合开放战略的升级，消除不灵活的汇率制度对外贸与外资效益的影响。要加快实施反垄断战略：尽快出台反垄断法，以防止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要改变低工资——低汇率——低利益“三低”恶性循环的开放格局，通过严格控制最低工资限制廉价竞争。限制跨国公司压低中国劳动力价格各种政策调整的核心是从数量导向转变为发展导向，即以国内发展战略目标引导外贸外资发展，而不再是以外贸外资本身的数量目标引导其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