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国际地位报告》导论
导论关注中国：
国力持续增强影响世界进程
在综合国力继续增强中，2004年的中国又以一系列新的亮点吸引了世界的眼球。科学发展观从系统认识到全面实践，宏观调控从有力推进到取得成效，多层次合作从周边走向全球。从内政到外交，从经济到政治，中国在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中稳步地向前迈进。2004年的种种现象不断地证明着一个事实：20世纪末国人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今天世人也开始认识到：“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在这里，对称的相互依存并不是简单的同义反复，其中所隐含着的历史性转折也许要在未来的多少年以后才会被人们真正地感受到。
一、对中国道路的评价与对中国趋势的关注
2004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拍•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撰写的一份题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研究报告。
“北京共识”，这一由国际学者提出的新概念与此前国际媒体热炒的“中国模式”一起，拉开了对中国发展道路与成功经验全面审视的新主题。
“北京共识”的核心并不在于“共识”，而在于“北京”这个中国的象征。由于“华盛顿共识”，“共识”似乎成为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应走的惟一正确的发展道路。然而，中国并没有走这样的一条道路，因此这并非是世界主流经济学们的共识。雷默所要说的，正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也同样提出了这一发展道路能否像华盛顿共识那样为人们所思考，探究其真谛。中国的发展道路，一个尚无共识的发展道路，被称为“共识”，雷默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中国的道路是否具有普适性？能否成为新的“共识”？对中国人来说，不仅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惟一正确的原则，而且成功的实践也证明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从来就不相信不同的国家可以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更不会期望其他国家模仿中国的发展道路。然而，否认模仿样板不等于排斥吸取经验，中国正是在借鉴各国的发展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没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以照抄照搬的样板，但中国在摆脱贫困道路上所作的成功探索却是为世界各国所羡慕的，从而对今天世界诸多仍然在探索中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可以相信，“北京共识”的作者想说的也正是这一点。如何评估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它的国际意义是什么，中国的发展正在对世界历史产生着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北京共识”的作者向我们提出的新的理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外许多人把中国的成功主要归结于经济发展的时候，“北京共识”的作者却从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研究了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提出还不到一年，它还没有掀起理论的波澜，更没有搅动整个世界。然而，中国发展道路的“秘诀”却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不能回避的重大主题。
值得中国人思考的还有更深一层次的问题。作为一个外国学者，雷默对中国道路的认定是“锐意创新和试验”，是如何“在一个复杂、纷乱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然而在中国国内，却有人总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模式来检验中国。在中国取得不可否认的发展成就后，这种理论的浅薄性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区别不是理论上的，甚至也不是发展模式上的，而是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否和如何与自己的国情相结合，是否从现实的世界出发。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也许有理由说，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不只是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发展问题，而且是其中所提供的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的经验。
宏观调控是2004年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宏观调控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走势。在这场似乎纯粹属于中国国内经济的变动中，世界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比重有多大，而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成长最快的商品购买者和资本吸收者，中国的发展每一天都牵动着世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早已是今非昔比了。世界的关注也再一次证明，中国对世界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发展越好，世界的机遇越多。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03年增长9.5%，达到136515亿元。农业生产出现重要转机，世界最为关注的粮食生产增长9. o yo，扭转了1999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工业生产实现了平稳和较快增长，企业效益继续改善。工业增加值增长11. 5％。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11342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元，增长了38. 1 0 o 0 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2003年增长25. 8％，增速比2003年回落了1.9个百分点。一系列数据证明，宏观调控及时、正确而有效，避免了局部性问题转变成全局性问题，避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宏观调控告诉世界的是，中国这一辆经济特快列车将继续保持令各国羡慕的高速，而且这种高速是可以持续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人们曾经看到，由于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但稳定了本身的发展，而且稳定了整个亚洲经济。2004年世界又一次看到，中国经济防止了“硬着陆”，亚洲和世界经济避免了一场震荡。世界上开始有人把中国与美国并列，称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这可能夸大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是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不断扩大的速度来看，这个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2004年，中国改革开放启动的经济高速列车走过了1/4个世纪。正当世界各国为中国的增长而惊讶的时候，中国自己却比任何人都更加清醒。高速并不意味着成就，更不意味着可持续。中国从不要速度到要速度，今天又从高速度到审视速度。中国已经更加成熟、更加理性。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发展的理性的集中体现。与宏观调控一样，人们更多地会把这看做是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思路的调整。然而，与“北京共识”一样，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进行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也正是“北京共识”的内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又在一个新的问题上为世界落后国家快速发展道路进行着探索。更进一步说，科学发展观也是一种对世界负责的发展观。这是因为，当中国以大量资源消耗甚至以环境破坏为代价进行着高速发展的时候，世界整体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在这个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一个国家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也将损害世界的发展，何况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相信，若干年以后，世界看到的将不仅是中国在科学发展观下的持续发展，而且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之间更加和谐。中国正在以发展观的提升推动着世界的共赢。
中国并没有摆脱落后，一部分地区甚至还没有摆脱贫困。对于一个仍然有着严峻发展难题的国家来说，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不容易的。世界上多少国家在发展的初期背离了这一准则。就人自身就是发展的目标而言，中国对人的发展的认识比其他国家更早。中国追求和谐的发展，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发展观不仅体现了发展理念合乎世界的潮流，也体现了发展道路对人类自身发展的贡献。
2004年，中国外贸继续快速发展。全年进出口总额11547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5.7%。其中，出口5934亿美元，增长35.4%；进口5614亿美元，增长36.0纬。全年贸易顺差320亿美元，比2003年扩大65亿美元。数字再次证明着一个多年来的结论：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日益提升。重要的是，2004中国外贸的变化不只是数量上的，还包括结构上的变化，尽管这种结构变化难以用数字来体现。外贸的发展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重要的还不在这一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不只是其贸易量所能反映的。随着2004年的过去，2005年的到来，中国加人WTO已经完成了3个年头。虽然过渡期还未结束，但中国加人WTO的大部分承诺已经完成。中国加人WTO 3年，履行承诺，尊重国际规则受到了这个组织成员的普遍认可，中国市场开放的程度已大大提高。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中国成为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的第一步。在这个组织中运用规则保护自己，参与规则制定以影响世界，更是一个大国所起作用的体现。
争取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是2004年中国与WTO成员间关系发展上的一件大事。到2004年年底，已有37个WTO成员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中国已经基本上符合了WTO所要求的市场经济标准，尽管在一些方面的改革仍然有待深化。非市场经济地位影响着中国在这一组织中以一个公平的成员地位参与国际竞争，解决贸易摩擦。因此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在这一组织中获得公平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在贸易大国道路上继续顺利发展的需要。2004年，一批WTO成员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在取得这一组织中公平成员地位上实现了新的进步。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由于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迅速提升，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依然企图采用种种贸易保护措施以维护自身利益，这是今天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仍然没有真正解决的核心所在。
2004年是内地与香港、澳门实施CEPA的第一年。CEPA作为内地对港澳开放市场的特殊安排，首先是中央政府对港澳发展的特殊支持。然而，港澳经济保持繁荣稳定的意义绝非只是两个城市，而且还是“一国两制”方针成功的标志，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不可低估。港澳地区在内地改革开放后得到的迅速发展，其经济功能与内地发展高度密切，增强与内地的联系不仅是两个地区发展的要求，而且是内地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因此，CEPA的实施是一个国家战略，一个增强整个中国国家竞争力的战略。
CEPA是在中国成为WTO成员后起动规划，并在中国履行加人WTO承诺的第三年开始实施的。2001年年末，大陆和台湾先后成为WTO成员，加上先前已是这一组织成员的香港、澳门，中国形成了在WTO中“一国四席”的格局。两岸四方建立一体化关系是WTO协议所允许的“一体化例外”。重要的是，这种一体化意义上的更高水平的合作对于祖国统一和整个中国国力的增强有着极为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未来我们将会看到，CEPA正是这种四方一体化关系的一个发展阶段。
2004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继续存在，只是改变了其部分内容与形式。面对市场压力、政治压力和政策压力，中国继续保持了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国明确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提出逐渐实行弹性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中国政府在货币汇率问题上继续显示了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的自主调控能力。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继续保持了稳定的运行状态和良好的开放局面。实践再一次证明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的正确性和可能性，也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经济经受复杂的国际经济变动考验的能力。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世界经济的历史与现实一再告诉人们汇率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力。在实践中，中国证明其所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符合现实国情的。中国的汇率制度也是一个对中国自己慎重、对国际社会负责的制度。1997年，人民币在贬值压力下没有贬，新世纪以来，人民币又在升值压力下没有升，对外开放一再向中国提出重大挑战，中国经受住了考验。政策决策成功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在稳定发展轨道上的持续能力，是中国在开放条件与保持自主发展的巨大潜力。汇率只是一个数字，汇率的变与不变并不直接表现着国力，然而，国家的持续稳定增长却反过来证明着汇率与国家实力的关系。
中国以国家外汇储备6099亿美元，全年增加2067亿美元的纪录告别了2004年。20世纪80年代显然还在人们的记忆中，当中国外汇严重短缺的时候，我们曾多么羡慕日本，巨额的外汇储备是日本国际竞争力的一个缩影。短短20多年，中国从一个外汇短缺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担忧外汇储备太多的国家。变革是历史性的。然而，中国也开始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巨额外汇储备，如何对待由此引起的更多的国家宏观调控问题。在外汇储备问题上处境与主题的变化，正是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又一个侧面。
当世界为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而欢呼的时候，中国自己却必须保持清醒。2004年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事件之一就是石油价格的高涨，这对于严重依赖于石油进口的中国来说，不能不说是又一次敲响了警钟。昂贵石油时代的开始曾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整个发达世界的经济滞涨，由此引发的变化是历史性的。对于中国来说，问题还不在于石油对整个价格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石油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和战略意义，由于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初期增长方式，由于中国石油的来源主要在中东，由于石油在世界政治中的特殊地位，等等，都要求我们从石油价格中联想国家的石油安全、能源安全，乃至整个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来说，有必要为石油而“警钟长鸣”。依据同样的逻辑，中国也必须为资源的短缺和粮食问题而警钟长鸣。
2004年5月1日，波兰等10个国家正式加人欧盟，欧盟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5个。扩大后的欧盟增加到4.5亿人口，400万平方公里，96130亿欧元经济总量和18461亿欧元国际贸易。扩大后的欧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区域经济体和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是实施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一年，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开始步人新的历史阶段。无论是从经济贸易投资还是从国际政治格局上来说，中国与欧盟关系的扩展与深化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频繁的高层访问和经济文化交流既在欧盟掀起了“中国热”，也在中国掀起了“欧盟热”。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曾经把中国等亚洲国家称为“远东”，而今天，东方的中国对欧洲不再遥远，更不再是世界的边缘。全方位的战略合作是超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这既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多极化的需要。中国与欧盟关系的发展，不只是又一个“双边”成果，而且还是中国在全球多极化格局战略中一个成果。
二、中国外交战略的新框架和软力量的构建
2004年是亚洲地区合作继续向前推进的一年。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不是战争引起的地缘政治突变，也没有像苏东剧变那样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也不同于以制度建设著称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这是处于量变过程中的质变前奏。
亚洲地区合作进程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逻辑。亚洲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遗产为世界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增长潜力。21世纪的亚洲（这里主要是指东亚）具备崛起的机遇和条件。从产业结构上看，东亚经济正在形成相互依存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原有以日本为领头雁、四小龙、东盟、中国尾随其后的“雁行模式”正在转变为中国、东盟、韩国、日本相互推动的“四引擎模式”。绝对的垂直分工越来越转化为相对的水平分工。从市场一体化进程来看，东亚正在形成越来越紧密的自由贸易体系。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早已超过任何跨地区贸易。东盟-中国的“10+1”贸易协定将推动整个东亚 走向自由市场。今后20年东亚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增长率最高的区域市场。从共同利益来看，东亚国家之间的多边和双边利益越来越扩展。其中突出表现在共同抗击危机、共同承受风险上。1997年金融危机和2003年的SARS疫情，证明东亚地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面对各种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使东亚国家必须休戚与共、同舟共济。从地区合作机制的发展趋势来看，各种政府间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磋商机制和论坛，正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从金融货币合作到国际安全互信，都有一系列合 作方式，将朝着长期稳定的超国家机制方向发展。从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共存来看，东亚国家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就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在新的共同利益驱动下，文化和制度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正在构成亚洲软力量的新基础和新来源。存在于东亚各国人民之中的凝聚力、亲和力正在与日俱增。亚洲经济文化的多样性使她的崛起具有特别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在这个背景下来认识中国的“以邻为善”政策，对于保持亚洲的繁荣与和平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崛起是亚洲崛起的组成部分。从中国的外交战略布局来看，周边是首要。因为大国关系主要集中在周边，如中美、中日、中俄、中印关系等都在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重心也是在周边。处理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需要有一个展示中国多边外交的，舞台。因此，中国外交的四个支柱都是围绕着经营周边展开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国际环境的主要构成，保证周边的稳定才能赢得国家发展的良好空间。
中国对于朝鲜半岛局势稳定的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朝核问题本来可能有数种不确定的前景。在中国的参与和推动下，朝核问题不仅没有走向战争的极端反而创造了多边会谈协商解决的机制。本来美国把朝鲜作为伊拉克之后的下一个打击目标，东亚局势就可能出现严重危机和震荡。中国的参与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安全利益，也符合周边的朝、日、韩、美等国的利益。尽管2004年六边会谈没有出现重大突破，但是它对地区安全的稳定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六边会谈机制是最终促成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从近期看，避免了战争的可能性；从长远看，则是有利于东北亚的安全稳定，最终形成东北亚的安全机制。
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宗旨，2004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通过与地区、多边与双边的不同层面在众多领域成就显著，全面体现了“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这一当代中国外交战略。从我国的政治、经济、安全的战略利益出发，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外交这项基础性工作，将其作为当今中国构建全方位伙伴关系、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我们要顺应形势变化，对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战略和政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与完善，包括：正视发展中国家分化和变化现实，在第三世界外交中以具体性代替整体性，注意选择重点合作伙伴，以点带面；在开展经济交流与合时，要坚持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照顾彼此利益；充分估计在第三世界反“台独”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拉美和非洲的外交中有的放矢地加强反“台独”工作。
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亚洲市场的复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为亚洲的贸易自由化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前景。"10+1”和“10+3”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中国市场与亚洲经济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在2003年的基础上，2004年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继续迅速增长，东亚内部贸易大大超过亚洲对美贸易。2004年年初东亚国家担心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可能影响地区贸易增长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而且韩国、日本和东盟的对华贸易都获得巨额顺差。只有地区内部贸易的规模如此巨大，才会出现贸易自由化的吸引力和要求。2004年，中国带动全球贸易的增量部分达到18%，在东亚内部贸易的增量带动的比重可能更大。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核心内容。在1997年前后，这种中国带动亚洲经济的能量还是难以想像的。
当世界在注视新兴大国的“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时，中国同印度的关系就更值得关注。在2003年的基础上，中印两国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加强。经济上，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市场具有无限潜力，两国23亿人口占世界一半。在信息产业上，中国的硬件制造和印度的软件制造可以优势互补。加上双方的人力资源优势，中印的经贸合作从一般商品到IT信息产业都有很大空间。中印在安全上和经济上形成共同利益。这种变化对南亚地区稳定也是有益的。中印和解可以促进印巴之间从冲突到和解的脚步。最近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缓和姿态是南亚和平的重要象征，对于中国西部环境的稳定也有重大的积极影响。
在其他方面也有值得注意的积极变化。如中日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趋势。日本在经济上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不断加深，在政治上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在2005年，中日关系将在进一步互动中前进。中日关系的稳定与改善对于亚洲地区合作机制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软力量增长是近年来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日益成为衡量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指标。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等传统“硬力量”的增长往往与“软力量”的增长并不完全同步。但从中国的实践看，以经济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为基础的软力量增长速度正在打破这一传统的思维定势，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投射能力显示出了与经济实力同步增长的良好态势。尤其是中共十六大后新的领导集体执政以来，中国在继续推动经济建设的同时，从软国力增长视野展开的制度建构、文化创新、科教兴国正在为中国新一轮的持续发展和在世界上的和平发展注人新的内在动力，一个以“硬力量”和“软力量”增长有机结合、以软力量发展为重心的和平发展新模式已经初具雏形。
上述发展趋势证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有利于亚洲地区合作进程，中国发展应当成为亚洲国家共同发展的动力，亚洲国家的合作最终有利于中国的和平统一与和平发展。这是21世纪世界力量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分离主义运动是一个影响中国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障碍。2004年，两岸关系形势空前严峻，台海局势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之一。陈水扁以及民进党当局明显加快了制造分裂的步伐，并利用“台湾大选”之机不断升高对大陆的挑衅，并列出了“公投、制宪、正名”的“台独时间表”，利用中国大陆在发展战略期中不愿诉诸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心理，企图把台湾从中国永久分割出去。台湾当局的所作所为进一步加剧了两岸关系的紧张，严重威胁着台海和平与亚太地区的稳定。中国政府为此加大遏制“台独”的力度，在政治、法律、军事、外交和两岸民间全方位捍卫“一个中国”格局，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在台湾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意识到“台独”的危险性，反对“台独”成为维护地区安全与和平的必要条件。在2004年，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宜示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
三、探索对外开放的更高效益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发展战略在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进步。从中国的国际地位上看，也要求我们以新的开放理念探索对外开放新的模式，从而在更高的意义上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1．更新开放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新开放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历史性进步，意味着发展更加理性，更加注重实效，更加注重社会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包含着改革开放发展问题的全局和各个方面。开放观的提升、开放目标的再思考、开放道路的再探索，是开放的理论与战略问题，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现实要求。具体说就是开放服务于什么样的发展目标、推动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解决什么样的发展问题。由于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新阶段发展目标的重新定位，开放的理论和战略也同样需要重新定位。
所谓新开放观，就是要从对外开放与发展的成就与现实出发，探索更高阶段开放和更高效益开放的新的理念。如果说现行开放观在于怎样突破旧体制、旧观念、旧束缚以实现更大开放的话，那么新开放观则在于解决在开放中如何提高效益的问题；如果说现行开放观在于如何运用政策激励更多出口和更多吸收外资的话，那么新开放观则在于探索以战略和体制的优化实现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可以说，现行开放观是注重数量的粗放型开放观，而新开放观则要求注重效益的集约型开放观。
根据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外开放必然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在我国利用外资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外资企业严重侵犯了我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包括超时加班、恶劣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在企业中不建立工会等。有些外资本身就是为了要转移低级落后的产业才来到中国，加上要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上尽可能更多地获利，合法乃至不合法地在中国生产经营，完全不顾中国劳动者的全面发展问题。从国内原因看，在激励性外资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外资数量目标导向下，一些政府管理部门也忽略了对我国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职责。这些现象必须改变。
对外开放也有全面协调发展的问题。目前我国已经进人了全面开放的阶段，不仅在WTO承诺中各种市场准入的地区差别安排将在未来一二年中全部结束，而且各种政策优惠也基本上没有区域差异。但是与沿海相比，内地的吸收外资环境仍然较差，基础设施不足，社会与经济管理的机制效率更不能适应扩大开放的需要。如果不能解决对外开放环境上的差异，那么沿海与内地在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就还会继续扩大，从而进一步加剧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今天中国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许多方面与开放模式相联系。由于发展水平低下，在国际产业结构大转移的浪潮中中国被动地接受了大量能源、资源高消耗型和环境损害型的落后产业。在以解决就业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下，难免做出这样的选择。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本身就是为了扔掉包袱才来投资的，中国实现了目前的发展，也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制造了障碍。当中国为世界产业重新布局打开国门，为新的国际分工承担最困难角色的时候，国际社会又提出了环境保护的更高要求。当然环境保护也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说得更明确一点，中国目前产业结构所体现出来的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既是发展战略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面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后果。在开放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一般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正在出现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可持续性。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出发，特别是由于中国庞大的劳动力队伍不断地进人出口主导的传统产业之中，国际市场已经无法承受巨大的供给压力，中国已经发展起来的地区不可能持续扩大、未发展起来的地区不可能模仿、继承走这种发展道路。劳动力密集型发展战略已经进人了瓶颈，明显表现出这种开放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2．提升对外开放效益是发展战略新的主题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问题已经提出多年，但是，由于现行开放模式与格局的体制与机制根源，我们迄今仍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突破。实现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必须认识到以下几点：
(1)中国发展阶段与发展瓶颈的变化
根据发展经济学原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在于消除一国发展中资本与外汇两个缺口，中国对外开放初期的目的也在于此。中国劳动力十分充裕，自然资源也大量得不到开采，核心间题是缺乏资本。25年来数千亿美元的外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资本短缺的状态，持续的高增长和高储蓄率已经在银行系统积累了巨额资金，加上高速增长的出口大大提高了国家的外汇储备，从国家整体上说，目前无论是资本供给总量还是外汇储备水平，都已经不再是发展的主要瓶颈。
<2）开放激励型体系的效益损失
由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是一个开放激励型的政策体系，对外资与出口的优惠高于内资与国内销售，以至于从企业经营到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都更多偏向于出口与吸收外资。在投资体制不完善、国内市场需求不旺、国有企业制度改革滞后以及国内企业产品创新落后等多方面问题伴随下，这种对外部市场和资金偏向型的发展格局也就更明显了。各地都把扩大出口和吸收外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重点。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发展导向型的经济体制强化了各级政府的经济职能，也相应强化了地方政府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强化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开放激励性。
政策激励型的开放模式隐含着国民利益的损失。这是因为，政策激励总是意味着要素扭曲的形成，受到激励的经济主体和地区有更大的空间降低个别成本，有更多机会吸收社会资源，事实上这是在提高社会成本的基础上实现的。扭曲意味着国民利益的减少。在开放激励型体制中，引资几乎本身就成了目的，而不是它的技术含量或经济效益；完全落后的、基本不创造就业或税收的，甚至需要地方政府付出各种代价的项目不断地进来。项目就是目标，引进了什么却不再重要。同时，在庞大出口能力的背后，是单纯的价格竞争手段和很低的出口效益。出口在更多意义上是创造就业的方式，而赢利的效益目标则因为过于激烈的相互竞争而已经无法实现。
(3)开放模式导致与世界的摩擦
数量型的发展理念不仅加剧了开放的粗放性，而且导致了中国发展道路与世界的摩擦和国际社会的担忧。大量引进外资在客观上形成了与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国际资金竞争关系，在现象上使一些国家感到中国的发展对他们不利。对出口数量指标的追求导致了各地、各企业之间的廉价竞争，不仅国家利益流失，而且还导致一些国家对我 国的反倾销，贸易争端大量由我国的廉价竞争策略而引起。与外部世界的摩擦是与粗放型的开放模式密切相关的。
(4）开放模式要实现从特殊政策向制度规范的转型
政策优惠已经成为各地一切发展与开放问题的最主要手段，通过各种形式的政府减税让利、低价土地，使企业获得比在其他地区更有利的发展条件，给予企业市场准人方面的特别许可等等特殊的政策安排是促进开放的基本动力机制。无数事实证明，随着开放水平的提高，以这种特殊的政策安排作为动力机制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特别是在加人WTO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进人了全面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的阶段。中国正在发生的转变是特殊政策向统一政策的转变，从政策激励向制度规范的转变。实现这样的转变，需要对开放有一个根本性的理念上的调整。
(5)传统的出口导向战略需要升级
在理论上，出口导向型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战略的基点，出口拉动增长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认识，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要求我们对此做出新的评估。经济全球化使国际投资高度发展，出口可能只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特别是来料加工性质的出口更是只解决部分就业问题而几乎不具有产业链的作用。因此，出口的大发展并不意味着出口引导国民经济的整体进步，经济发展更多地来源于跨国公司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在国民经济的整体效应方面并不像出口发展的规模与速度所显示的那样高。这就是说，出口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工业化、现代化正在推进的表现，而可能只是意味着本国被纳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的表现。以要素流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探索同样以反映要素流动为基础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必然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出口导向。
(6）对外开放要为全面小康目标服务
国内发展目标的进步也提出了树立新开放观的要求。在三步走的战略上，中国完成了前两步，实现了总体小康。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再到中等发达，更高的战略目标要求的社会经济进步的内容是不同的，从而与过去25年已经实现的目标不同。全面小康所包含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各个目标都与开放的模式及其所带来的正负效应相关，扩大其正面效应有助于加速小康目标的实现，不能有效地消除负效应则会阻碍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必须认识到，实现富裕的战略与解决温饱的战略是不同的，社会发展的目标、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与摆脱贫困目标所需要的战略是不同的，开放模式必然需要根据这些目标的差别进行调整。
3．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建设经济强国的内在要求
中国建设经济强国必须包括国家的经济安全战略。 国家经济安全不是一个新问题。1997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这一问题受到普遍的关注。但在当时看来，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更多是指一国如何防范短期冲击引发经济大幅度波动，如何防范国民财富突然大量流失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经济安全既包括短期冲击，也包括长期形成的一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正是后者，会使一国经济更加脆弱、更加受其他国家支配，从而更加处于利益持续流失的不安全境地。
从结构方面看，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民经济结构是否会陷人长期无法改变的落后状态，国际分工地位是否会陷人长期难以提升的不利处境。由于对外开放与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参与度深化了。尽管产业结构相对于封闭条件下有了显著的进步，但在世界经济整体中仍然处于低水平地位。尤其是由于跨国公司的投资，一批先进产业在本国发展起来，使人们不容易看到本国（劳动力和资本）在国际分工中的实际地位，看不清由本国资本、本国技术主导和控制的产业水平，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国家中本国的产业水平大大低于该国经济的实际产出情况。对大量引进外资的国家来说，一些先进产业的存在只是作为跨国公司的加工工场，实际上不论是出口还是生产的结构都不能反映本国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地位。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先进的产业是由外国资本、外国技术控制的，人们必须警觉其中包含着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和国家实力上的地位更加重要。过去在主要以贸易为联系的国际分工中，人们较容易看清楚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从而有较高的警惕性和发展技术的强烈愿望。在以国际投资和跨国生产为联系的国际分工中，人们会误把跨国公司技术控制下的生产看做是本国产业结构的进步和技术进步，从而忽略了其中正在扩大着的技术差距，忽略外资技术控制的风险。这种风险正在开放中不断积累着。在生产跨国化的今天，进出口贸易及其产品结构事实上并不是一国产业结构的真实反映，而在很大比重上只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的表现。近一二十年来，国际产业实现了大转移，这种转移是一个历史机遇，中国抓住了这一机遇得以发展起来。同时，它也必然是一种阶段性的变革，一次转移所带来的国际产业分布格局将延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因而一国在这种重新布局中所形成了分工地位将延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从而也就潜伏着一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历史性风险。
从数量方面看，国家经济安全是各国国民财富积累和综合国力提升的相对速度问题。对外开放的效益是相对的，当我们取得了发展与增长的同时，外国资本也获得了收益；当我们解决了就业和温饱时，外国资本获得了财富的积累。无数微观例子和宏观的分析都证明，投资国比东道国获得了更多的财富积累，穷国在发展，但是在与富国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实现的。服务业的国际投资特别是专业服务和现代服务的全球化，包含着显著的财富积累差距的扩大。专业服务和现代服务是以智力为基础的产业，是高增值的产业，也是以发达市场经济规则为基础的产业，在这一领域中发达国家拥有显著的优势，这一领域的全球化意味着发达国家有着更大的专业服务市场，可以更快地积累财富，意味着发达国家靠脑力劳动，发展中国家靠体力劳动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强化，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贸易利益的分配曾经是一大难题，不但在理论上难以有一个清晰的答案，而且在实践上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情感，落后的民族国家为开放的，相对不利性甚至宁可不进行贸易而强调独立发展。今天，这种偏激的战略选择已经没有，市场了，但是经济全球化事实上只是使国家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更隐蔽、更复杂、更长期化，从而更无法单从商品贸易的价格比来说明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就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新开放观的任务在于积极地对外开放，在更有效益的对外开放中探索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这正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战略的需要。
4．提高对外开放效益的几个战略主题
树立新开放观是一个在实践中提出的战略性问题，因而它必然包含着一系列现实的战略主题。以新开放观推进我国的对外开放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消除损害对外开放效益的国内体制性根源
由于出口增长率、外资项目数和资金数等指标是各地开放成就的核心指标，由于这些指标也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可以创造产值和就业，而我们也还没有更好的指标来集中体现开放成就，致使今天我们被这些指标主导着整个开放进程，在反映开放成果的同时掩盖了损失。改变这种局面既涉及对各级政府开放成就的评价体系，也涉及经济发展的目标体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竞争性发展模式。历史性的战略大转变使各级政府建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体系，分权式的改革又使地方利益和更好的发展条件与发展成就相挂钩。地方政府发展导向是我国的体制优势，同时也形成了各地经济发展的相互竞争关系。在开放条件下，这种经济体制上的问题与以上政绩观上的问题相结合，就导致了对外竞争和国民经济利益流失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说，中国目标开放模式的不利一面，既有发展阶段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体制上的原因，过于强大的政府经济发展职能正是这一体制原因。减少开放中的不利性需要从消除这一体制弊端人手，但同时又不能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优势。
（2)实现如何用好劳动力富裕优势的战略性升级
劳动力富裕是我国的最大优势，然而也正是劳动力富裕到了几近无限供给，就业成为我国发展战略中的头等大事，导致了我国在与跨国公司谈判中的弱势地位以及今天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不利经济结构。在劳动力富裕条件下的战略转变包括两个基本点，一是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多元性，二是高层次人力资源的开发。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却也是一个被忽视了的战略基点。在沿海地区已经实现了初步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应当单一地强调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而应当采用在一个国家各地区间不同层次的发展战略，即在沿海地区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战略提升，而在内地启动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既能实现东西战略的互补，又有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还会减少劳动力向东部转移的规模，从而减少东部的劳动力供给从而为结构升级创造条件。因此要通过鼓励内资与外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的转移实现发展格局的调整。国家特别是沿海地区应当致力于高层次人力资源的开发，通过发展现代高新技术产业、信息服务业等高就业、高附加值产业，实现劳动力富裕条件下的新型发展模式。要通过改变劳动力的供给状况改变劳动力的低价格状况，从而使我国经济走出“低工资—低价格—低收益—低工资”的怪圈。
(3)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多利用国内市场和资金，既是和平发展道路的要求，也是提高对外开放效益的要求。开放为了发展，因此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需要统筹，把二者统一到更有利于发展的目标上来。应当看到，持续积累的、庞大的资本存量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也吸收了中国增长的一大部分成果。从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上讲，我们必须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技术进步的贡献和对财政收人的贡献等来衡量外资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把外资项目数和金额数看做是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更多利用好国内市场、资金和资源要求我们克服制度和政策障碍。国内市场的开发广泛涉及宏观经济政策、收人分配结构等问题；国内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的原因是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由于国内资金不能通过有效的金融市场转变为投资，使外资企业可能利用优惠的政策、较好的项目和国际市场网络等在中国迅速发展，进而对国内资本形成挤出效应。在出口增长率多年高水平、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的条件下，我们已经有条件在开发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间进行调整，既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又实现国内市场对国民经济的更大拉动力。作为一个大国，更大地发展国内地区间分工与贸易，不但能够促进发展的平衡，而且可以防止过度对外竞争造成的利益对外流失。在按要素为基础的分工理论中，国际贸易与区际贸易原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4)对外开放为国民经济的结构进步服务
无论从产业结构看，还是从出口产品结构看，我国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我们不能为现象所迷惑。由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一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发展起来了，改变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落后面貌。但是，由于外资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占有主导地位，并在产品的核心技术上具有掌控地位，因此这些产业和产品发展的主要利益仍然属于外资，中国经济从这种产业结构的进步中获得的利益是有限的。当一大批现代产业发展起来时，中国合资方以及中国的合作企业却没有得到核心技术，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是有限的。要发展外资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不仅要看其出口比重、税收贡献等，而且要看其产业先进性、技术含量、产业关联度、资源与能源消耗等多个方面，只有当外资服务于国内整体经济发展战略时，其才意味着为国民经济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四、中国面对的国际关系新态势
世界在复杂多变中走人了2005年。在中国持续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进程中，有必要从整体上综合分析一下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关系新态势。认清当今国际关系中的这些重大问题是中国制定国际战略的基础。
2004年将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它不仅是一系列重大冲突的记录，而且是若干重要进程的开始。欧洲宪法的产生，其意义应当在欧元流通之上。在一定程度上，这部宪法改写着“国家”这个最重要的历史概念。阿拉法特逝世和萨达姆被抓，这两个人物从中东政治舞台上消失，标志着中东历史的一个时代结束。由此产生的中东权力真空可能在较长的时期内难以填补。美国在总统大选中暴露出来的外交政策深刻分歧，美国与其欧洲盟国越来越难以弥补的裂痕，反映着新帝国的霸权面临着难以解脱的结构性困境。同“中国崛起”并行发展的亚洲地区合作进程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给纷乱的世界秩序带来新的稳定因素。以石油价格暴涨和美元一欧元汇率消长为特征的世界市场要素重组，对各国的未来发展产生着不可低估的长远影响。仅仅这些事件，就足以把2004年定格在历史长镜头的聚焦之中。然而，我们还应当进一步透视这一年各种力量组合的复杂关系，以确定它们在未来世界中的力量对比和走向。
1．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矛盾与冲突的焦点
伊拉克战争进行了一年半以来，中东地区秩序陷人更深刻的混乱之中。其原因在于这里聚集着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而且是长时期难以消除甚至难以缓解的矛盾。其中包括国际恐怖主义与美国反恐战争之间的较量、大国之间的利益和主导权之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和防扩散、石油资源和石油市场价格的控制权、联合国等国际多边机制和美国单边主义之间对地区秩序的不同导向、阿拉伯一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一以色列人的民族冲突等等。冷战期间美苏争夺中东的阴影仍然与当前的中东各种矛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冷战结束后的第一场局部战争即海湾战争已经揭开了当前与今后中东长期冲突的盖子。"9.11”事件开启了美国反恐战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无限制较量，这是一场没有战场边界、没有宣战与停战、没有正规军事对手的“世界战争”。在可预见的未来（(5.10年），世界的战略家们都无法找到解决中东冲突的钥匙。这种矛盾的集中性和长期性决定了中东地区是21世纪上半叶世界冲突的焦点。
中东地区内的矛盾又分为两个焦点：一个是伊拉克，另一个是巴勒斯坦。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2004年伊拉克的战事发展趋势来看，当地反美武装抵抗运动同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结合是一个重要变化特征。什叶派武装同美军的抗衡不时地得到扎卡维领导的基地组织分支的配合；基地武装力量在费卢杰遭受围攻时也得到伊拉克其他城市武装力量的呼应。无论这种配合和呼应是否具有战略或战役的策划背景，国际恐怖主义在伊拉克形成了新的温床和环境。它与阿富汗不同的是，塔利班在当地已经难以得到民心支持，但是在伊拉克却有新的反美力量补充。萨达姆政权的主要人物大多已经落网，并没有改变当地反美武装力量的抵抗持久性，因为什叶派和基地分支组织，都不属于萨达姆政权的残余。相反，复兴党余部却与这些武装力量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加上来自巴勒斯坦、黎巴嫩和沙特的极端分子，使伊拉克的反美抵抗运动将长期处于半自发、半组织、半配合的状态。尽管美军可以像围攻费卢杰那样攻下若干中心城市，但是它不可能同时有效占领所有城镇。而且反美武装必然改变过于集中的抵抗方式，更加分散、更加灵活地采取“准恐怖打击”。这种状态同伊拉克本来就存在的宗教派别、民族纠葛结合起来，将形成国际化、恐怖主义化的内战。如果美国长期卷人这场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的重演并非危言耸听；如果美国下决心撤出伊拉克，则可能面临在伊拉克复活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在中东地区迅速蔓延的危险。这两种前景对于美国的反恐战略都具有致命的威胁。
除了伊拉克战争长期化、国际恐怖主义网络进一步扩散的危险以外，中东地区还存在着伊朗核问题的潜在冲突爆发点、阿拉法特以后的巴以冲突复杂化以及中东石油控制 权之争。伊朗本来就是美国定义的“邪恶轴心”国家之一，核扩散问题只是美国孤立、遏制、打击甚至颠覆伊朗的手段。伊朗在各方面都比伊拉克和阿富汗更具有抗衡美国的能力，使美国又很难下决心对它实施“先发制人”打击。伊朗利用美国的两难选择，主动与欧盟展开协调，既扩大了自己的外交空间，又使美欧难以共同对付伊朗。伊朗是美国反恐战争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它东连阿富汗，西接伊拉克。伊朗的反美政权不倒，美国的中东战略就难以成就。目前，阿富汗、伊拉克都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又有核扩散问题作为理由，实在是颠覆伊朗反美政权的机会。因此，美国在今后几年里将不断寻机搞垮伊朗。但是，一旦美国在军事上对伊朗采取行动，伊朗就会在东西两侧向阿富汗、伊拉克战场展开，而且伊朗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可能成为真实的威胁。这两种前景对美国的中东战略都是困难的选择。其结果只能是美伊（朗）对峙的长期化。
为了防止阿拉法特之后的巴勒斯坦失控，成为中东反美极端势力的又一个大本营，美国将把中东和平计划的重点放在促使巴以和谈，在对美国有利的情况下建立巴勒斯坦国。但是，这个目标至少面临着两大障碍：一是巴勒斯坦内部的极端派哈马斯等难以放弃对以色列的恐怖打击；二是以色列内部的极右翼不愿意看到巴勒斯坦国家的建立。这两个极端势力的背后各自存在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支持。任何一方都把在巴以冲突中的进退视为对世界秩序的掌控或颠覆。因此，布什在第二任内企图实现后阿拉法特的巴以和平“路线图”，可以说是“天真的愿望”。
因此，美国难以从中东抽身已经成为定局，中东将成为美国长期的战略问题。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摧毁国际恐怖主义的网络和基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扩散；而且要对反美的“无赖国家”进行“先发制人打击”和“政权更替”，对被占领的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还要兼顾其石油能源战略，确保石油价格的稳定供应，同时防止自己的对手控制中东石油。这三个战略目标的耗时、耗力将旷日持久，对美国全球战略的牵制是难以预测的。这已经迫使美国把它的海外驻军进行全球范围的重新部署，其总的走势是以印度洋和波斯湾为轴心，从欧洲向东靠拢、从东亚向西南移动，构筑从土耳其一以色列一伊拉克到阿富汗的战略走廊。“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力量配置也不得不收缩为“打赢一场重大战争”。这样一种大调整恰恰证明，美国在中东投放主要力量将是长期的而不是权宜之计。
2．西方盟国体系的裂痕将继续加深
在国际关系史上，美欧关系历来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一直是“西方概念”的，核心部分。但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与欧洲的矛盾公开化了。2004年这个矛盾并没，有消除，反而呈现继续加深的趋势。产生这种趋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现在这些因素都有所强化而不是弱化。一年前，人们还在讨论“大西洋底的裂痕正在浮出水面”；现在，我们却要认真思考欧盟对美国的霸权和制度的挑战。
欧洲内部政治决定其外交政策难以与美保持一致。其中特别明显的就是欧洲各国的下层社会反美情绪形成对欧洲决策层的普遍持久压力，这种压力进而成为美欧关系疏远甚至紧张的重要原因。德国、法国领导人在伊拉克战争前后坚持不与美国合作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英国、意大利领导人虽然追随美国，成为“自愿者联盟”的重要伙伴，但是他们在国内政治中陷人空前孤立的境地。英国首相布莱尔公开表示，英国将不会参与美国的下一次战争行为。至于马德里爆炸事件根本上改变了西班牙的大选结果，可以说是国际恐怖主义“颠覆”亲美政权的“杰作”。上述现象在澳大利亚、波兰等国家都有类似的例证。在这次美国大选中，欧洲民意和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同美国国内的选情呈逆向行驶。这等于为今后4年美欧关系定下了基调，小布什或者坚持单边主义而与欧洲继续分道扬镰；或者回到多边主义而与欧洲伙伴尽释前嫌。这种欧洲内部政治决定欧美关系的走向看来还会继续下去。
欧美关系的裂痕能否修补，取决于美国决策层的新保守主义集团。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掌握美国决策权的是一批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无法适应新的全球政治环境，而且大大强化其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定式，实行单边主义甚至“新帝国主义”的战略取向。他们把不同意单边主义的欧洲盟国称为“老欧洲”，而把出于利己动机追随美国的原东欧国家称为“新欧洲”，在欧盟内部制造分化。五角大楼在调整欧洲部署时，既不考虑欧洲盟国的利益，也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使旧盟友身受“过河拆桥”之感。这就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同欧洲旧盟国的矛盾、同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矛盾、同国际舆论和人心向背的矛盾。本来“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巨大同情和支持，被美国决策层滥用得所剩无几。不可否认，美国借反恐战争之机，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地缘战略利益和市场利益。但是，这些利益是以欧盟伙伴的损失为代价的。同美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环境中领导优势的削弱相比、同它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失灵相比、同它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旧盟国中获得的认同度大幅下降相比，这种所得实在是小于所失。
在美国独往独来的情形下，欧盟加快了集体行动的步伐。2004年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出现了扩大和深化的两大突破。从扩大到25国成员，到达成《欧盟宪法》，标志着欧盟进人政治一体化的高级阶段。不论这部宪法的最终通过还要经过多少障碍，它的产生确实是人类政治史的一件大事。未来的欧盟将拥有自己的宪法、总统、外交部长和武装力量，超国家机器终于完整地建立起来了。在欧盟政治一体化的同时，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直线上升到130比100的历史高度。尽管对欧洲经济复苏稍有不利，但在政治上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何况在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欧元走高对欧洲的贸易整体平衡是有利的。一直游离于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英国，也开始靠近法国和德国，试图形成英、法、德轴心。
欧盟的成功不仅是对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挑战，而且是对“美国制度优越论”的挑战。它意味着多边主义的胜利，美国的单边主义将遇到真正的对手。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转变可能在21世纪上半叶得到实现，美国的“帝国战略”可能无法阻挡这个历史趋势。它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深远的。美国同俄罗斯的关系早已不是“蜜月伙伴”了，俄罗斯把法、德两国看做是牵制美国的战略伙伴。美国非常担心亚洲的地区合作机制，声称“不愿意看到在亚洲出现第二个欧盟”，甚至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国的走向也开始有所警惕，防止他们仿效欧洲盟国的离心倾向。
3．外交战略分歧导致美国国内认同危机
2004年美国大选的两党政治分歧突出表现在对外政策领域。尽管在伊拉克问题上，布什政府屡屡失策，但是并没有影响其总统连任。角逐白宫的美国总统选举终于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认输而落下帷幕。这着实让许多美国政治的观察家特别是欧洲的观察家们大跌眼镜。这场选举的结果并不重要，但是它可能引起的美国内外政策变化，以及它所反映的美国国内认同危机，却值得深人思考。
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是名副其实的“大选”。持续时间之长、参与范围之广、竞争之激烈、投人资源之多，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不仅仅是一次争夺人主白宫的总统选举，还包含着国会两院议席和部分州长的改选，可以说是美国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政治版图的重新划定、政治理念的重新确立。因为它关系到美国的走向，在某种意义上也关乎世界的走向，无怪乎世界政要和各国传媒会如此关注选举的结果。
许多评论家把这次选举看做是作为2000年选举的再版和重演。但是，二者只是“形似”而不是“神似”。因为从2000年到2004年之间，美国的国内经济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甚至2001年的经济衰退也不过是半年时间的“微调”，经济增长率很快就反弹到400左右。只要经济还在繁荣，挑战者就很难打倒在任的总统。因此，这次选举说到底不是关于国内政策的大辩论，却突出表现在对美国安全和外交问题的大辩论上。这4年中，美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变化”。谁能给美国带来安全，就能成为本次选举的赢家。小布什把自己扮演成“爱国英雄”，而克里却无法剥去布什的盔甲。尽管白宫在伊拉克战争中屡屡出错，克里却不能把共和党打得一败涂地。这证明民主党也不具备更彻底的战略思维，某种程度上也希望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绝对安全、绝对利益”，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揭露共和党特别是新保守主义的要害。吞吞吐吐、左盼右顾、欲进不得、欲退不能，这种尴尬境地当然不能战而胜之、取而代之。
美国现代史上的外交政策大辩论同党派政治转变相结合，是一种规律性现象。一次大战后威尔逊提出“国联”和“十四点和平计划”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结果被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打得落花流水。此后，民主党的改革力量被共和党保守派压制了整整一代人。二次大战期间，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外交和战后世界秩序大行其道，民主党的“福利国家纲领”也整整持续了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越战后的共和党政府实行全球的战略收缩，同时也推行经济上的“里根主义”，几乎颠覆了罗斯福新政以来的凯恩斯主义，民主党势力出现逆转。冷战结束后，美国两党在外交和安全战略上一直没有找到战略共识，政治上也处于僵持状态。在这次选举中，民主党本来可以借用外交安全政策辩论击败共和党，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准备，只能坐失良机。
从地域上看，民主党势力集中在东北部沿海和太平洋沿岸各州，这两个地域比较具有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外交传统，与欧洲和亚洲有着天然的联系，价值观倾向也比较自由开放。而共和党势力集中在南部和中部山区，这里具有孤立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崇尚美国的绝对利益和绝对安全，价值观也倾向于保守传统。而大湖区各州介于二者之间，这里曾经是民主党的传统势力范围，但是在最近10年中同东北部和西海岸在利益和价值取向上逐渐拉开距离。这次居然成为共和、民主两党拉锯战的关键地区，而且成为民主党失利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克林顿一戈尔的成功恰恰在于他们来自中南部地区，削弱了共和党的基础。今后两党的势力消长也主要在于中西部和大湖区，甚至取决于这两个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程度。这种党派的地域倾向一旦形成，将是一个长期现象，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
小布什虽然得以连任，他所面临的挑战却是沉重的：这次选举（以及2000年选举）对美国社会造成的深刻裂痕；新保守主义者造成国内外对白宫的普遍不信任；反恐和伊拉克战争的前途未卜；盟国体系急需修补；两大赤字（超过1万亿美元）积累起巨大的潜在风险；主流媒体与主流决策层的脱节；等等，都有待小布什在今后4年中认真对付。人们担心的是，共和党保守派把这次选举胜利视做选民对单边主义政策的确认，而且挟国会两院多数之威，在新保守主义的轨道上越滑越远。那么，这些挑战就会成为真正的危机。
实际上，这次大选暴露出来的真正危机是美国国民的认同分裂危机。所谓“美国认同危机”是亨廷顿提出来的。他是从美国的种族构成变化，盎格鲁一撒克逊可能成为少数种族，有色人种将构成美国人口的多数，将导致美国的认同危机。但是这种认同危机比亨廷顿预料的时间来得更早。这次大选后，支持民主党的选民产生空前的挫折感，甚至出现分裂美国或移居国外的主张。而共和党的支持者并不在乎其对手的心理伤害。这种国民情感的对立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来所罕见的。而认同危机的根源不是由于内政或文化的差异，却来自对美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分歧。这就是“帝国的代价”，当这个“帝国的臣民”不认同它的战略目标时，帝国就面临着真正的危险。因为历史上许多帝国的崩溃不是来自外敌的打击，而是产生于内部认同的分裂。美国是否会走上这条不归路，取决于新保守主义的命运。
新保守派虽然孤立但仍有较大影响力。新保守主义者声称：“要么美国领导，要么陷人混乱，世界别无选择”。他们把美国的价值观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信奉“民主帝国主义”。因此，他们选择单边主义，选择“中东民主改造计划”，选择先发制人打击和政权更替。而这种选择的结果只能是崇尚美国的军事优势而走向滥用武力。虽然布什政府的首任4年在这种思维指导下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依然获得多数选民支持而得以连任，这就使白宫很难改弦易辙。有些战略家估计，在今后4年中，白宫和五角大楼会对其单边主义政策稍加调整，力求同盟国多一些共识，多增加一些“支援者同盟”，多用一些外交手段而避免再打一场大的战争。这种预测是否准确，人们可以从2005年五角大楼将要发表的第三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中去加以证实。但是，美国依赖绝对优势确保其全球利益和独霸地位，又以这个地位和实力来强行改造世界的意图不会改变。伊拉克战争以来不断出现的各种矛盾有可能短暂地、部分地得到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说，美国承受的“帝国代价”只会越来越高昂。只有到美国国民都无法承受这种代价的时候，才有可能对“民主帝国主义”做出某种纠正。
如果我们把美国经济的四大风险考虑在内：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美元汇率长期疲软；美国预算赤字失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爆发；以及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引起美国生产和消费停滞。那么，今后4年，小布什维系帝国战略的难度就更大了。美元和军事投人是美国霸权的两大支柱，一旦美元和联邦预算出现严重问题，美国霸权必然动摇。另一种前景是，为了避免经济的政治风险，白宫和五角大楼可能导演另一场局部战争，用以摆脱危机和转移舆论视线。不论哪一种前景，帝国的代价都将加大，世界力量的重构都会加快。
